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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质疑盲目放生:大白天的把夜鹰往哪儿放

  • 分类:科技

原标题:放生还是放死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袁贻辰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6年05月18日11版)  放生狐狸转眼只剩一张皮,放生乌龟害死本地物种,面对层出不穷的“爱心之举”,动物学家质疑:  这几天,国家林业局为2000多公里外一群巴掌大的乌龟操起了心:那是一群把厦门南普陀寺放生池挤得“几乎看不见水”的巴西红耳龟,眼看这些小生灵在水池里堆得密密麻麻,该往哪儿送?寺庙工作人员的原计划是“全部捕捞送至水库”。  这吓坏了国家林业局与其他懂行的学者。“为防止生态灾难,水库绝不是它们的去处。”国家林业局发微博说。天津市野生动物救护驯养繁殖中心农艺员刘洋则担心更多:巴西红耳龟是外来物种,没有天敌,等它们吃光了水库的小虾小鱼,“(水库里的)微生物很难被消化,水质也可能出问题”。  从业10多年,刘洋见过许多光怪陆离的放生行为:有“爱心人士”顶着大太阳,把猫头鹰扔出去,见鸟儿没动静还纳闷:“它咋不飞呢?”还有放生者从饲养场买来几百只狐狸,乌泱乌泱全搁到怀柔的一座山里,没几天,就出了“狐狸集体下山咬死村民家禽”的大新闻。而那座小山甚至整个怀柔,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狐狸。  “放生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行为,一般都要经过检疫隔离、补充营养,再择时择地进行放生。”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副主任胡严说,民间许多“爱心人士”盲目放生的行为,往往只会造成恶果。  这位从事动物研究近30年的业内人士总结道:“被盲目放生的动物,不管活着还是死去,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都是一场灾难。”    如果想一睹原产美洲的鳄龟和巴西红耳龟的风采,用不着远渡重洋、甚至不必花钱买动物园门票,刘洋随意一指,天津海河、武汉梁子湖、各地放生池……都能找到它们的踪影。  这些都是来自“爱心人士”的馈赠。  刘洋曾在海河里抓到过被放生的鳄龟,没有天敌的凶猛鳄龟过得很是舒坦,“手指那么粗的木棍,一口就咬掉了”;去年,他听说梁子湖放生了上百只巴西红耳龟和中国本土乌龟,结果,两大龟派从路上一路撕咬到湖里,最终齐刷刷暴尸梁子湖岸。  他还见过不少放生者选择将鸟儿放归自然,放生者学着电视里的姿势,把从小贩手里买来的夜鹰,嗖地向天上扔去,呆呆的夜鹰似乎没搞明白状况,连翅膀都没扑腾,就重重地掉了下去。  “不说夜鹰是攀禽,需要倒挂在墙上才能放生了。大白天的,你把夜鹰往哪儿放?野猫野狗的肚子吗?”刘洋每次都哭笑不得地跟“爱心人士”解释,鸟儿都没分辨清楚方向,就这么扔出去,能飞吗?  解释了,但活儿没有少过。从业数年,几乎每天,救护中心都会接到市民打来的电话,说发现了飞不动或受伤的鸟儿,一细问地方,几乎都在市内某寺庙附近。  刘洋也忍不住纳闷了,“都是‘爱心人士’在放生,这些鸟儿飞都飞不动,他们难道没注意吗?”  他和森林公安部门一起巡查时才发现,寺庙附近形成了一条“黑色放生产业链”。“只要有人买,这些人就会去抓野生的鸟儿。”