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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新北爆炸受伤人数升至519人 目前无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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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6月28日电据台湾联合报网站消息,新北八仙游乐园昨晚发生粉尘爆炸事故,新北市卫生局刚公布最新数据,总计伤员共有519人,分别送至41家医院,目前无人死亡 。  新北卫生局表示,因陆续有伤员自行就医,目前截至今天中午12时0分,伤员总计519人,分别送至41家医院,413人住院中、14人留院观察、26人转院、64人出院,未填2人。  伤员的状况轻伤76人、中伤136人、重伤190人,未填117人,其中加护病房则有182人,一般病房219人。编辑:

【中国经济论坛】央企如何“抱团出海”?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曹煦|北京报道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接通远在莫斯科的中国诚通集团副总裁、俄罗斯中国总商会会长蔡桂茹的电话,这位驻扎海外一线的央企高管和在俄华商的大管家,语气里透着些许激动。  “散兵游勇、各自为战的中国企业在国际上失败的教训很多,也很惨痛。外国人现在对我们的心理揣摩很准,往往利用我们互相残杀的内部竞争,从中得利。”蔡桂茹说。  这或许是成为世界最大商品出口国,和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后,中国面临的深刻现状。  浩浩荡荡的出海大军中,央企无疑是主力军:目前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70%以上为央企;我国对外承包工程营业总额60%以上为央企。在经营区域上,央企继续保持着对亚洲、非洲等传统市场的优势,对美洲、大洋洲的投资合作规模日益扩大;在经营领域上,逐步由能源资源开发和对外承包工程,拓展到高铁、核电、特高压等装备制造和工业园区建设领域。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张毅在2015年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上要求,大力推动高铁、特高压电网、核电、4G网络、建筑施工等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走出去”,同时积极带动中国装备、技术、标准、服务“走出去”,打造出叫得响的中国品牌,推动国际化经营向中高端发展。  央企抱团出海,既是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中国经济增速调整对央企的一种倒逼,也是央企发展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跨国公司的需要,也是我国经济更好融入全球经济的需要。  “抱团出海中,出海是目的、也是一种共识,抱团是途径、也是一种意识。”蔡桂茹说。  站在下一个出海的路口,过去十余年饱尝海外苦辣酸甜的央企们,是否愿意选择抱团,以及如何抱团?    5月23日,李克强总理在秘鲁出席中资企业座谈会时提出,在走出去过程中,面对地域文化差异和各种风险,企业一定要抱团出海,防止恶性竞争,国家会在金融等方面给予相应的政策优惠支持。  事实上,最近几个月,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就多次对“抱团出海”表态发声。  5月13日,国务院出台《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指出:营造基础设施相对完善、法律政策配套的具有集聚和辐射效应的良好区域投资环境,引导国内企业抱团出海、集群式“走出去”。  国务院国资委日前发布通知要求,央企要加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协同发展,加大海外业务合作力度,倡导有序竞争,避免不规范恶性竞争,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推动国际化经营向中高端发展。  在国家“一带一路”、周边国家互联互通、中非“三网一化”等战略部署下,抱团出海的国家意志,从国务院总理,到央企总经理,已经达成。  事实上“抱团出海”在发达国家也早已不是新闻。以日企抢占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铁路建设市场为例,2010年以来,日本负责金融和协调的综合商社、拥有运行技术经验的铁路各公司、制造车辆的川崎重工和日立制作所、在信号和通信设备领域具有优势的三菱重工、擅长运行系统的东芝,以及承接土木工程的大型承包商组成“日本联盟”,共同开展竞标活动。  订单的获得并非一日之功,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便大力推进“新干线外交”,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和日本商会等官方和民间组织向日本企业传授东南亚国家政治、经济、法律和税务等领域知识,并举办各种活动与东南亚国家的政府官员和工商界人士建立良好关系,为日本企业开展业务提供便利。  而包括辉瑞、戴尔等在内的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后,美国的相关金融、咨询、公关、人力等服务机构等都会来华为其提供本土化服务保障,这就不仅仅是一个产业链条,而是一个产业集群。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张毅:在走出去的模式探索创新中,注重加大“联合出海”力度,同行业企业要在市场化运作、利益共享基础上形成优势互补、分工协作的新型业务模式。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黄丹华: 要进一步提升走出去的组织性、协同性,不断创新走出去方式,推动国际化经营转型升级。  工信部总工程师王黎明:把中国企业的技术、装备和融资结合起来,采取集团走出去的方式,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中国海外发展和规划协会会长、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电力领域走出去,不仅涉及到提供设备,还包括施工技术、后续管理等;走出去不仅是发电设备,也包括配套的输变电设备等。“电企应拧成一股绳,整体走出去。”  东方电气总经理斯泽夫:目前全国具有EPC(指整个建设工程的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资质的企业有1600家,大家一起“走出去”之后,要避免因为互相恶性竞争,再次成为国际笑话。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贺禹:核电“走出去”需要国内的企业形成团队,包括设计院、制造厂家和建设队伍等,充分利用各家企业的优势和经验,共同“走出去”。  抱团出海的新内涵  事实上无论是抱团出海,还是联合出海,并不是一个新的口号,而是在中国“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等战略下,结合当下国企改革和央企重组的预期,这个命题有了新的内涵。  