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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正成流浪儿童新来源 或被操纵走向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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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是妈妈吗?我是轩轩,你在哪儿啊!”  “我在广东。”  “他们说你半年没有打生活费了,你在哪里啊,为什么打工那么多久也不回来?”  “我要是不出去挣钱,谁养活我们,靠你吗?”  和母亲的最后一次通话,18年过去了,陆旭轩忘不了。  那是1997年,母亲离开四川老家打工整三年。  这通电话之后,母亲消失在广东的打工潮里,音讯全无。陆旭轩也从一个留守儿童,开始了四处流浪的生活。  25岁的陆旭轩成了中国早期留守儿童中的一员。二十年间,又有很多留守少年复制着他的流浪经历。于景群就是一个。  “留守儿童正在成为流浪儿童新来源。”2008年,贵州大学研究生余丹对贵阳的流浪儿童做过研究,发现46%的流浪儿童是留守儿童或流动人口子女。  “家”这个字,很多孩子还未懂得拥有,就已失去。    从失去母亲开始,于景群就开始流浪了。  2012年1月27日晚6时,12岁的于景群在专注地看着动画片。身后卧室里的母亲,渐渐失去了生命体征。  “妈妈手脚冰凉,睁着眼半天都不眨一下,我试了试鼻息,开始是热的,很快就凉了。”他回忆。  身患癌症晚期的妈妈走了,于景群找来姥姥,“他们把妈妈带走了,把妈妈碰过的、用过的东西都拿走了。”  记忆突然强行中断在这里,“剩下的事你别问我,我都不记得了,我不想让自己记得”。  此前,于景群跟着妈妈住在锦州老家,家境贫寒,从他记事起,父亲就去北京打工,“做保洁。”母亲去世后,他跟着父亲到了北京。  于景群的父亲说,在北京,他没钱也没途径送儿子去上学,就把他留在望京附近的出租屋里,“白天上班时他还没起床,晚上十点多回来已经睡着了,沟通时间特别少”。  没人管,于景群白天常跑出去玩,“在家时天天就在床上躺着不起来,吃饭就在床上吃”。  父子之间,没有想象中的那种相依为命。至少在于景群的记忆里,爸爸常因小事打骂他。  他尝试过理解父亲,“从小他没带过我,我知道他是刀子嘴豆腐心,每次打完都会买零食安慰我,可他一次比一次下手重,我怕了”。  一次挨打后,于景群离家出走。他溜进一个小区,踹开一个地下室的大门,顺手拿走两件衣服,在小区蹦蹦床上睡了一夜。  他开始了“没家”的生活。  和于景群相比,陆旭轩在留守的童年,是有过幸福回忆的:爷爷很疼他。  陆旭轩出生时患有“神经性马蹄足”,双脚向内翻,走路时双腿成X形,几乎没有劳动能力。  幼年时父母离异,母亲出去打工,就再也没回来过。他也跟随父亲来到北京。  可父亲已有新的家庭。六年间,陆旭轩住在爷爷奶奶家,“爷爷疼我,把我当长孙看,奶奶只把我当成包袱。”说这话时,他低下了头。  他记得爷爷的好:定期给他零花钱,并买来课本,辅导他认字,六年里,陆旭轩学会的3000个汉字都是爷爷教的。  奶奶会让他做家务,做得不好,陆旭轩就会挨打骂,2008年那个夏天,陆旭轩拿着爷爷给的十块零花钱,买回了最爱的恐怖小说看,被奶奶发现。奶奶追着他打,惹来爷爷大怒,老人又满屋追着奶奶打。  这种场景也贯穿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这次,他决定离家出走了。“再待下去,不知道爷爷奶奶会发生什么事”。  他舍不得爷爷,但觉得“出走是必然的。”    于景群皮肤黝黑,有点壮,最醒目的是两道粗眉,沉默时,像刚刚生完气。  讲到流浪生活时,他的眉毛会扬起来。  四块钱,是他离家时的全部资产。  2012年12月,在望京随便搭上一辆公交,一路向南,下车,再换一路,到达了13公里外的十里堡。  陌生的四处为家的世界。  几天里,于景群摸清了附近地形:华堂商场一楼有电视看,但只能看到晚上十一点;麦当劳和肯德基可以睡觉,但要注意有几个不算友善的营业员。  吃饭问题也在这里解决。有客人吃剩下的炸鸡,他就冲上去抓起来就嚼,“骨头里面还有肉,他们都不知道”。  说到这儿时,他才露出同龄孩子常有的顽皮表情:张大嘴,模仿撕咬骨头的动作,“那些鸡骨头好香啊。”  晚上睡觉的地方是两公里外的朝青汇小区,小区花园一角里有张长椅,晚上还算安静。  于景群爱吃零食,标准还不低,“果冻一定要喜之郎的,薯片一定要罐装的”。他会去小区里捡瓶子卖,捡上几天,攒够五六十块钱,他就揣着钱去超市大采购。  最奢侈的娱乐是去附近的黑网吧,不需要身份证登记的那种,他花几十块钱可以连续坐上12个小时。  回忆这段流浪生活时,他不觉得这很艰辛。  年长些的陆旭轩对流浪体会更深。  旅游和流浪,同一座北京城,两种感觉。“96年跟我妈来北京玩时,觉得北京特大,哪儿都好,跑出来以后我就奇怪,这是北京吗?”  他总会念叨极少主动联系他的母亲。  流浪中的北京城,变得陌生。对他来说,自由得像监狱,“比监狱还监狱”,他强调。  对于一个18岁的成年人来说,去饭店抢剩饭吃,绝非长久之计。  2008年,没来得及游荡多久,陆旭轩就被带进了救助站。奥运会在即,街上已经没有了流浪汉的生存空间。  救助站里的伙食让他受不了,“早饭是馒头和咸粥,中午就吃清水煮白菜,一棵大白菜能煮一锅。”  他始终筹划着“飞越疯人院”。一天晚上,救助站外的护栏突然断了,他瞅准机会,从护栏钻了出来,一路狂奔。  “那是08年8月,我又脏又臭。”怕自己上不了公交,他找到一户晾着衣服的人家,“捞起就走”。  陆旭轩想办法上了回四川成都的火车:走投无路时,他唯一想到的出路,是回到家乡。    家乡没有亲人愿意接纳,回到四川的陆旭轩又一次进了救助站。  幸运的是,在救助站,他获得了学电脑的机会。一年后,他掌握了一些电脑基本技术。  本以为可以凭此找到一份工作。然而,没人需要一个半路出家的电脑进修学员。  救助站为陆旭轩找了份工作,专门为流浪者开设的福利工厂。每个月能拿两千块工资,缴纳四种社会保险,“这工作太好了”,当时十几岁的他甚至想到了“退休以后就能拿养老金了。”  可惜陆旭轩最终没能抓住这个好机会。每天八小时的工作,他需要蹲坐在院子里,在一车矿渣中找出镁、锌、铜等金属渣。有人负责巡视,一堆矿渣中必须完全淘干净,矿渣放入一碗水里,看不见金属渣,才能算工作量。  身体残疾的陆旭轩,完成任务太困难。  