甚至,“放生者前脚放了,他们后脚抓回来,下回放生者又来买”。  他们查获一个贩鸟集团时,发现许多个小笼子,每个笼子里都关着10多只鸟,没人喂水的鸟儿脱水严重,有一些还因为铁栏的挤压,毛都变扭曲了,搁地上,路都走不稳,直接一头摔倒。  这个业内人士喜欢拿出这些实例劝“爱心人士”,你放这些动物出发点是好的,可最后它们很容易死亡啊!  放生者睁着大眼睛回他,“哎呀,我放这些动物,也没想着一定能活,就图个心理安慰。”  刘洋乖乖合上了嘴。  胡严也记得,在怀柔,某位“爱心人士”一口气搁了300多只饲养的狐狸和貉,后来工作人员回收时,仅40只存活,不少狐狸被发现时,只剩下了一张皮;就在狐狸被放生处不远,还有别的“爱心人士”撒下上百条蛇,当他赶到现场时,发现一条条找不到食物的蛇,集结到公路上,被路过的车辆活活碾死。  “这样的放生有什么意义呢?只不过是让动物换一种死法而已。”胡严说。  有次碰见一群放生者,他忍不住多说了几句,对方堵他,“我们放的动物不一定都会死,也有活下来的呢。”  “如果活下来一样糟糕,当地的生态平衡肯定会受影响!”胡严回道。  没人理他。  在山东泰山,4年前就有人注意到,满山乱跑的松鼠数量越来越多,“危及附近村民的收成,果农的核桃减产近一半甚至绝产”。  直到那时,泰山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站长申卫星才反应过来,松鼠并不是泰山原有的物种,最初都是被市民放生在此,由于泰山缺少狼、豺等天敌,松鼠很快“泛滥成灾”。  对着镜头,申卫星忍不住恳求,“现在没有有效控制松鼠繁殖的办法,请市民不要再买松鼠放生了”。  事实上,我国已出台《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野生动物保护法》《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等多部法律法规,均涉及动物保护,可具体到放生,胡严也不知道该拿出哪部法律“震慑”眼前这种既不利于动物生存、又伤害生态平衡的行为。  所以,滑动手机屏幕,看着新闻里爆出一条又一条有关放生的奇闻,胡严也不再讶异:  有“爱心人士”专程赶到潮白河,对着镜头,挨个亲吻活鱼,再将500多斤的鱼统统倒入泛着臭味的河里。没一会儿,鱼漂到水面,无一例外都翻着大白肚子。还有“爱心人士”站在济南一座桥上,把装了十几个蛇皮袋的青蛙、螺蛳哗啦啦倒入河里,他们在桥上和动物摆造型合照。桥下,附近20多个村民捞得不亦乐乎。    在怀柔,工作人员把因放生而死的狐狸深度掩埋在山谷中。尽管这样颇为费事,但在业内人士看来,却是“必要的”。  北京师范大学动物学副教授赵欣如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这些被集约化饲养的狐狸,和被集约化饲养的鸟类一样,极有可能在饲养场已感染了一些病原体。这其中包括病毒、支原体、细菌、螺旋体、真菌和寄生虫等“能致病的元素”,在野外,很容易传染给其它野生动植物。  他为此感到忧心:“病原体就这样从饲养场扩散到了大自然。”  在这位学者眼里,盲目放生的动物,活下来有时比死去更可怕,“相当于当地来了一个新物种,而我们永远无法估计,这会造成怎样的生态灾难”。  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澳洲最初没有野兔。150年前,一位庄园主漂洋过海将4只穴兔带到澳洲,随后放生在维多利亚省,以便打猎。谁也没想到,不到70年,这些兔子的数量达到了100亿只,“对澳洲的生态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破坏”。  “盲目放生,会造成当地原有的物种秩序被打破。”这位动物学专家说,“最严重的后果会抑制一些当地物种生存,甚至造成它们的灭绝。”  “生物界的秩序是千百万年演化发展的结果。以人类简单的思维、简单的手段就能重新形成一个平衡吗?”他反问道。  1979年,美国白蛾传入中国。很快,人们就发现,这种个头小、通体泛白的昆虫拥有“难以想象的繁殖潜能”。在它们的菜谱上,200种树木赫然在列。城乡的果林、森林、农林在短时间里,被美国白蛾像蚕一般的幼虫占据。没有天敌的虫子把一棵棵树木的树叶都吃光,并在一年之内繁殖好几代。现在,美国白蛾已从辽宁扩散到河北、山东等十余个省份,国家不得不每年投巨资施药控制这个外来物种。  “事实证明,人对自然的认知太少了,我们不能干一些自以为很明白其实根本不明白的事情。”赵欣如补充道,“就好比放生。”  作为主管部门相关工作人员的胡严,对此感同身受。  他翻开厚厚的中华动物名录,指着鲤鱼、鲫鱼的页面告诉记者,“这些鱼的亚种不同,如果盲目把饲养的鱼类放生到河流和湖泊里,这些鱼很可能会和河里其他野生鱼类杂交。”  而产生的后代,“就会把不该有的基因杂合进去”。  这是胡严眼中盲目放生最严重的后果之一:携带新基因的物种活了,原来的物种受影响,很可能多年后,纯的亚种就灭绝了。比如,欧洲的野猪在和非本土的野猪杂交后,就彻底消失了原有的亚种。  “这些都不是当时能看到的,所以,放生真的不是活了就好。”他抬高了声调,“你当时放下去活了,可是10年后、20年后、甚至100年后的情况你能预知吗?如果导致了别的物种灭亡,这样还能叫‘放生’吗?”    和动物保护打了快30年交道,胡严总结了放生行为的高发地:寺庙、河湖、高山以及一个常常被人忽视的地方——儿童医院。  几乎每一次带孩子去儿童医院,胡严都能碰见售卖小动物的商贩。雏鸡、小兔、金鱼挤在各种瓶瓶罐罐里,有的严重缺水,还有的被铁栏子压坏了羽毛。  用不着猜,胡严都能知道大多数小动物的结局:他在小区草坪里见过冻得瑟瑟发抖的小兔子,在公园见过被哗啦啦倒进龙潭湖的金鱼,“还能有什么原因?孩子买回去养几天就不想养了。那咋办啊?父母轻松作出决定,随便放了呗。”  “这是错误萌芽的开始。孩子不懂,父母也不懂,一家人就这样无意识地参与了盲目放生。”胡严曾和这样的父母交流过,一些人却回复他,“不过扔一两条金鱼,能有啥大的影响。”  同样当了爸爸的胡严,忍不住去想,幼年经历过盲目放生的孩子,以后长大了,面对放生会是怎样的态度?  赵欣如一点儿也不意外孩子对放生的无知。事实上,在他看来,国内的基础教育大有问题:都是应试的科目,“真正留给生物教育的空间微乎其微”。  “我们所处的环境有哪些物种、它们经历了怎样的生命演替,这些多数在课本里见不到。没有这些知识,人们怎么可能会对放生有一个科学的认知呢?”他说。  最近这些年,他已慢慢觉察到,普通人之外,许多“业内人士”也对物种分辨出现了含混不清的状况。此前,一批“没人认识”的鸟误闯首都机场,在“请教了专业人士后”,主管部门将其送到湖南进行了放生。  后来,看到鸟类照片的赵欣如才发现,那些鸟类其实大多是笼养过且失去生活能力的鸟种,其中还包括产自澳大利亚的笼养鸟,“贸然送到野外,只有死亡一条路”。  他也越来越发觉,研究动物分类学的学者变少了。现如今,懂鸟的“专家”不懂鱼,懂鱼的“专家”则不懂龟……究其原因,无非都是“相关机构不重视,没经费没项目,没人愿意再做基础分类学了”。  “全社会都对放生充满疑惑,盲目放生的事件层出不穷。这个板子难道只该打在放生者身上吗?”这位学者忍不住反问。  “根源在教育、在全社会的认知。这些是相关部门应该好好去考虑的。否则,就算用再严厉的处罚和法律去约束,也很难根治这种出发点是善意的行为。”