长期关注中国企业国际化的中国国际贸易学会理事、南开大学商学院教授许晖,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央企海外十余年,经历了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三个战略层次,“走出去”指硬实力,是资金技术资源的实力体现;“走进去”指软实力,是跨文化沟通与管理的成功体现;“走上去”指创立全球化知名品牌,也是国际化企业追求的境界。总理强调的“抱团出海”,显然应该聚焦在“走上去”这个阶段。“优势产业抱团参与全球市场竞争,不仅有利于稳增长,还可推动中国制造从中低端向中高端提升档次,带动国家整体工业化水平进步。”  在蔡桂茹看来,国家整体实力和话语权的增强,走出去人员整体面貌和水平的提高,都为更高层次的抱团出海创造了重要机遇。“过去是我们出去找项目,现在是我们要做项目,由被动变成主动,不一样了。”  记者在采访中也听到了这样的声音:部分央企走出去多年,其实依然停留在投钱买资产这种低层次的扩张,有必要从管理理念、优秀文化、中国形象的向外输出看待“抱团出海”。  某石油央企海外业务部门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在东西方文化差异巨大的情况下,央企某种程度上也是东方文化、中国文化的使者。新一轮走出去,央企要把中国商界中勤劳、诚信、仁爱、重合同等优秀文化带到当地去,改变部分国家对中国的有色眼镜和贸易壁垒,在真心实意帮助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实现自己企业的更大发展。“如果企业没有这样的指导思想,那么抱团出海一定是短视的。”  蔡桂茹认为,中国和俄罗斯的经贸合作,不缺政策,也不缺钱,缺的是诚信的形象。“缺乏诚信是和破产连在一起的,俄罗斯对中国人曾经有误解,我们要花很长时间修复形象。”  中国诚通副总裁蔡桂茹:国家整体实力和话语权的增强,走出去人员整体面貌和水平的提高,都为更高层次的抱团出海创造了重要机遇。过去是我们出去找项目,现在是我们要做项目,由被动变成主动,不一样了。  抱团出海核心在配套  “ (抱团出海)提法很好,如何实现,机制很关键,核心在配套企业能否跟上。”许晖告诉记者。  在政策层面,商务部、发改委都曾制定过支持企业走出去的相关文件,但关于如何“抱团出海”,公开资料显示目前只有机制、思路等框架性建议。  而在商业运作层面,市场一线的央企们早已在进行各种尝试。  国内企业的单兵作战、兄弟互搏的走出去模式,难以实现“一带一路”下的系统走出去。某通信行业央企市场部门负责人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该企业内部曾就如何走出去进行过深入论证,并提出“借船出海”、“造船出海”、“买船出海”、“东风助力”等模式。“借船出海”是指和兄弟央企以及国外有实力的企业合作出海,“造船出海”是指打造自己的国际化队伍和载体,“买船出海”是指通过并购、重组等资本运作方式出海,“东风助力”是指借国家的有利政策出海,“出海是一个系统工程,应该结合企业实际选择适当模式。”  信息通信行业也是国务院列入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重点行业。在该人士看来,通信行业的抱团出海应该是龙头企业发挥在资本、信息、渠道、人才、管理等方面的竞争优势,带动一批配套企业,同时资本加产业、建设加运营紧密结合,构建全产业链战略联盟,形成综合竞争优势。  中建集团某海外项目部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我们在非洲有很多好的工程承包项目,比方说星级酒店、大型商场等。但我们只有建设队伍,却没有贸易经营管理队伍,如果有合适的合作方,我们就可以承建、经营一揽子包下,共享利益。  奥思企业管理咨询顾问有限公司高级总监李元飞:对已在海外耕耘多年、话语权相对较大的央企来说,“抱团”更多是一种大哥哥带带小弟弟的合作意识和经验优势;对刚开始布局国际市场、产业基础相对薄弱的央企而言,“抱团出海”则是他们搭上这波国际出海快车的契机。“同行业企业要以资本为纽带联合走出去,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要以业务为纽带抱团走出去。”央企“抱团出海”在实操层面能否落地,关键在于:同领域企业如何在市场化运作、利益共享基础上形成优势互补、分工协作的新型业务模式;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如何形成产业联盟,打造商产融等综合性跨国经营平台。  整合重组助力“走出去”  国资委前主任李荣融曾经留下过一句名言:央企,是要踢世界杯的。  然而在走出去争取海外项目时,一些同行业的央企互相压价,甚至不惜牺牲利润,把精力大多放在了如何成功拿下项目上,这显然不利于中国制造的技术进步和品牌树立。此外,一些关键性行业的产业集中度偏低,国际竞争力不足、品牌影响力不强,决策层对央企整合重组后的出海显然寄予了很高期望。  民生证券研究院院长管清友认为,新一届政府对央企“强强联合”的思路是针对龙头企业进行整合,减少央企在同质化竞争中的内耗,避免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自相残杀,同时拓展海外市场、加快产能输出。“强强联合有助于打造国家品牌,对走出去效果最为明显。”  南开大学商学院教授许晖表示:央企重组的一个重要考量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面向国际市场、与跨国公司竞争的要求。  5月20日,两家航运央企中国远洋、中海发展发布公告称,双方共同投资3.3亿美元成立中国矿运有限公司,专项从事铁矿石海上运输及相关干散货业务。目前中国矿运已经从巴西铁矿石巨头淡水河谷处揽入4艘40万吨级干散货船,根据合作安排,未来还将建造10艘40万吨级干散货船。中国矿运的出现,也让中远中海重组预期再度增强。  5月29日,经国务院批准,拥有核电牌照的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与拥有技术优势的国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重组成立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舆论普遍认为,经过30多年“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发展,中国核电产业已经进入“出海”的新阶段,行业整合将有助于加速推动国产第三代核电技术“走出去”。  联手向外,央企正当其时。  中国北车副总裁余卫平:南、北车的重组以轨道交通装备为核心,在加快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进程中,起到先锋作用。这种资源的重组,让中国高铁具有更强的议价能力和话语权,更好、更优、更强、更大。  政府和企业的角色扮演  “坚持企业主导、政府推动”,国务院5月份发布的《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这样界定此轮产能和装备出海中政企双方的角色: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按照国际惯例和商业原则开展合作,企业自主决策、自负盈亏、自担风险;政府加强统筹协调,制定发展规划,改革管理方式,提高便利化水平,完善支持政策,营造良好环境。  南开大学商学院教授许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目前有一些商会、协会等非官方组织在中国企业走出去中虽然承担一定的协调、咨询和联络功能,但央企比较特殊,它们出海很多承载着国家战略,因此海外市场的统筹、协调、配合由政府出面比较好。  这一观点在多家央企里也得到了印证。前述通信行业央企市场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同一个集团内部的二级公司间尚且存在‘集而不团’、各自为战的现象,更不用说跨集团间的分工协作了,政府必要的牵头甚至是行政干预都很重要。”  蔡桂茹则认为:企业抱团取暖,政府也要抱团管制。