厂里只提供了灶台,工人需要自己做饭,陆旭轩手脚不利索,别人做完饭开工了,他的灶台刚生起火。为省时间,他买来一瓶酱油,酱油焖米饭,他吃了整整一个月。  一个月后,陆旭轩不甘心地离开了工厂。“我现在也觉得遗憾,那是一份我可以自食其力的工作了。”他把自食其力看得很重要。  怀揣20块钱,他登上了回北京的火车。“还是北京吧,大城市,养活自己容易些,垃圾也能比其他城市捡得多”。  面对要求补票的乘务员,陆旭轩憋了很久才敢说话,“我得拿出京腔来,得让他们相信我是北京人,我要回家”。  没有地方落脚,不愿乞讨,不愿去捡剩饭,陆旭轩在北京陷入了绝望。  最饿的时候,两三天没找到饭吃。经过一个派出所时,陆旭轩冲了进去,“我饿死了”,派出所的民警为他凑了五十块钱。  他找了家面馆,先点了碗面汤,“饿太久的人不能一下子猛吃,要先喝点汤把胃撑开”,这是饥饿赋予他的经验。  对于那顿饭的回忆,陆旭轩说,“可能只有解放前才有那种吃相”。  于景群还未体会到这种绝望。在朝青汇的长椅上,他成了附近的“孩子王”,在两公里的街道上闲逛,于景群自封了称号,“独行侠”。  他不想再和那个“叫家的地方”有任何联系。父亲回忆,于景群出走后,他找了一段时间没找到,最后警察打了电话过来,于景群在外砸坏了一辆汽车。在外面游荡两个月里,于景群每次闹出麻烦都会被送回家,然后再逃出来。  流浪久了,于景群和陆旭轩都会感受到暗伏的危机。    在北京西站的地下广场,陆旭轩从广告公司那里找到了生计,兜售北京地图,一块钱一张,每天能赚十几块钱。基本的饭钱是够了。  在这里,他目睹了无数流浪儿童所组成的地下江湖,“父母不在家就跑出来,被拐出来的,还有出来找父母迷路回不去了的,都有”。  这里充斥着偷盗和欺骗。  他遇到过一个偷窃团伙,成员有来自重庆的张微。张微白天在网吧睡觉,晚上出去偷东西。他向陆旭轩炫耀自己的技术,“一个四方形铁锁,用手拉两下就开,遇到卷帘门,再撬开,先卷收银台,然后卷香烟”。  陆旭轩问,“你们一个月能赚多少?”  “我们不是论月算,论月哪还能干啊,我们是按秒的,几秒钟就是几千块。”张微说。  一些留守儿童来到城里,刚出车站,就被一些团伙吸收走,“王府井附近发传单的小孩,大部分都是农村跑出来的留守儿童,被他们弄去发黑一日游的传单,骗游客。”  他也曾被迫发过黑一日游的传单,有人感兴趣询问他时,他会低声告诉他们,“这个不能信”。  陆旭轩理解那些被迫入伙的孩子:很多时候,他们是被饥饿和敌意逼迫得走投无路。  饥饿尚可忍受,敌意,却造成了他们与周边的分裂。  这种敌意往往是相互的。睡在北京西站地下广场,一天夜里,陆旭轩惊醒,他猛地坐起,正好看到路人看他的眼神,“我这辈子都不会忘那些眼神,他们的表情能让你从心底里感到,周围全都是一种杀伤力”。  偶尔,陆旭轩觉得,幸亏自己年龄大些,相对明白点儿事理,才没有沦落。  在陆旭轩看来,活跃在北京的流浪儿童数目惊人,“流浪儿童几乎都是留守儿童。”  这和余丹的研究结果相吻合。2008年,贵州大学研究生余丹对贵阳的流浪儿童做过研究,发现46%的流浪儿童是留守儿童或流动人口子女。  他们的身份不断变化。从留守儿童变成流浪儿童,再分化成被操纵乞讨儿童、问题儿童和犯罪儿童。  2006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流浪儿童问题研究”课题组推算,全国流浪儿童大约有100万,被迫逐渐融入城市阴暗面,有46%的流浪儿童曾被教唆犯罪。其中80%有盗窃、抢夺等违法行为,45%的儿童常年以违法行为为生,74.4%的儿童在流浪两个月后就会出现违法行为。  相互的敌意也会在于景群身上体现:白天,他会站在路边,在草丛掩护下向路过的汽车丢石头;晚上在小区里翻白眼扮成鬼吓唬刚下班的小区居民,“我就是觉得很爽啊,别人都很怕我。”  2012年12月31日,在华堂商城门口,因为“一个老头朝我看,我看他也不爽,就骂了他几句。”这次于景群没跑掉,被一群路人揪住:他们怀疑于景群偷了东西。    这次冲突中,于景群遇到了志愿者周润梅。  路过华堂商场时,周润梅看见于景群被一个中年人揪住衣领,让承认偷了东西,四周围了一圈路人,“有人说‘你回家吧’,他说,‘我没有家’。”  当晚,周润梅陪于景群在一个自助银行里坐了一夜。  于景群不知道,自己很快就真的没有家了。  于景群刚刚从家里再次逃出来一个月。父亲开始放弃了他,这次出走,父亲没有再找过他。元旦过后,父亲辞了北京的工作,回了锦州。  周润梅把他送到了北京市郊区的公益学校。在这里,于景群有了新生活。  他遇到了陆旭轩。同样被遗弃的经历,让两人相见甚欢。白天,于景群要听五节课,三点半下课后,他会在一个电脑房里找到陆旭轩。  被志愿者送进学校后,陆旭轩把这里当成了临时的家,学校为他提供住宿和伙食,他则力所能及地帮学校打扫卫生。于景群偶尔也会帮他一起扫地。陆旭轩自称“环保部长”,于景群自封为“环保部副部长”。  父亲似乎不在意儿子的转变。2015年6月25日,电话里,于景群的父亲没有提到要带儿子回家,“我身体也不好”。  关于于景群的近况,他简短回复几句就挂掉了电话,甚至没有追问儿子在哪所学校。  于景群也不在乎:“找他干吗?我就是他的一个包袱。”  有来访者想给他留联系方式,“有困难可以跟我说”,他摆手,过一会儿,他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你们反正也都是随便说说。”  学校汪先龙老师能感受到,流浪带给一个孩子的烙印,或许很久都消融不掉。  汪老师说,来学校近两年,于景群还是没有改掉坏习惯,“搞不好个人卫生,耍小聪明,不听话”。  面对采访中的提问,于景群常不耐烦,激动时,他会蹦出口头禅,“我要杀了你们”。  25岁的陆旭轩想得很多。  上网看新闻,“毕节的留守儿童自杀,我心里很难受,没有父母的关爱,也没有文化水平,能怎么办呢?”陆旭轩说。  他很感谢教自己识字的爷爷。“我至少学会了一点,不管再困难再难受,我愿意自己坚持,不要去偷、去骗”。  他把这些话告诉了于景群。  “这完全是监护人的责任”,陆旭轩说,“都还是孩子,不可能出现这种差异,你说,难道哪个孩子天生就是小偷吗?”  知道陆旭轩在慈善学校后,年迈的爷爷常来看望他,但再未提过接他回家的事。  陆旭轩知道老人的愿望:“我二十多岁了,也该考虑成家的事了。”  “可是,我不知道什么是家。”陆旭轩说。  再过两个月,于景群会被爱心学校的人带到安徽,到另一所爱心学校读初中。他没想过要通知父亲,“告诉他干吗”。  陆旭轩已经慢慢找回了生活的节奏。他学会了网购,在微博上分享照片,“小陆和他的朋友们”。  他还是会想起母亲,“我想给她写信,可是,她现在在哪儿呢?”    