赵欣如认为,一味激化矛盾没有意义,主管部门应更多地从引导和启发出发,用科学的思维来做事。  20年前,他曾去台湾考察,发现当地的自然博物馆里,单独辟出了一个放生专题的教室。  彼时,台湾民众主要的放生对象也是乌龟,全台湾的老百姓都热衷于购买各式各样的乌龟,再放生到台湾各处水域,以此祈福。在放生教室里,图片、文字和影像则形象展示了这样做的种种后果。  “震惊同时也很欣赏,台湾把一个社会现象展示在科学教育的场所。”这位动物学家难得地放松了表情,“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温和的疏解方式”。责任编辑:

曾经有一篇热帖,说的是如果一个现代人穿越到秦朝的咸阳城,就只吃“开水烫白菜”。这让人有一种感觉:当时的中国物产匮乏、烹饪手段单一,“吃货” 们并没有很多选择。事实果真如此吗?在刚刚结束的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权威专家就用一桩桩考古结论证明这种观点“站不住脚”。   “人类饮食结构和内容是逐步丰富和完善起来的,演进的过程并没那么剧烈。秦朝时间较短,很难全面反映秦汉时期的饮食文化。放眼其后跨越400年的汉朝才更全面和客观。”南开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教授刘尊志说。  到了汉代,稻、黍、稷、麦、菽这五谷已经很普遍了。虽然,黄淮及以北地区的人们以黍、稷、麦为主食,而南方和西南地区的人们则以稻米为主。  刘尊志认为,在西汉,随着杵臼、碓、磨等粮食加工技术的发展,谷物粉面制成的主食,已经改变了人们以前食用干饭和粥的习惯。这么看起来,“饭党”和“面党”之争还真是源远流长。  在汉代,面食的做法十分多样:用水煮称为“汤饼”,用笼蒸称为“蒸饼”,用火烤的称为“炉饼”。其中,“汤饼”有豚皮饼、细环饼、截饼、鸡鸭子饼、煮饼等;“蒸饼”有白饼、蝎饼等;“炉饼”有烧饼、胡饼、髓饼等。  相比谷物直接煮饭、熬粥,汉代人民在面食上的创造性显然更高。比如,上面说的胡饼,就是在饼上撒上芝麻再烤,髓饼则是用动物油脂作为作料,和在面里,显然风味更佳,营养也更丰富。  此外,当时的人们已经可以蒸制馒头、制作包馅的面食了。在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出土的竹笼里还盛着米糕。  但是,“饭党”也有不少选择:不仅有麻、荞麦、青稞、小豆等传统作物,还有像豌豆、扁豆、黑豆、胡豆、绿豆、胡麻、鹊纹芝麻等外来品种。    在西汉时期,一种青铜染炉非常流行,以至于在许多地方都有出土。这种染炉分为三个构造:主体为炭炉,下部是承接炭灰的盘体,上面放置一具活动的杯。它曾让几代学者对它的用途迷惑不解,直到今天,考古界才确定它就是一种类似现代意义上的“小火锅”。  著名考古学家王仁湘曾撰文认为,染炉是汉代前后贵族饮食生活的一个侧面,是一种雅致的食器。由于汉代实行的是分餐制,一人一案,一人一炉,甚是惬意。这一幕也被记录在汉代画像石上。  在这种场合下,酒简直是不可缺少的助兴之物。从1968年河北保定市满城汉墓的出土文物可以看到,方形大陶缸上还写着酒的名称、种类和重量,如“黍上尊酒十五石”“甘醪十五石”“稻酒十一石”等。  在江西海昏侯墓、西安张家堡新莽墓葬都出土了一种类似蒸馏酒器物。精巧的器物让人不仅“脑洞”大开:蒸馏出的酒水倾入金樽,度数更高,口味也更加甘洌,直让人耳酣目热。  说到火锅,不能不提中国人涮火锅的“标配”——豆腐。这一国民食品传说起源于西汉淮南王刘安在八公山炼丹时的“无心插柳”。由于美味又廉价,它逐渐在民间流行起来。在河南密县打虎亭东汉墓东耳室南壁的画像中,一些学者认为,其中正描绘了民间制作豆腐的场景。    