“如果能真正实现抱团的话,我们的外交、财政、商务、公安都协调,就会好很多。”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耿清智表示,作为企业来说,要充分认识到政府不是“推销员”,并不能总是依赖所谓的“能源外交”、“高铁外交”等需要总理签字签单的项目,在借助好政府的作用时,也要发挥企业自身的主动性。同时,由于“一带一路”很多工程项目浩大,需要企业有联合国内甚至国外其他企业的能力和胸襟,以联合竞标、工程总承包等多种方式参与发展。  据央视《新闻联播》报道,为支持装备走出去,有关政府部门将进一步下放境外投资项目管理权限,90%以上将采取备案的方式进行管理;出台最新版本“跨境担保外汇管理规定”支持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另一方面,装备行业将实施品牌战略和打造信用体系。此外,针对装备制造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发改委、工信部等部门正在推动完善金融支持政策。  奥思企业管理咨询顾问有限公司高级总监李元飞认为,抱团的最高层次在于协同,协同的难点又在于考核和利益。“如何以绩效考核和利益分配激励协同,以专业化管理推进协同,国资委作为央企的监管和考核机构,理应在制度设计上有所体现。”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范集湘:应由国家搭台整合产能,使整个电力产业整装编队“走出去”,才能走得高端,体现出优势。此外,要使企业外部条件与西方公司大体相当,比如融资成本、保险成本、税赋成本、人力资源成本等,使我们的企业不输在国际竞争的起跑线上。  老困惑和新路径  虽然抱团出海不乏“强烈意愿”,但既然是出海,就面临着长期存在的共性问题。  在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司长周柳军看来:很多企业对境外投资的环境了解不足,国际化经营人才缺乏,投融资的渠道偏少,以及境外投资的风险加大。  “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蔡桂茹认为众多走出去的失败案例背后,折射出中国企业需要政策护航,完善的法规体系和规则意识,以及对风险的把握和防控。  近日,航天科工所属企业联合国新国际等全资收购英国AC公司旗下公司股权;去年中国五矿携手国新国际和中信金属投资建设秘鲁拉斯邦巴斯铜矿项目,这也是目前我国在秘鲁投建的最大矿产项目。  这样的案例,基本勾勒出央企海外并购的主线。东方电气有限公司总经理斯泽夫认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时直接投资少,大多数对外投资是资源性投资,制造业较少。  前述石油央企海外业务部门人士表示,目前在实际开展海外业务时还存在一些非商业的制约因素:“一个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目前我们的资金流进和流出有时会有障碍;另一个就是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当地对中字头企业的抵触情绪和保留态度。”  积极参与境外产业集聚区、经贸合作区、工业园区、经济特区等合作园区建设,正在成为带动国内企业集群式走出去的一条路径。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日前表示,目前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有70多个在建合作区项目,建区企业基础设施投资超过80亿美元,将带动入区企业投资近100亿美元,预计年产值超过200亿美元,可为当地创造20万个就业机会。  蔡桂茹表示,中国诚通即将在俄罗斯新建一个中国建材商品、基建产品的展示交易中心,利用已长期本土化经营企业的经验优势,带动其他中资企业入驻经营。“大家都在台面上面对俄罗斯的客户,遵循市场规则,不会发生福建企业报一个价,山东企业报一个价的乱象。”  复旦大学中国风险投资研究中心主任张陆洋:很多单个企业在面对欧美企业的财团竞争时,显得“形单影只”,能力有限。因此,不妨组建专业化规模的私募财团,通过规模化、综合化、多元化的发展,使得抱团取暖的中企更容易成功出海。 编辑:

中新网7月10日电 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今日回应能否不再办理《生育服务证》问题时表示,生育证承载很多信息,一个服务证可以看看政府提供什么服务,目前各地按照要求简化了办理程序,下一步还要进一步推进生育服务证电子化,逐步实现多证合一。  卫计委今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有关情况,介绍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改革进展情况。  杨文庄说,从国家卫生计生委加强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角度来讲,《生育服务证》承载主要是信息采集和生育服务这方面的功能,是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一个重要有效的载体。一孩生育服务证究其本质而言,是生育信息的登记。  杨文庄指出,2015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印发的《关于改革生育服务证制度的指导意见》就明确要求,实行一孩生育登记,对夫妇双方均属初育的免费办理《生育服务证》,自主安排生育,也就是说符合政策生育的第一个孩子的夫妻,既可以在生育前也可以在生育后到村居或者乡镇街道办理登记,政府相应提供免费的孕前优生健康筛查和其他的妇幼健康的服务,办理生育保险、住院分娩等等事项。  杨文庄强调,再生育要符合有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因为我国是人口大国,要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所以对再生育还有一些条件的限制。办理再生育服务证,各地按照国家的要求简化了办理的程序,推行了承诺的制度,开展了网上办证,实行代理服务,实行限时办结,受到了群众的欢迎。下一步还要进一步推进生育服务证电子化,逐步实现多证合一。(原标题:国家卫计委回应生孩子能否不用再办《生育服务证》)编辑: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意见》。意见提出,2015年,大病保险支付比例应达到50%以上;年底前,大病保险覆盖所有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人群,大病患者看病就医负担有效减轻。据介绍,意见明确要求以发生高额医疗费用作为“大病”的界定标准。这是继2012年6部门下发《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后,国家在重特大疾病保障与救助机制建设上的又一“力作”,对规范和完善我国大病保险制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建立完善大病保险制度,不断提高大病保障水平和服务可及性,着力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切实避免人民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意见要求,到2017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大病保险制度,与医疗救助等制度紧密衔接,共同发挥托底保障功能,有效防止发生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城乡居民医疗保障的公平性得到显著提升。  