陆旭轩,25岁,生于四川。自幼父母离异,1997年,母亲出门打工,陆旭轩成为中国第一代留守儿童。2008年,跟爷爷奶奶度日的陆旭轩离家,四处流浪,五年后,进入光爱慈善学校学习。  于景群,15岁,辽宁锦州人,2012年,母亲去世后,于景群随父来京。当年7月离家流浪。五个月后,父亲离开北京,于景群被弃,留守在了北京。    亲爱的妈妈,您好,我不知道您现在怎么样了,人在那(哪)里,虽然我们已经几十年没有见面了,我还是想对您说,妈妈我想您了。  您知道吗?每当我看见别的孩子和自己的妈妈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心里特别难受,我常常会想起小时候您带着我出去玩、背着我、抱着我的时候,我想告诉您那是我最幸福的时候。  妈妈谢谢您给我的爱,不管您在那(哪)里,记住我永远是您的孩子。  永远爱您的轩轩(陆旭轩)  (文中未成年人均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胡涵 实习生 郭琳琳 北京报道(原标题:“我不知道什么是家”)编辑:

据新华社电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土资源部和公安部3日联合下发《关于坚决制止异地迁建传统建筑和依法打击盗卖构件行为的紧急通知》,明确坚决制止和打击传统古建筑被异地迁建、盗卖等行为,并将在全国启动专项督查。    通知指出,近年来异地迁建传统建筑、盗卖传统建筑构件等现象日趋严重,不少传统建筑遭到破坏。各省级住建部门要抓紧开展本地区传统建筑调查、建档和挂牌保护工作,包括调查传统建筑产权、建成年代、形制结构、保存现状等房屋和构件信息,并拍摄照片存档。各省份要于2016年6月底前将信息汇总上报住建部。  三部门明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拆除认定传统建筑。因拆除传统村落中认定传统建筑,严重破坏村落布局、环境、历史风貌等,由有关部门按程序撤销认定传统建筑所在村落的“中国传统村落”等称号,并通报批评所在地县级相关部门。  同时,认定的传统建筑应实施原址保护,不得实施异地迁建。迁入地所在的县级和县级以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不得为所迁入的认定传统建筑办理各类规划、施工许可证,不动产登记机构不得为所迁入的认定传统建筑办理不动产证书、产权登记。    三部门还强调加强传统建筑交易管理。国有的认定传统建筑所有权不得买卖,非国有的认定传统建筑所有权可以交易,但不得进行搬迁。县级住建部门应真实、完整记录每一笔非国有的认定传统建筑交易行为,县级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登记房屋产权变更和双方信息。各级公安部门将加大对盗窃认定传统建筑和构件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对违法犯罪分子形成震慑。  此外,三部门还将联合开展打击和制止认定传统建筑异地搬迁和盗卖等行为的专项督查,重点督查中国传统村落中违规实施异地搬迁的行为,传统建筑调查、认定、建档、挂牌工作的进度和质量,各地防范机制的建立及有效性等问题。      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专家委员会主任李先逵表示,一直以来,除了少部分纳入文物保护范围的古建筑按照文物法进行了挂牌保护之外,还有大量历史建筑没有得到相应保护,此次提出要对传统建筑进行全面的摸底、建档和挂牌保护很有针对性。但由于传统建筑量大面广,加上认定标准还未出台,要在明年6月30日以前完成全国的普查摸底难度不小。  不过,部分业内专家认为,要完全做到原址保护其难度不小。专家表示,私人拥有的传统建筑大多为农民所有,要农民出钱对其进行维护可能性很小,而产权流转过后又不允许搬走,那么外来社会资金来保护传统建筑的兴趣肯定会大打折扣。因此国家如何引导社会资金愿意参与传统建筑原址保护还需各种政策支持。  专家认为,古建及构件买卖、偷盗牵扯到很多部门,还需要基层各部门相互配合,真正把政策落实到地。  不少专家认为,下一步应进一步推进传统建筑保护的立法工作。据新华社      徽派建筑是我国明清时期建筑艺术的高峰,多年来吸引众多建筑商、民间收藏者。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大到整幢搬迁,小到构件收藏,徽派古民居频遭异地收购的势头一直不减。  在黄山市徽派建筑较为集中的瞻淇村,60岁的村民吴月仙住在“九世同堂”的民居中。该民居是1901年修建,占地近千平方米,属于瞻淇村古民居,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门楼上“九世同堂”主题的镂空砖雕十分精美。  在这里居住了30多年的吴月仙说:“刚来的时候木雕很多,现在很多东西都被偷走了,所以养了只大狗来防小偷。”瞻淇村另一户居民余玉英告诉记者,去年的一天,她上山去采菊花,回来时发现家里的两扇木门已经被卸下来了,差点被偷走。  在传统建筑遗存较为丰富的山西,大到整栋老宅子,小到构件,也都被文物商贩觊觎。  山西晋中市榆次区庄子乡六台村清代戏台,在第三次文物普查中被登记为一般不可移动文物。2011年6月,该村却将戏台拆除后以11.6万元卖到了广东番禺。记者近日在六台村看到,戏台原址空空荡荡,靠墙处矗立着4根柱子,地面变成了水泥地。附近有一座新盖的简陋戏台,与周边环境格格不入。  在古城山西平遥,由于积淀了大量传统建筑资源,甚至形成了一个大型文物市场。记者在平遥县安固村看到,街道两旁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开的一个个“古典家具行”,并醒目标注“古玩、石雕”等。记者随意走进三四户人家,宽敞的院落内堆放着各式石雕,有石鼓、石柱、石狮子、石碑、民居上的石雕构件等,成双成对、一组一组地摆放在院子或屋子内,有的家中还摆放着老式木构门窗等。据了解,价格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主要看年代、造型、品相、雕刻工艺等定价。经营这些店铺的商人说,如果要老宅子可以帮忙联系。  据新华社(原标题:传统建筑不得擅自拆除异地迁建)编辑:

京华时报讯(记者翟烜) 昨天,记者从铁路部门获悉,从下月开始,铁路部门分别开通西北、东北两条避暑旅游专列。列车车厢全部由更适合家庭成员集体出行的硬卧包厢组成。  铁路部门表示,为满足暑运期间广大市民,特别是家庭成员集体出游这一新型个性化旅游方式和需求,同时积极倡导社会民众绿色出行、环保出行,从7月17日到8月8日将连续开行“消夏避暑、阖家欢”东北深呼吸看森林、西北上高原草原行三趟旅游专列。  从即日起,市民就可拨打010-51840985、010-51890243、  010-51826161、400-706-2588咨询,或登录中国铁道旅行社官方网站www.crts.com.cn和关注“北京铁路”微信、微博,了解详情。  据介绍,专列车均采用新型空调列车,车辆外观不仅高端大气,内部设施也尽显舒适,全部由4人一间的软硬卧包厢组成,即私密又温馨,更适合家庭组团集体出游,就像在火车上临时安个家。  “每个车厢下铺都有一个很大的空间用于放置行李。”铁路部门的工作人员介绍说,专列的形成少则8天,多则十余天,专列将全部实行夕发朝至的行程安排,让游客夜晚在列车上赶路休息,白天游玩。列车到了目的地车站,都会有空调大巴无缝对接,将游客送至旅游景点。(原标题:两避暑旅游专列下月开行)编辑:

新华网兰州7月9日电 (记者王博) 甘肃省纪委日前再次集中通报了一批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案例,内容多涉及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挪用、贪污、优亲厚友等问题,相关责任人已被追责。  这是甘肃省纪委一个月内第2次通报类似案件。期间,甘肃省武威、酒泉、天水、张掖、甘南、庆阳等市州也频繁曝光辖区内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  据甘肃省纪委通报,酒泉市金塔县古城乡旧寺墩村党总支原书记王世海利用职务之便,将县财政局拨付的农村义务教育“普九”债务补助资金中30407元用于个人搭建温棚使用,并采取虚报的方式,侵吞集体资金15837.35元。王世海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武威市凉州区清源镇王庄村村委会原主任王玉德利用职务之便,虚报套取征地补偿款24540元,其中22040元由其个人使用。王玉德受到开除党籍处分。  天水市张家川县恭门镇张巴村原文书崔仁杰利用职务之便,虚报冒领退耕还林补助金15220元,其中4000元用于缴纳该村社会抚养费,自己使用11220元。崔仁杰受到开除党籍处分。  白银市会宁县刘家寨子乡后沟村村党支部原书记孙俊仁、村委会主任陈贵、文书冉东武利用职务之便,骗取农村危旧房改造项目资金51367.45元。孙俊仁、陈贵、冉东武分别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陇南市文县桥头乡闫家村文书周左兴利用工作之便,虚列退耕还林户头和面积,骗取国家退耕还林补助款共计34741.5元。周左兴受到留党察看一年处分。  此外,甘肃省纪委还公布了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雁滩派出所民警姬小勇受贿案、金昌市金川区宁远堡镇原副镇长张福亨贪污问题、酒泉市金塔县司法局西坝司法所原所长张发兵贪污问题、天水市武山县高楼乡八营村村委会文书优亲厚友损害群众利益问题、平凉市泾川县荔堡镇大寨村截留民政救灾资金问题等共15起典型案例。编辑:

新华网西安7月6日电 (记者陈晨) 70年之后,沧桑岁月已刻上他的脸庞。94岁的宁西珍回望过去,满眼都是自己20多岁时的样子。那是他一生中最艰苦但又最光荣的时光,他随中国远征军赴印度、缅甸参加对日作战,几经战火,九死一生,最终迎来抗战胜利的曙光。  “我不是英雄,我只是战争的幸存者。”2日,在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这位参加过日军芷江受降和南京受降的抗战老兵面对记者,平静地说出这句话。  宁西珍的人生记忆,被几个时间节点勾勒得逐渐清晰。  1940年,因山西老家被日军占领,强烈的爱国热忱让宁西珍报考已迁往成都的黄埔军校,成为黄埔十八期工兵科的学生。1943年毕业前,报国心切的他甚至组织了18名同学准备奔赴沦陷区打游击。一番波折之后,宁西珍被分配至中国远征军,从昆明乘飞机经“驼峰航线”来到退守至印度的中国驻印军新一军22师65团,成为一名情报官。  前线纷飞的战火和战局的艰辛超出了宁西珍的想象。“我们的装备很落后,步枪都是打一发退一发的,与敌人相差很多。”在1943年末反攻缅北的太洛战役中,宁西珍需要突破日军的封锁线,独自将作战地图送到已转移至敌后的本方部队。短短几公里的原始森林内险象环生,不时枪声大作,他从白天一直走到翌日清晨,直至将地图送达,成功切断了敌人的增援部队。  最终,太洛战役获得全胜,中国军队歼灭日军800多人,收缴十余辆军用卡车。战役总指挥史迪威将军甚至不相信装备落后的中国军队能取得这样的大捷,亲临战场清点人数后深表佩服……  此后,宁西珍先后参加了瓦鲁班战役、孟拱河谷战役、卡马英战役等。强渡伊洛瓦底江战役是宁西珍在缅参加的最后一次战斗。当时已任排长的宁西珍和战友在船头架起机枪,行至江心时遭到敌人袭击,多名战友受伤溺亡。  “子弹就在身边飞过,战友们一个个倒下。”情急之下,宁西珍命令其余战友打开救生衣弃舟下水,并通过旗语通知岸上的小炮班向日军发起攻势,掩护部队登岸。战斗结束后,全排死伤十余人,宁西珍也身受轻伤。“那时候,你就会真真切切感受到战场的无情。”  宁西珍至今清晰地记得,从缅甸归来后,1945年8月自己在湘西战场听闻日本无条件投降消息时的情形。“大家一起唱啊、跳啊。那种心情,真的无法用语言形容。”此后,宁西珍又先后随部队赴芷江和南京,承担日军芷江受降仪式和南京受降仪式的外围警戒任务,见证了抗战胜利最荣耀的一刻。  枪林弹雨走过的人生,让宁西珍对战争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如今的他,身体佝偻,听力不佳,但却声音洪亮,思维清晰。当有慕名者前来拜访时,他总会穿着整齐,在胸前挂上各地志愿者送上的抗战英雄纪念章,以缅怀那段峥嵘岁月。但每每谈起在战场上的经历,他也总是神情凝重。他说:“我不是英雄,我只是战争的幸存者,今天的和平是当年无数人浴血奋战用生命换来的,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和平来之不易,希望今后永远不要有战争。”编辑:

留守儿童正成流浪儿童新来源 或被操纵走向犯罪

“喂,是妈妈吗?我是轩轩,你在哪儿啊!”  “我在广东。”  “他们说你半年没有打生活费了,你在哪里啊,为什么打工那么多久也不回来?”  “我要是不出去挣钱,谁养活我们,靠你吗?”  和母亲的最后一次通话,18年过去了,陆旭轩忘不了。  那是1997年,母亲离开四川老家打工整三年。  这通电话之后,母亲消失在广东的打工潮里,音讯全无。陆旭轩也从一个留守儿童,开始了四处流浪的生活。  25岁的陆旭轩成了中国早期留守儿童中的一员。二十年间,又有很多留守少年复制着他的流浪经历。于景群就是一个。  “留守儿童正在成为流浪儿童新来源。”2008年,贵州大学研究生余丹对贵阳的流浪儿童做过研究,发现46%的流浪儿童是留守儿童或流动人口子女。  “家”这个字,很多孩子还未懂得拥有,就已失去。    从失去母亲开始,于景群就开始流浪了。  2012年1月27日晚6时,12岁的于景群在专注地看着动画片。身后卧室里的母亲,渐渐失去了生命体征。  “妈妈手脚冰凉,睁着眼半天都不眨一下,我试了试鼻息,开始是热的,很快就凉了。”他回忆。  身患癌症晚期的妈妈走了,于景群找来姥姥,“他们把妈妈带走了,把妈妈碰过的、用过的东西都拿走了。”  记忆突然强行中断在这里,“剩下的事你别问我,我都不记得了,我不想让自己记得”。  此前,于景群跟着妈妈住在锦州老家,家境贫寒,从他记事起,父亲就去北京打工,“做保洁。”母亲去世后,他跟着父亲到了北京。  于景群的父亲说,在北京,他没钱也没途径送儿子去上学,就把他留在望京附近的出租屋里,“白天上班时他还没起床,晚上十点多回来已经睡着了,沟通时间特别少”。  没人管,于景群白天常跑出去玩,“在家时天天就在床上躺着不起来,吃饭就在床上吃”。  父子之间,没有想象中的那种相依为命。至少在于景群的记忆里,爸爸常因小事打骂他。  他尝试过理解父亲,“从小他没带过我,我知道他是刀子嘴豆腐心,每次打完都会买零食安慰我,可他一次比一次下手重,我怕了”。  一次挨打后,于景群离家出走。他溜进一个小区,踹开一个地下室的大门,顺手拿走两件衣服,在小区蹦蹦床上睡了一夜。  他开始了“没家”的生活。  和于景群相比,陆旭轩在留守的童年,是有过幸福回忆的:爷爷很疼他。  陆旭轩出生时患有“神经性马蹄足”,双脚向内翻,走路时双腿成X形,几乎没有劳动能力。  幼年时父母离异,母亲出去打工,就再也没回来过。他也跟随父亲来到北京。  可父亲已有新的家庭。六年间,陆旭轩住在爷爷奶奶家,“爷爷疼我,把我当长孙看,奶奶只把我当成包袱。”说这话时,他低下了头。  他记得爷爷的好:定期给他零花钱,并买来课本,辅导他认字,六年里,陆旭轩学会的3000个汉字都是爷爷教的。  奶奶会让他做家务,做得不好,陆旭轩就会挨打骂,2008年那个夏天,陆旭轩拿着爷爷给的十块零花钱,买回了最爱的恐怖小说看,被奶奶发现。奶奶追着他打,惹来爷爷大怒,老人又满屋追着奶奶打。  这种场景也贯穿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这次,他决定离家出走了。“再待下去,不知道爷爷奶奶会发生什么事”。  他舍不得爷爷,但觉得“出走是必然的。”    于景群皮肤黝黑,有点壮,最醒目的是两道粗眉,沉默时,像刚刚生完气。  讲到流浪生活时,他的眉毛会扬起来。  四块钱,是他离家时的全部资产。  2012年12月,在望京随便搭上一辆公交,一路向南,下车,再换一路,到达了13公里外的十里堡。  陌生的四处为家的世界。  几天里,于景群摸清了附近地形:华堂商场一楼有电视看,但只能看到晚上十一点;麦当劳和肯德基可以睡觉,但要注意有几个不算友善的营业员。  吃饭问题也在这里解决。有客人吃剩下的炸鸡,他就冲上去抓起来就嚼,“骨头里面还有肉,他们都不知道”。  说到这儿时,他才露出同龄孩子常有的顽皮表情:张大嘴,模仿撕咬骨头的动作,“那些鸡骨头好香啊。”  晚上睡觉的地方是两公里外的朝青汇小区,小区花园一角里有张长椅,晚上还算安静。  于景群爱吃零食,标准还不低,“果冻一定要喜之郎的,薯片一定要罐装的”。他会去小区里捡瓶子卖,捡上几天,攒够五六十块钱,他就揣着钱去超市大采购。  最奢侈的娱乐是去附近的黑网吧,不需要身份证登记的那种,他花几十块钱可以连续坐上12个小时。  回忆这段流浪生活时,他不觉得这很艰辛。  年长些的陆旭轩对流浪体会更深。  旅游和流浪,同一座北京城,两种感觉。“96年跟我妈来北京玩时,觉得北京特大,哪儿都好,跑出来以后我就奇怪,这是北京吗?”  他总会念叨极少主动联系他的母亲。  流浪中的北京城,变得陌生。对他来说,自由得像监狱,“比监狱还监狱”,他强调。  对于一个18岁的成年人来说,去饭店抢剩饭吃,绝非长久之计。  2008年,没来得及游荡多久,陆旭轩就被带进了救助站。奥运会在即,街上已经没有了流浪汉的生存空间。  救助站里的伙食让他受不了,“早饭是馒头和咸粥,中午就吃清水煮白菜,一棵大白菜能煮一锅。”  他始终筹划着“飞越疯人院”。一天晚上,救助站外的护栏突然断了,他瞅准机会,从护栏钻了出来,一路狂奔。  “那是08年8月,我又脏又臭。”怕自己上不了公交,他找到一户晾着衣服的人家,“捞起就走”。  陆旭轩想办法上了回四川成都的火车:走投无路时,他唯一想到的出路,是回到家乡。    家乡没有亲人愿意接纳,回到四川的陆旭轩又一次进了救助站。  幸运的是,在救助站,他获得了学电脑的机会。一年后,他掌握了一些电脑基本技术。  本以为可以凭此找到一份工作。然而,没人需要一个半路出家的电脑进修学员。  救助站为陆旭轩找了份工作,专门为流浪者开设的福利工厂。每个月能拿两千块工资,缴纳四种社会保险,“这工作太好了”,当时十几岁的他甚至想到了“退休以后就能拿养老金了。”  可惜陆旭轩最终没能抓住这个好机会。每天八小时的工作,他需要蹲坐在院子里,在一车矿渣中找出镁、锌、铜等金属渣。有人负责巡视,一堆矿渣中必须完全淘干净,矿渣放入一碗水里,看不见金属渣,才能算工作量。  身体残疾的陆旭轩,完成任务太困难。  厂里只提供了灶台,工人需要自己做饭,陆旭轩手脚不利索,别人做完饭开工了,他的灶台刚生起火。为省时间,他买来一瓶酱油,酱油焖米饭,他吃了整整一个月。  一个月后,陆旭轩不甘心地离开了工厂。“我现在也觉得遗憾,那是一份我可以自食其力的工作了。”他把自食其力看得很重要。  怀揣20块钱,他登上了回北京的火车。“还是北京吧,大城市,养活自己容易些,垃圾也能比其他城市捡得多”。  面对要求补票的乘务员,陆旭轩憋了很久才敢说话,“我得拿出京腔来,得让他们相信我是北京人,我要回家”。  