在提高保障水平方面,意见指出,大病保险的保障范围与城乡居民基本医保相衔接。参保人患大病发生高额医疗费用,由大病保险对经城乡居民基本医保按规定支付后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给予保障。2015年大病保险支付比例应达到50%以上,并随着大病保险筹资能力、管理水平不断提高,进一步提高支付比例,更有效地减轻个人医疗费用负担。    为鼓励支持商业保险机构参与大病保险服务,意见明确,原则上通过政府招标选定商业保险机构承办大病保险业务。对商业保险机构承办大病保险的保费收入,按现行规定免征营业税,免征保险业务监管费。2015年至2018年,试行免征保险保障金。  在严格监督管理方面,意见还强调,加强大病保险运行的监管,督促商业保险机构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加强对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行为和质量的监管。  发生高额医疗费就是大病  国务院医改办专职副主任、国家卫生计生委体改司司长梁万年介绍,原卫生部新农合重大医疗保障是从病种起步的,包括儿童白血病、先天性心脏病等22种疾病。这次意见明确要求以发生高额医疗费用作为“大病”的界定标准。当个人自付部分超过一定额度,就可能导致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这个病就是大病”。  意见规定,高额医疗费用,可以个人年度累计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超过当地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度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主要测算依据。根据城乡居民收入变化情况,建立动态调整机制,研究细化大病的科学界定标准,具体由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国际上有一个通用概念——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就是将一个家庭的总收入减去家庭必需的食品等生活支出作为分母,这个家庭一个年度内累计的医疗支出作为分子,其比值如果大于或等于40%,也就意味着这个家庭发生了灾难性的医疗支出。”国务院医改办专职副主任、国家卫生计生委体改司司长梁万年介绍,原卫生部新农合重大医疗保障是从病种起步的,包括儿童白血病、先天性心脏病等22种疾病。这次意见明确要求以发生高额医疗费用作为“大病”的界定标准。当个人自付部分超过一定额度,就可能导致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这个病就是大病”。  在前期试点的基础上,关于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意见规定,大病保险的保障对象为城乡居民基本医保的参保人,2015年底前,大病保险覆盖所有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人群。   我国大病保险试点工作已在多地推开,截至今年4月底,分别有287个和255个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城镇居民和新农合的大病保险工作,覆盖人口约7亿。  在界定大病保险的标准上,各试点地方有不同做法,如河南省参加“城镇居民医保”的居民,只要在一个保险年度内住院(含规定的门诊慢性病)累计发生的费用超过1.8万元,就可在经过基本医保报销的基础上,获得大病保险的“二次报销”;甘肃省规定,只要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患者个人支付的合规医疗费用超过5000元以后,都可以得到大病医保报销。    意见提出,2015年大病保险支付比例应达到50%以上,随着大病保险筹资能力、管理水平不断提高,进一步提高支付比例,更有效地减轻个人医疗费用负担。按照医疗费用高低分段制定大病保险支付比例,医疗费用越高,支付比例越高。  “由于目前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住院医疗费用的实际报销比例大体能达到50%以上,加上大病保险,未来城乡居民的大病医疗费用总体实际报销比例能超过70%。”南开大学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朱铭来认为,大病保险的全面实施能有效缓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    2014年初北京市推出了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当时政策规定,在不增加参保者缴费的前提下,居民发生的起付金额以上、5万元(含)以内的费用,由大病保险资金报销50%。超过5万元的费用,由大病保险资金报销60%。同时,北京大病保险实行上不封顶的报销政策。  江西省自2013年在新余等地试点大病保险制度。新农合患者在统筹区域内定点医院就诊,基本医保报销后,个人自付合规医药费用超过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部分,均纳入大病保险报销范围。以新余市为例,2013年,享受大病保险补偿的城乡居民实际结报率提高了15%。  朱铭来说,意见在确定大病保险的保障水平时,还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根据城乡居民收入变化情况,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二是“鼓励地方探索向困难群体适当倾斜的具体办法,努力提高大病保险制度托底保障的精准性”。这是强化大病保险补偿机制的提质增效,将有限的大病保险基金用在真正迫切需要的人群身上。    “全面实施大病保险,并不能完全确保每一位大病患者都不发生灾难性支出。”国家卫计委有关负责人在对意见进行解读时表示,强化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疾病应急救助、商业健康保险及慈善救助等制度间的互补联动,明确分工,才能更好地避免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   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的低保户鄂建英在丈夫车祸去世后又被查出患乳腺恶性肿瘤,治疗费用花了21万元。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为她报销了一多半的花费,而除去基本医疗和大病保险报销,她还得到了5万元的大病关爱金和1.6万元的大病救助金。这些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拨款、社会捐助、慈善救助等。  中国卫生经济学会副会长张振忠认为,加强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疾病应急救助、商业健康保险及慈善救助等制度间的互补联动,有助于形成保障合力,关键是要尽快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切实做好制度之间的“无缝衔接”。  本版综合新华社电(原标题:“大病”界定标准为发生高额医疗费)编辑:

【“南京虐童案”养母涉嫌故意伤害罪被提起公诉】 “虐童案”有了最新消息。今天傍晚6点20分左右,记者从南京市检察院政务微博“@南京检察”获悉,2015年7月20日,李征琴涉嫌故意伤害犯罪一案,由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向浦口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快报记者 王瑞)编辑:

台湾新北爆炸受伤人数升至519人 目前无人死亡

中新网6月28日电据台湾联合报网站消息,新北八仙游乐园昨晚发生粉尘爆炸事故,新北市卫生局刚公布最新数据,总计伤员共有519人,分别送至41家医院,目前无人死亡 。  新北卫生局表示,因陆续有伤员自行就医,目前截至今天中午12时0分,伤员总计519人,分别送至41家医院,413人住院中、14人留院观察、26人转院、64人出院,未填2人。  伤员的状况轻伤76人、中伤136人、重伤190人,未填117人,其中加护病房则有182人,一般病房219人。编辑:

【中国经济论坛】央企如何“抱团出海”?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曹煦|北京报道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接通远在莫斯科的中国诚通集团副总裁、俄罗斯中国总商会会长蔡桂茹的电话,这位驻扎海外一线的央企高管和在俄华商的大管家,语气里透着些许激动。  “散兵游勇、各自为战的中国企业在国际上失败的教训很多,也很惨痛。外国人现在对我们的心理揣摩很准,往往利用我们互相残杀的内部竞争,从中得利。”蔡桂茹说。  这或许是成为世界最大商品出口国,和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后,中国面临的深刻现状。  浩浩荡荡的出海大军中,央企无疑是主力军:目前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70%以上为央企;我国对外承包工程营业总额60%以上为央企。在经营区域上,央企继续保持着对亚洲、非洲等传统市场的优势,对美洲、大洋洲的投资合作规模日益扩大;在经营领域上,逐步由能源资源开发和对外承包工程,拓展到高铁、核电、特高压等装备制造和工业园区建设领域。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张毅在2015年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上要求,大力推动高铁、特高压电网、核电、4G网络、建筑施工等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走出去”,同时积极带动中国装备、技术、标准、服务“走出去”,打造出叫得响的中国品牌,推动国际化经营向中高端发展。  央企抱团出海,既是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中国经济增速调整对央企的一种倒逼,也是央企发展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跨国公司的需要,也是我国经济更好融入全球经济的需要。  “抱团出海中,出海是目的、也是一种共识,抱团是途径、也是一种意识。”蔡桂茹说。  站在下一个出海的路口,过去十余年饱尝海外苦辣酸甜的央企们,是否愿意选择抱团,以及如何抱团?    5月23日,李克强总理在秘鲁出席中资企业座谈会时提出,在走出去过程中,面对地域文化差异和各种风险,企业一定要抱团出海,防止恶性竞争,国家会在金融等方面给予相应的政策优惠支持。  事实上,最近几个月,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就多次对“抱团出海”表态发声。  5月13日,国务院出台《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指出:营造基础设施相对完善、法律政策配套的具有集聚和辐射效应的良好区域投资环境,引导国内企业抱团出海、集群式“走出去”。  国务院国资委日前发布通知要求,央企要加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协同发展,加大海外业务合作力度,倡导有序竞争,避免不规范恶性竞争,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推动国际化经营向中高端发展。  在国家“一带一路”、周边国家互联互通、中非“三网一化”等战略部署下,抱团出海的国家意志,从国务院总理,到央企总经理,已经达成。  事实上“抱团出海”在发达国家也早已不是新闻。以日企抢占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铁路建设市场为例,2010年以来,日本负责金融和协调的综合商社、拥有运行技术经验的铁路各公司、制造车辆的川崎重工和日立制作所、在信号和通信设备领域具有优势的三菱重工、擅长运行系统的东芝,以及承接土木工程的大型承包商组成“日本联盟”,共同开展竞标活动。  订单的获得并非一日之功,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便大力推进“新干线外交”,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和日本商会等官方和民间组织向日本企业传授东南亚国家政治、经济、法律和税务等领域知识,并举办各种活动与东南亚国家的政府官员和工商界人士建立良好关系,为日本企业开展业务提供便利。  而包括辉瑞、戴尔等在内的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后,美国的相关金融、咨询、公关、人力等服务机构等都会来华为其提供本土化服务保障,这就不仅仅是一个产业链条,而是一个产业集群。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张毅:在走出去的模式探索创新中,注重加大“联合出海”力度,同行业企业要在市场化运作、利益共享基础上形成优势互补、分工协作的新型业务模式。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黄丹华: 要进一步提升走出去的组织性、协同性,不断创新走出去方式,推动国际化经营转型升级。  工信部总工程师王黎明:把中国企业的技术、装备和融资结合起来,采取集团走出去的方式,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中国海外发展和规划协会会长、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电力领域走出去,不仅涉及到提供设备,还包括施工技术、后续管理等;走出去不仅是发电设备,也包括配套的输变电设备等。“电企应拧成一股绳,整体走出去。”  东方电气总经理斯泽夫:目前全国具有EPC(指整个建设工程的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资质的企业有1600家,大家一起“走出去”之后,要避免因为互相恶性竞争,再次成为国际笑话。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贺禹:核电“走出去”需要国内的企业形成团队,包括设计院、制造厂家和建设队伍等,充分利用各家企业的优势和经验,共同“走出去”。  抱团出海的新内涵  事实上无论是抱团出海,还是联合出海,并不是一个新的口号,而是在中国“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等战略下,结合当下国企改革和央企重组的预期,这个命题有了新的内涵。  长期关注中国企业国际化的中国国际贸易学会理事、南开大学商学院教授许晖,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央企海外十余年,经历了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三个战略层次,“走出去”指硬实力,是资金技术资源的实力体现;“走进去”指软实力,是跨文化沟通与管理的成功体现;“走上去”指创立全球化知名品牌,也是国际化企业追求的境界。总理强调的“抱团出海”,显然应该聚焦在“走上去”这个阶段。“优势产业抱团参与全球市场竞争,不仅有利于稳增长,还可推动中国制造从中低端向中高端提升档次,带动国家整体工业化水平进步。”  在蔡桂茹看来,国家整体实力和话语权的增强,走出去人员整体面貌和水平的提高,都为更高层次的抱团出海创造了重要机遇。“过去是我们出去找项目,现在是我们要做项目,由被动变成主动,不一样了。”  记者在采访中也听到了这样的声音:部分央企走出去多年,其实依然停留在投钱买资产这种低层次的扩张,有必要从管理理念、优秀文化、中国形象的向外输出看待“抱团出海”。  某石油央企海外业务部门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在东西方文化差异巨大的情况下,央企某种程度上也是东方文化、中国文化的使者。新一轮走出去,央企要把中国商界中勤劳、诚信、仁爱、重合同等优秀文化带到当地去,改变部分国家对中国的有色眼镜和贸易壁垒,在真心实意帮助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实现自己企业的更大发展。“如果企业没有这样的指导思想,那么抱团出海一定是短视的。”  蔡桂茹认为,中国和俄罗斯的经贸合作,不缺政策,也不缺钱,缺的是诚信的形象。“缺乏诚信是和破产连在一起的,俄罗斯对中国人曾经有误解,我们要花很长时间修复形象。”  中国诚通副总裁蔡桂茹:国家整体实力和话语权的增强,走出去人员整体面貌和水平的提高,都为更高层次的抱团出海创造了重要机遇。过去是我们出去找项目,现在是我们要做项目,由被动变成主动,不一样了。  抱团出海核心在配套  “ (抱团出海)提法很好,如何实现,机制很关键,核心在配套企业能否跟上。”许晖告诉记者。  在政策层面,商务部、发改委都曾制定过支持企业走出去的相关文件,但关于如何“抱团出海”,公开资料显示目前只有机制、思路等框架性建议。  而在商业运作层面,市场一线的央企们早已在进行各种尝试。  国内企业的单兵作战、兄弟互搏的走出去模式,难以实现“一带一路”下的系统走出去。某通信行业央企市场部门负责人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该企业内部曾就如何走出去进行过深入论证,并提出“借船出海”、“造船出海”、“买船出海”、“东风助力”等模式。“借船出海”是指和兄弟央企以及国外有实力的企业合作出海,“造船出海”是指打造自己的国际化队伍和载体,“买船出海”是指通过并购、重组等资本运作方式出海,“东风助力”是指借国家的有利政策出海,“出海是一个系统工程,应该结合企业实际选择适当模式。”  信息通信行业也是国务院列入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重点行业。在该人士看来,通信行业的抱团出海应该是龙头企业发挥在资本、信息、渠道、人才、管理等方面的竞争优势,带动一批配套企业,同时资本加产业、建设加运营紧密结合,构建全产业链战略联盟,形成综合竞争优势。  中建集团某海外项目部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我们在非洲有很多好的工程承包项目,比方说星级酒店、大型商场等。但我们只有建设队伍,却没有贸易经营管理队伍,如果有合适的合作方,我们就可以承建、经营一揽子包下,共享利益。  奥思企业管理咨询顾问有限公司高级总监李元飞:对已在海外耕耘多年、话语权相对较大的央企来说,“抱团”更多是一种大哥哥带带小弟弟的合作意识和经验优势;对刚开始布局国际市场、产业基础相对薄弱的央企而言,“抱团出海”则是他们搭上这波国际出海快车的契机。“同行业企业要以资本为纽带联合走出去,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要以业务为纽带抱团走出去。”央企“抱团出海”在实操层面能否落地,关键在于:同领域企业如何在市场化运作、利益共享基础上形成优势互补、分工协作的新型业务模式;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如何形成产业联盟,打造商产融等综合性跨国经营平台。  整合重组助力“走出去”  国资委前主任李荣融曾经留下过一句名言:央企,是要踢世界杯的。  然而在走出去争取海外项目时,一些同行业的央企互相压价,甚至不惜牺牲利润,把精力大多放在了如何成功拿下项目上,这显然不利于中国制造的技术进步和品牌树立。此外,一些关键性行业的产业集中度偏低,国际竞争力不足、品牌影响力不强,决策层对央企整合重组后的出海显然寄予了很高期望。  民生证券研究院院长管清友认为,新一届政府对央企“强强联合”的思路是针对龙头企业进行整合,减少央企在同质化竞争中的内耗,避免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自相残杀,同时拓展海外市场、加快产能输出。“强强联合有助于打造国家品牌,对走出去效果最为明显。”  南开大学商学院教授许晖表示:央企重组的一个重要考量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面向国际市场、与跨国公司竞争的要求。  5月20日,两家航运央企中国远洋、中海发展发布公告称,双方共同投资3.3亿美元成立中国矿运有限公司,专项从事铁矿石海上运输及相关干散货业务。目前中国矿运已经从巴西铁矿石巨头淡水河谷处揽入4艘40万吨级干散货船,根据合作安排,未来还将建造10艘40万吨级干散货船。中国矿运的出现,也让中远中海重组预期再度增强。  5月29日,经国务院批准,拥有核电牌照的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与拥有技术优势的国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重组成立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舆论普遍认为,经过30多年“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发展,中国核电产业已经进入“出海”的新阶段,行业整合将有助于加速推动国产第三代核电技术“走出去”。  联手向外,央企正当其时。  中国北车副总裁余卫平:南、北车的重组以轨道交通装备为核心,在加快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进程中,起到先锋作用。这种资源的重组,让中国高铁具有更强的议价能力和话语权,更好、更优、更强、更大。  政府和企业的角色扮演  “坚持企业主导、政府推动”,国务院5月份发布的《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这样界定此轮产能和装备出海中政企双方的角色: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按照国际惯例和商业原则开展合作,企业自主决策、自负盈亏、自担风险;政府加强统筹协调,制定发展规划,改革管理方式,提高便利化水平,完善支持政策,营造良好环境。  南开大学商学院教授许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目前有一些商会、协会等非官方组织在中国企业走出去中虽然承担一定的协调、咨询和联络功能,但央企比较特殊,它们出海很多承载着国家战略,因此海外市场的统筹、协调、配合由政府出面比较好。  这一观点在多家央企里也得到了印证。前述通信行业央企市场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同一个集团内部的二级公司间尚且存在‘集而不团’、各自为战的现象,更不用说跨集团间的分工协作了,政府必要的牵头甚至是行政干预都很重要。”  蔡桂茹则认为:企业抱团取暖,政府也要抱团管制。“如果能真正实现抱团的话,我们的外交、财政、商务、公安都协调,就会好很多。”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耿清智表示,作为企业来说,要充分认识到政府不是“推销员”,并不能总是依赖所谓的“能源外交”、“高铁外交”等需要总理签字签单的项目,在借助好政府的作用时,也要发挥企业自身的主动性。同时,由于“一带一路”很多工程项目浩大,需要企业有联合国内甚至国外其他企业的能力和胸襟,以联合竞标、工程总承包等多种方式参与发展。  