没有地方落脚,不愿乞讨,不愿去捡剩饭,陆旭轩在北京陷入了绝望。  最饿的时候,两三天没找到饭吃。经过一个派出所时,陆旭轩冲了进去,“我饿死了”,派出所的民警为他凑了五十块钱。  他找了家面馆,先点了碗面汤,“饿太久的人不能一下子猛吃,要先喝点汤把胃撑开”,这是饥饿赋予他的经验。  对于那顿饭的回忆,陆旭轩说,“可能只有解放前才有那种吃相”。  于景群还未体会到这种绝望。在朝青汇的长椅上,他成了附近的“孩子王”,在两公里的街道上闲逛,于景群自封了称号,“独行侠”。  他不想再和那个“叫家的地方”有任何联系。父亲回忆,于景群出走后,他找了一段时间没找到,最后警察打了电话过来,于景群在外砸坏了一辆汽车。在外面游荡两个月里,于景群每次闹出麻烦都会被送回家,然后再逃出来。  流浪久了,于景群和陆旭轩都会感受到暗伏的危机。    在北京西站的地下广场,陆旭轩从广告公司那里找到了生计,兜售北京地图,一块钱一张,每天能赚十几块钱。基本的饭钱是够了。  在这里,他目睹了无数流浪儿童所组成的地下江湖,“父母不在家就跑出来,被拐出来的,还有出来找父母迷路回不去了的,都有”。  这里充斥着偷盗和欺骗。  他遇到过一个偷窃团伙,成员有来自重庆的张微。张微白天在网吧睡觉,晚上出去偷东西。他向陆旭轩炫耀自己的技术,“一个四方形铁锁,用手拉两下就开,遇到卷帘门,再撬开,先卷收银台,然后卷香烟”。  陆旭轩问,“你们一个月能赚多少?”  “我们不是论月算,论月哪还能干啊,我们是按秒的,几秒钟就是几千块。”张微说。  一些留守儿童来到城里,刚出车站,就被一些团伙吸收走,“王府井附近发传单的小孩,大部分都是农村跑出来的留守儿童,被他们弄去发黑一日游的传单,骗游客。”  他也曾被迫发过黑一日游的传单,有人感兴趣询问他时,他会低声告诉他们,“这个不能信”。  陆旭轩理解那些被迫入伙的孩子:很多时候,他们是被饥饿和敌意逼迫得走投无路。  饥饿尚可忍受,敌意,却造成了他们与周边的分裂。  这种敌意往往是相互的。睡在北京西站地下广场,一天夜里,陆旭轩惊醒,他猛地坐起,正好看到路人看他的眼神,“我这辈子都不会忘那些眼神,他们的表情能让你从心底里感到,周围全都是一种杀伤力”。  偶尔,陆旭轩觉得,幸亏自己年龄大些,相对明白点儿事理,才没有沦落。  在陆旭轩看来,活跃在北京的流浪儿童数目惊人,“流浪儿童几乎都是留守儿童。”  这和余丹的研究结果相吻合。2008年,贵州大学研究生余丹对贵阳的流浪儿童做过研究,发现46%的流浪儿童是留守儿童或流动人口子女。  他们的身份不断变化。从留守儿童变成流浪儿童,再分化成被操纵乞讨儿童、问题儿童和犯罪儿童。  2006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流浪儿童问题研究”课题组推算,全国流浪儿童大约有100万,被迫逐渐融入城市阴暗面,有46%的流浪儿童曾被教唆犯罪。其中80%有盗窃、抢夺等违法行为,45%的儿童常年以违法行为为生,74.4%的儿童在流浪两个月后就会出现违法行为。  相互的敌意也会在于景群身上体现:白天,他会站在路边,在草丛掩护下向路过的汽车丢石头;晚上在小区里翻白眼扮成鬼吓唬刚下班的小区居民,“我就是觉得很爽啊,别人都很怕我。”  2012年12月31日,在华堂商城门口,因为“一个老头朝我看,我看他也不爽,就骂了他几句。”这次于景群没跑掉,被一群路人揪住:他们怀疑于景群偷了东西。    这次冲突中,于景群遇到了志愿者周润梅。  路过华堂商场时,周润梅看见于景群被一个中年人揪住衣领,让承认偷了东西,四周围了一圈路人,“有人说‘你回家吧’,他说,‘我没有家’。”  当晚,周润梅陪于景群在一个自助银行里坐了一夜。  于景群不知道,自己很快就真的没有家了。  于景群刚刚从家里再次逃出来一个月。父亲开始放弃了他,这次出走,父亲没有再找过他。元旦过后,父亲辞了北京的工作,回了锦州。  周润梅把他送到了北京市郊区的公益学校。在这里,于景群有了新生活。  他遇到了陆旭轩。同样被遗弃的经历,让两人相见甚欢。白天,于景群要听五节课,三点半下课后,他会在一个电脑房里找到陆旭轩。  被志愿者送进学校后,陆旭轩把这里当成了临时的家,学校为他提供住宿和伙食,他则力所能及地帮学校打扫卫生。于景群偶尔也会帮他一起扫地。陆旭轩自称“环保部长”,于景群自封为“环保部副部长”。  父亲似乎不在意儿子的转变。2015年6月25日,电话里,于景群的父亲没有提到要带儿子回家,“我身体也不好”。  关于于景群的近况,他简短回复几句就挂掉了电话,甚至没有追问儿子在哪所学校。  于景群也不在乎:“找他干吗?我就是他的一个包袱。”  有来访者想给他留联系方式,“有困难可以跟我说”,他摆手,过一会儿,他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你们反正也都是随便说说。”  学校汪先龙老师能感受到,流浪带给一个孩子的烙印,或许很久都消融不掉。  汪老师说,来学校近两年,于景群还是没有改掉坏习惯,“搞不好个人卫生,耍小聪明,不听话”。  面对采访中的提问,于景群常不耐烦,激动时,他会蹦出口头禅,“我要杀了你们”。  25岁的陆旭轩想得很多。  上网看新闻,“毕节的留守儿童自杀,我心里很难受,没有父母的关爱,也没有文化水平,能怎么办呢?”陆旭轩说。  他很感谢教自己识字的爷爷。“我至少学会了一点,不管再困难再难受,我愿意自己坚持,不要去偷、去骗”。  他把这些话告诉了于景群。  “这完全是监护人的责任”,陆旭轩说,“都还是孩子,不可能出现这种差异,你说,难道哪个孩子天生就是小偷吗?”  知道陆旭轩在慈善学校后,年迈的爷爷常来看望他,但再未提过接他回家的事。  陆旭轩知道老人的愿望:“我二十多岁了,也该考虑成家的事了。”  “可是,我不知道什么是家。”陆旭轩说。  再过两个月,于景群会被爱心学校的人带到安徽,到另一所爱心学校读初中。他没想过要通知父亲,“告诉他干吗”。  陆旭轩已经慢慢找回了生活的节奏。他学会了网购,在微博上分享照片,“小陆和他的朋友们”。  他还是会想起母亲,“我想给她写信,可是,她现在在哪儿呢?”    陆旭轩,25岁,生于四川。自幼父母离异,1997年,母亲出门打工,陆旭轩成为中国第一代留守儿童。2008年,跟爷爷奶奶度日的陆旭轩离家,四处流浪,五年后,进入光爱慈善学校学习。  于景群,15岁,辽宁锦州人,2012年,母亲去世后,于景群随父来京。当年7月离家流浪。五个月后,父亲离开北京,于景群被弃,留守在了北京。    亲爱的妈妈,您好,我不知道您现在怎么样了,人在那(哪)里,虽然我们已经几十年没有见面了,我还是想对您说,妈妈我想您了。  您知道吗?每当我看见别的孩子和自己的妈妈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心里特别难受,我常常会想起小时候您带着我出去玩、背着我、抱着我的时候,我想告诉您那是我最幸福的时候。  妈妈谢谢您给我的爱,不管您在那(哪)里,记住我永远是您的孩子。  永远爱您的轩轩(陆旭轩)  (文中未成年人均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胡涵 实习生 郭琳琳 北京报道(原标题:“我不知道什么是家”)编辑:

据新华社电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土资源部和公安部3日联合下发《关于坚决制止异地迁建传统建筑和依法打击盗卖构件行为的紧急通知》,明确坚决制止和打击传统古建筑被异地迁建、盗卖等行为,并将在全国启动专项督查。    通知指出,近年来异地迁建传统建筑、盗卖传统建筑构件等现象日趋严重,不少传统建筑遭到破坏。各省级住建部门要抓紧开展本地区传统建筑调查、建档和挂牌保护工作,包括调查传统建筑产权、建成年代、形制结构、保存现状等房屋和构件信息,并拍摄照片存档。各省份要于2016年6月底前将信息汇总上报住建部。  三部门明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拆除认定传统建筑。因拆除传统村落中认定传统建筑,严重破坏村落布局、环境、历史风貌等,由有关部门按程序撤销认定传统建筑所在村落的“中国传统村落”等称号,并通报批评所在地县级相关部门。  同时,认定的传统建筑应实施原址保护,不得实施异地迁建。迁入地所在的县级和县级以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不得为所迁入的认定传统建筑办理各类规划、施工许可证,不动产登记机构不得为所迁入的认定传统建筑办理不动产证书、产权登记。    三部门还强调加强传统建筑交易管理。国有的认定传统建筑所有权不得买卖,非国有的认定传统建筑所有权可以交易,但不得进行搬迁。县级住建部门应真实、完整记录每一笔非国有的认定传统建筑交易行为,县级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登记房屋产权变更和双方信息。各级公安部门将加大对盗窃认定传统建筑和构件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对违法犯罪分子形成震慑。  此外,三部门还将联合开展打击和制止认定传统建筑异地搬迁和盗卖等行为的专项督查,重点督查中国传统村落中违规实施异地搬迁的行为,传统建筑调查、认定、建档、挂牌工作的进度和质量,各地防范机制的建立及有效性等问题。      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专家委员会主任李先逵表示,一直以来,除了少部分纳入文物保护范围的古建筑按照文物法进行了挂牌保护之外,还有大量历史建筑没有得到相应保护,此次提出要对传统建筑进行全面的摸底、建档和挂牌保护很有针对性。但由于传统建筑量大面广,加上认定标准还未出台,要在明年6月30日以前完成全国的普查摸底难度不小。  不过,部分业内专家认为,要完全做到原址保护其难度不小。专家表示,私人拥有的传统建筑大多为农民所有,要农民出钱对其进行维护可能性很小,而产权流转过后又不允许搬走,那么外来社会资金来保护传统建筑的兴趣肯定会大打折扣。因此国家如何引导社会资金愿意参与传统建筑原址保护还需各种政策支持。  专家认为,古建及构件买卖、偷盗牵扯到很多部门,还需要基层各部门相互配合,真正把政策落实到地。  不少专家认为,下一步应进一步推进传统建筑保护的立法工作。据新华社      徽派建筑是我国明清时期建筑艺术的高峰,多年来吸引众多建筑商、民间收藏者。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大到整幢搬迁,小到构件收藏,徽派古民居频遭异地收购的势头一直不减。  在黄山市徽派建筑较为集中的瞻淇村,60岁的村民吴月仙住在“九世同堂”的民居中。该民居是1901年修建,占地近千平方米,属于瞻淇村古民居,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门楼上“九世同堂”主题的镂空砖雕十分精美。  在这里居住了30多年的吴月仙说:“刚来的时候木雕很多,现在很多东西都被偷走了,所以养了只大狗来防小偷。”瞻淇村另一户居民余玉英告诉记者,去年的一天,她上山去采菊花,回来时发现家里的两扇木门已经被卸下来了,差点被偷走。  在传统建筑遗存较为丰富的山西,大到整栋老宅子,小到构件,也都被文物商贩觊觎。  山西晋中市榆次区庄子乡六台村清代戏台,在第三次文物普查中被登记为一般不可移动文物。2011年6月,该村却将戏台拆除后以11.6万元卖到了广东番禺。记者近日在六台村看到,戏台原址空空荡荡,靠墙处矗立着4根柱子,地面变成了水泥地。附近有一座新盖的简陋戏台,与周边环境格格不入。  在古城山西平遥,由于积淀了大量传统建筑资源,甚至形成了一个大型文物市场。记者在平遥县安固村看到,街道两旁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开的一个个“古典家具行”,并醒目标注“古玩、石雕”等。记者随意走进三四户人家,宽敞的院落内堆放着各式石雕,有石鼓、石柱、石狮子、石碑、民居上的石雕构件等,成双成对、一组一组地摆放在院子或屋子内,有的家中还摆放着老式木构门窗等。据了解,价格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主要看年代、造型、品相、雕刻工艺等定价。经营这些店铺的商人说,如果要老宅子可以帮忙联系。  据新华社(原标题:传统建筑不得擅自拆除异地迁建)编辑:

京华时报讯(记者翟烜) 昨天,记者从铁路部门获悉,从下月开始,铁路部门分别开通西北、东北两条避暑旅游专列。列车车厢全部由更适合家庭成员集体出行的硬卧包厢组成。  铁路部门表示,为满足暑运期间广大市民,特别是家庭成员集体出游这一新型个性化旅游方式和需求,同时积极倡导社会民众绿色出行、环保出行,从7月17日到8月8日将连续开行“消夏避暑、阖家欢”东北深呼吸看森林、西北上高原草原行三趟旅游专列。  从即日起,市民就可拨打010-51840985、010-51890243、  010-51826161、400-706-2588咨询,或登录中国铁道旅行社官方网站www.crts.com.cn和关注“北京铁路”微信、微博,了解详情。  据介绍,专列车均采用新型空调列车,车辆外观不仅高端大气,内部设施也尽显舒适,全部由4人一间的软硬卧包厢组成,即私密又温馨,更适合家庭组团集体出游,就像在火车上临时安个家。  “每个车厢下铺都有一个很大的空间用于放置行李。”铁路部门的工作人员介绍说,专列的形成少则8天,多则十余天,专列将全部实行夕发朝至的行程安排,让游客夜晚在列车上赶路休息,白天游玩。列车到了目的地车站,都会有空调大巴无缝对接,将游客送至旅游景点。(原标题:两避暑旅游专列下月开行)编辑:

新华网兰州7月9日电 (记者王博) 甘肃省纪委日前再次集中通报了一批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案例,内容多涉及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挪用、贪污、优亲厚友等问题,相关责任人已被追责。  这是甘肃省纪委一个月内第2次通报类似案件。期间,甘肃省武威、酒泉、天水、张掖、甘南、庆阳等市州也频繁曝光辖区内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  据甘肃省纪委通报,酒泉市金塔县古城乡旧寺墩村党总支原书记王世海利用职务之便,将县财政局拨付的农村义务教育“普九”债务补助资金中30407元用于个人搭建温棚使用,并采取虚报的方式,侵吞集体资金15837.35元。王世海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武威市凉州区清源镇王庄村村委会原主任王玉德利用职务之便,虚报套取征地补偿款24540元,其中22040元由其个人使用。王玉德受到开除党籍处分。  天水市张家川县恭门镇张巴村原文书崔仁杰利用职务之便,虚报冒领退耕还林补助金15220元,其中4000元用于缴纳该村社会抚养费,自己使用11220元。崔仁杰受到开除党籍处分。  白银市会宁县刘家寨子乡后沟村村党支部原书记孙俊仁、村委会主任陈贵、文书冉东武利用职务之便,骗取农村危旧房改造项目资金51367.45元。孙俊仁、陈贵、冉东武分别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陇南市文县桥头乡闫家村文书周左兴利用工作之便,虚列退耕还林户头和面积,骗取国家退耕还林补助款共计34741.5元。周左兴受到留党察看一年处分。  此外,甘肃省纪委还公布了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雁滩派出所民警姬小勇受贿案、金昌市金川区宁远堡镇原副镇长张福亨贪污问题、酒泉市金塔县司法局西坝司法所原所长张发兵贪污问题、天水市武山县高楼乡八营村村委会文书优亲厚友损害群众利益问题、平凉市泾川县荔堡镇大寨村截留民政救灾资金问题等共15起典型案例。编辑:

新华网西安7月6日电 (记者陈晨) 70年之后,沧桑岁月已刻上他的脸庞。94岁的宁西珍回望过去,满眼都是自己20多岁时的样子。那是他一生中最艰苦但又最光荣的时光,他随中国远征军赴印度、缅甸参加对日作战,几经战火,九死一生,最终迎来抗战胜利的曙光。  “我不是英雄,我只是战争的幸存者。”2日,在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这位参加过日军芷江受降和南京受降的抗战老兵面对记者,平静地说出这句话。  宁西珍的人生记忆,被几个时间节点勾勒得逐渐清晰。  1940年,因山西老家被日军占领,强烈的爱国热忱让宁西珍报考已迁往成都的黄埔军校,成为黄埔十八期工兵科的学生。1943年毕业前,报国心切的他甚至组织了18名同学准备奔赴沦陷区打游击。一番波折之后,宁西珍被分配至中国远征军,从昆明乘飞机经“驼峰航线”来到退守至印度的中国驻印军新一军22师65团,成为一名情报官。  前线纷飞的战火和战局的艰辛超出了宁西珍的想象。“我们的装备很落后,步枪都是打一发退一发的,与敌人相差很多。”在1943年末反攻缅北的太洛战役中,宁西珍需要突破日军的封锁线,独自将作战地图送到已转移至敌后的本方部队。短短几公里的原始森林内险象环生,不时枪声大作,他从白天一直走到翌日清晨,直至将地图送达,成功切断了敌人的增援部队。  最终,太洛战役获得全胜,中国军队歼灭日军800多人,收缴十余辆军用卡车。战役总指挥史迪威将军甚至不相信装备落后的中国军队能取得这样的大捷,亲临战场清点人数后深表佩服……  此后,宁西珍先后参加了瓦鲁班战役、孟拱河谷战役、卡马英战役等。强渡伊洛瓦底江战役是宁西珍在缅参加的最后一次战斗。当时已任排长的宁西珍和战友在船头架起机枪,行至江心时遭到敌人袭击,多名战友受伤溺亡。  “子弹就在身边飞过,战友们一个个倒下。”情急之下,宁西珍命令其余战友打开救生衣弃舟下水,并通过旗语通知岸上的小炮班向日军发起攻势,掩护部队登岸。战斗结束后,全排死伤十余人,宁西珍也身受轻伤。“那时候,你就会真真切切感受到战场的无情。”  宁西珍至今清晰地记得,从缅甸归来后,1945年8月自己在湘西战场听闻日本无条件投降消息时的情形。“大家一起唱啊、跳啊。那种心情,真的无法用语言形容。”此后,宁西珍又先后随部队赴芷江和南京,承担日军芷江受降仪式和南京受降仪式的外围警戒任务,见证了抗战胜利最荣耀的一刻。  枪林弹雨走过的人生,让宁西珍对战争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如今的他,身体佝偻,听力不佳,但却声音洪亮,思维清晰。当有慕名者前来拜访时,他总会穿着整齐,在胸前挂上各地志愿者送上的抗战英雄纪念章,以缅怀那段峥嵘岁月。但每每谈起在战场上的经历,他也总是神情凝重。他说:“我不是英雄,我只是战争的幸存者,今天的和平是当年无数人浴血奋战用生命换来的,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和平来之不易,希望今后永远不要有战争。”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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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6-06-02 13:2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