据央视《新闻联播》报道,为支持装备走出去,有关政府部门将进一步下放境外投资项目管理权限,90%以上将采取备案的方式进行管理;出台最新版本“跨境担保外汇管理规定”支持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另一方面,装备行业将实施品牌战略和打造信用体系。此外,针对装备制造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发改委、工信部等部门正在推动完善金融支持政策。  奥思企业管理咨询顾问有限公司高级总监李元飞认为,抱团的最高层次在于协同,协同的难点又在于考核和利益。“如何以绩效考核和利益分配激励协同,以专业化管理推进协同,国资委作为央企的监管和考核机构,理应在制度设计上有所体现。”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范集湘:应由国家搭台整合产能,使整个电力产业整装编队“走出去”,才能走得高端,体现出优势。此外,要使企业外部条件与西方公司大体相当,比如融资成本、保险成本、税赋成本、人力资源成本等,使我们的企业不输在国际竞争的起跑线上。  老困惑和新路径  虽然抱团出海不乏“强烈意愿”,但既然是出海,就面临着长期存在的共性问题。  在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司长周柳军看来:很多企业对境外投资的环境了解不足,国际化经营人才缺乏,投融资的渠道偏少,以及境外投资的风险加大。  “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蔡桂茹认为众多走出去的失败案例背后,折射出中国企业需要政策护航,完善的法规体系和规则意识,以及对风险的把握和防控。  近日,航天科工所属企业联合国新国际等全资收购英国AC公司旗下公司股权;去年中国五矿携手国新国际和中信金属投资建设秘鲁拉斯邦巴斯铜矿项目,这也是目前我国在秘鲁投建的最大矿产项目。  这样的案例,基本勾勒出央企海外并购的主线。东方电气有限公司总经理斯泽夫认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时直接投资少,大多数对外投资是资源性投资,制造业较少。  前述石油央企海外业务部门人士表示,目前在实际开展海外业务时还存在一些非商业的制约因素:“一个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目前我们的资金流进和流出有时会有障碍;另一个就是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当地对中字头企业的抵触情绪和保留态度。”  积极参与境外产业集聚区、经贸合作区、工业园区、经济特区等合作园区建设,正在成为带动国内企业集群式走出去的一条路径。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日前表示,目前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有70多个在建合作区项目,建区企业基础设施投资超过80亿美元,将带动入区企业投资近100亿美元,预计年产值超过200亿美元,可为当地创造20万个就业机会。  蔡桂茹表示,中国诚通即将在俄罗斯新建一个中国建材商品、基建产品的展示交易中心,利用已长期本土化经营企业的经验优势,带动其他中资企业入驻经营。“大家都在台面上面对俄罗斯的客户,遵循市场规则,不会发生福建企业报一个价,山东企业报一个价的乱象。”  复旦大学中国风险投资研究中心主任张陆洋:很多单个企业在面对欧美企业的财团竞争时,显得“形单影只”,能力有限。因此,不妨组建专业化规模的私募财团,通过规模化、综合化、多元化的发展,使得抱团取暖的中企更容易成功出海。 编辑:

中新网7月10日电 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今日回应能否不再办理《生育服务证》问题时表示,生育证承载很多信息,一个服务证可以看看政府提供什么服务,目前各地按照要求简化了办理程序,下一步还要进一步推进生育服务证电子化,逐步实现多证合一。  卫计委今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有关情况,介绍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改革进展情况。  杨文庄说,从国家卫生计生委加强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角度来讲,《生育服务证》承载主要是信息采集和生育服务这方面的功能,是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一个重要有效的载体。一孩生育服务证究其本质而言,是生育信息的登记。  杨文庄指出,2015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印发的《关于改革生育服务证制度的指导意见》就明确要求,实行一孩生育登记,对夫妇双方均属初育的免费办理《生育服务证》,自主安排生育,也就是说符合政策生育的第一个孩子的夫妻,既可以在生育前也可以在生育后到村居或者乡镇街道办理登记,政府相应提供免费的孕前优生健康筛查和其他的妇幼健康的服务,办理生育保险、住院分娩等等事项。  杨文庄强调,再生育要符合有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因为我国是人口大国,要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所以对再生育还有一些条件的限制。办理再生育服务证,各地按照国家的要求简化了办理的程序,推行了承诺的制度,开展了网上办证,实行代理服务,实行限时办结,受到了群众的欢迎。下一步还要进一步推进生育服务证电子化,逐步实现多证合一。(原标题:国家卫计委回应生孩子能否不用再办《生育服务证》)编辑: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意见》。意见提出,2015年,大病保险支付比例应达到50%以上;年底前,大病保险覆盖所有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人群,大病患者看病就医负担有效减轻。据介绍,意见明确要求以发生高额医疗费用作为“大病”的界定标准。这是继2012年6部门下发《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后,国家在重特大疾病保障与救助机制建设上的又一“力作”,对规范和完善我国大病保险制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建立完善大病保险制度,不断提高大病保障水平和服务可及性,着力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切实避免人民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意见要求,到2017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大病保险制度,与医疗救助等制度紧密衔接,共同发挥托底保障功能,有效防止发生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城乡居民医疗保障的公平性得到显著提升。  在提高保障水平方面,意见指出,大病保险的保障范围与城乡居民基本医保相衔接。参保人患大病发生高额医疗费用,由大病保险对经城乡居民基本医保按规定支付后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给予保障。2015年大病保险支付比例应达到50%以上,并随着大病保险筹资能力、管理水平不断提高,进一步提高支付比例,更有效地减轻个人医疗费用负担。    为鼓励支持商业保险机构参与大病保险服务,意见明确,原则上通过政府招标选定商业保险机构承办大病保险业务。对商业保险机构承办大病保险的保费收入,按现行规定免征营业税,免征保险业务监管费。2015年至2018年,试行免征保险保障金。  在严格监督管理方面,意见还强调,加强大病保险运行的监管,督促商业保险机构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加强对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行为和质量的监管。  发生高额医疗费就是大病  国务院医改办专职副主任、国家卫生计生委体改司司长梁万年介绍,原卫生部新农合重大医疗保障是从病种起步的,包括儿童白血病、先天性心脏病等22种疾病。这次意见明确要求以发生高额医疗费用作为“大病”的界定标准。当个人自付部分超过一定额度,就可能导致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这个病就是大病”。  意见规定,高额医疗费用,可以个人年度累计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超过当地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度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主要测算依据。根据城乡居民收入变化情况,建立动态调整机制,研究细化大病的科学界定标准,具体由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国际上有一个通用概念——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就是将一个家庭的总收入减去家庭必需的食品等生活支出作为分母,这个家庭一个年度内累计的医疗支出作为分子,其比值如果大于或等于40%,也就意味着这个家庭发生了灾难性的医疗支出。”国务院医改办专职副主任、国家卫生计生委体改司司长梁万年介绍,原卫生部新农合重大医疗保障是从病种起步的,包括儿童白血病、先天性心脏病等22种疾病。这次意见明确要求以发生高额医疗费用作为“大病”的界定标准。当个人自付部分超过一定额度,就可能导致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这个病就是大病”。  在前期试点的基础上,关于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意见规定,大病保险的保障对象为城乡居民基本医保的参保人,2015年底前,大病保险覆盖所有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人群。   我国大病保险试点工作已在多地推开,截至今年4月底,分别有287个和255个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城镇居民和新农合的大病保险工作,覆盖人口约7亿。  在界定大病保险的标准上,各试点地方有不同做法,如河南省参加“城镇居民医保”的居民,只要在一个保险年度内住院(含规定的门诊慢性病)累计发生的费用超过1.8万元,就可在经过基本医保报销的基础上,获得大病保险的“二次报销”;甘肃省规定,只要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患者个人支付的合规医疗费用超过5000元以后,都可以得到大病医保报销。    意见提出,2015年大病保险支付比例应达到50%以上,随着大病保险筹资能力、管理水平不断提高,进一步提高支付比例,更有效地减轻个人医疗费用负担。按照医疗费用高低分段制定大病保险支付比例,医疗费用越高,支付比例越高。  “由于目前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住院医疗费用的实际报销比例大体能达到50%以上,加上大病保险,未来城乡居民的大病医疗费用总体实际报销比例能超过70%。”南开大学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朱铭来认为,大病保险的全面实施能有效缓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    2014年初北京市推出了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当时政策规定,在不增加参保者缴费的前提下,居民发生的起付金额以上、5万元(含)以内的费用,由大病保险资金报销50%。超过5万元的费用,由大病保险资金报销60%。同时,北京大病保险实行上不封顶的报销政策。  江西省自2013年在新余等地试点大病保险制度。新农合患者在统筹区域内定点医院就诊,基本医保报销后,个人自付合规医药费用超过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部分,均纳入大病保险报销范围。以新余市为例,2013年,享受大病保险补偿的城乡居民实际结报率提高了15%。  朱铭来说,意见在确定大病保险的保障水平时,还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根据城乡居民收入变化情况,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二是“鼓励地方探索向困难群体适当倾斜的具体办法,努力提高大病保险制度托底保障的精准性”。这是强化大病保险补偿机制的提质增效,将有限的大病保险基金用在真正迫切需要的人群身上。    “全面实施大病保险,并不能完全确保每一位大病患者都不发生灾难性支出。”国家卫计委有关负责人在对意见进行解读时表示,强化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疾病应急救助、商业健康保险及慈善救助等制度间的互补联动,明确分工,才能更好地避免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   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的低保户鄂建英在丈夫车祸去世后又被查出患乳腺恶性肿瘤,治疗费用花了21万元。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为她报销了一多半的花费,而除去基本医疗和大病保险报销,她还得到了5万元的大病关爱金和1.6万元的大病救助金。这些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拨款、社会捐助、慈善救助等。  中国卫生经济学会副会长张振忠认为,加强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疾病应急救助、商业健康保险及慈善救助等制度间的互补联动,有助于形成保障合力,关键是要尽快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切实做好制度之间的“无缝衔接”。  本版综合新华社电(原标题:“大病”界定标准为发生高额医疗费)编辑:

【“南京虐童案”养母涉嫌故意伤害罪被提起公诉】 “虐童案”有了最新消息。今天傍晚6点20分左右,记者从南京市检察院政务微博“@南京检察”获悉,2015年7月20日,李征琴涉嫌故意伤害犯罪一案,由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向浦口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快报记者 王瑞)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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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6-07-11 01:2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