汉人嗜烤肉,在画像石上也看得明明白白。在山东诸城前凉台村发现的一处庖厨画像石上,刻画了一幅跟现在相差无几的“撸串儿”场景:一人串肉;一人打着扇子,翻转肉串;其他两人跪立在炉前等着。  那时的食材,比起现在还丰富。画像石上,不仅显示了宰牛、羊、猪及杀鸡、屠狗等情景,还悬挂着龟、鱼、雁、鸟、兔等不同动物的腿肉。同时,他们也会捕食一些野生动物来改善饮食结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从汉代的狩猎图和出土的动物骨骼不难看出,传统“野味”就有鹿、麋、野猪、兔、雁、雉、雀、鹤等,像熊、虎、豹、狼这样的猛兽也不在话下。在徐州翠屏山西汉墓中,还发现了鱼骨、鱼子和螃蟹等。看来,“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定比这还早!  哪种调味品最好吃?刘尊志建议试一试“鲁豉”,“这是汉代较为出名的品牌产品,据史料记载,还有人因为卖豆豉成了富翁。”  除此之外,我们现在做饭常用到的花椒、姜、葱、桂皮、茴香也被汉朝人使用了。在它们的帮助下,肉的味道更加丰富,可以做成火腿、肉脯和肉酱。    对于很多人来说,香菜这种逆天的存在,是怎么来的呢?答案是,外来的。在汉代,香菜和葱已经发挥了实力,不再是蔬菜,而是一种主要的调味品。  汉人吃的蔬菜,总体来看,有根茎类、茎叶类、葱蒜类、瓜果类等。结合史料记载和一些考古实据,可以肯定的有笋、藕、葵、芥菜、韭菜、蕹菜、芜菁、荠菜、芋头、葫芦、荸荠等。黄瓜也是那时从西域传入的。  在水果方面,考古学家发现,在汉代,中国原产的水果就有桃、梨、枣、酸枣、杏、李、柿、梅、杨梅、青杨梅、广东含笑栗、枇杷、橘子、柑橘、柚、荔枝、桑椹、银杏、松子及香瓜、甜瓜、菱角等之多。  在汉代,最有名的外来水果就是葡萄了,它也在西汉时期的墓葬中被发现过。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石榴、橄榄已经传入中国,并开始被种植。丝绸之路形成后,胡桃(核桃)、无花果、番木瓜、胡瓜等随之而来。  不过,也有一个“悬案”。在甘肃泾川出土的汉墓里,有一个陶灶上雕着有萝卜,但是考古学家并没有找到萝卜在秦汉三国时期的更多证据。  这个孤独的萝卜,不会是“穿越”回去的“吃货”偷偷画上去的吧?  据新华社  ■相关新闻  中国人5000年前就会酿啤酒  据新华社电 中美研究人员23日报告说,他们在西安市米家崖遗址发现了5000年前酿制啤酒的证据,这是迄今在中国发现的最早酿酒证据,说明中国古人可能早在5000年前就开始享受喝啤酒的乐趣。  这项研究发表在新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负责该项研究的斯坦福大学考古专业博士生王佳静说,现在的啤酒大多是由大麦或小麦等原料酿造而成,而他 们发现的啤酒原料由黍、大麦、薏米和少量根茎作物混合而成,其中大麦不是中国本土培养栽培的,是由西亚驯化成栽培种后传入中国,其他原料均在中国上古时期 就有。  王佳静告诉新华社记者:“我们发现的酒,其实是中国历史记载中的谷芽酒,即利用发芽的谷物制成的酒,其工序与西方啤酒是一致的。至于喝起来什么味道,我暂时无法回答。我只能猜测可能会有点苦有点甜,苦来自于发酵谷物,甜来自于薯类。”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邢福来是此次发掘工作的领队,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教授刘莉与美国杨百翰大学教授特·巴尔参与研究。他们在米家崖的两个窖穴里发 现了与制酒相关的器物,包括阔口罐、漏斗、小口尖底瓶和可移动的灶,年代测定为介于公元前3400年到公元前2900年,通过残留物的科学分析,从中找到 了啤酒酿造的三个证据。  王佳静说,“一些大规模的仰韶晚期遗址有明显的社会阶级化特点。我们发现的酒可能是当时社会一些高层人士用于宴飨活动、宗教仪式的饮品。”责任编辑:

原标题:中纪委连续放出追逃狠话 贪官外逃有啥新特点?  中新网北京7月5日电(张尼) 近期,中国的海外追逃行动屡获捷报,最近一个月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也连发5篇文章谈反腐国际追赃追逃工作。这些文章揭露了一些问题官员为了外逃挖空心思,强调要坚持追逃、防逃两手抓,国外要“织网”,国内要“筑坝”。      “有的腐败分子先做‘裸官’,把家属子女和财产转移到国外,一有风吹草动,就脚底抹油、逃之夭夭。”6月5日,中纪委网站刊发的文章指出,有的腐败分子一边大搞贪污贿赂,一边筹划着外逃。  “腐败分子想要外逃,不可能悄无声息,没有任何动静。”本月3日,中纪委网站再次刊文指,干部外逃前,其拥有的身份证护照情况、出入境次数、家属亲人的工作和生活状况、家庭财产变动等都会有征兆。  文章强调,要定期开展“裸官”清理,做好对党员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情况的抽查核实。各部门不能各自为战,要协调配合,加强分析研判,发现干部可能外逃的蛛丝马迹,及时启动防范措施。    除了转移家属、财产,不少外逃官员在身份隐蔽上也下足功夫。中纪委网站的文章中披露,有的外逃官员“神通广大”,有多个名字和多张身份证,办了多本护照、港澳通行证,跑出去神不知鬼不觉,像从人间蒸发了。  “过去追逃追赃工作面临的最突出问题,就是底数不清。”文章强调,开展国际追逃追赃,对象在国外,基础在国内,首先在摸清底数。只有把数字搞准确,把工作做扎实,追逃追赃才会有底气、更硬气。    与过去出逃仓促、资金少、“耗不了多长时间”的外逃官员相比,现在一些腐败分子反在国外过起了挥霍无度的舒服日子。  中纪委网站的文章披露,有外逃官员逃到国外后开豪车、住豪宅,挥金如土、纸醉金迷,过起奢靡生活,一些富人区成了他们的聚居区。  文章强调,对重点对象要及时采取监控措施,让企图外逃分子“触网”回头。要加强反洗钱工作,切断非法资金的外流渠道,冻结腐败分子在国内的动产不动产,断了财源,堵住赃款外流渠道。    除了生活奢靡,不少外逃官员跑出去还不甘寂寞,在政治上“动起脑筋”。有的跑出去当上侨领,掺和当地政治,有人外逃后,摇身一变,“衣锦还乡”,以外商身份回国搞投资,影响十分恶劣。  “有的拿着贪污受贿来的不义之财,在国外开公司做生意,甚至当上侨领,成了公众人物,组织上却从不掌握。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到了何种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文章指出,党员干部携款外逃,就是叛党叛国,严重损害党和国家形象。腐败分子偷走了国家和人民的钱财,人民群众痛恨至极。不将他们缉拿归案、绳之以法,党纪国法不容,党和人民决不答应。      腐败分子在境外挥霍无度,躲过“风声”就能高枕无忧了么?答案是不可能!  中纪委网站6月5日刊发的文章强调,追逃追赃要算经济账,更要算政治账。  “即使带出去的赃款糟蹋得差不多了,也得把人弄回来,依照党纪国法给予严惩,给人民群众一个交代。”文章称,要用有力的行动证明,海外不是法外,外逃不是出路,外国决不是腐败分子的“避罪天堂”,不可能一跑了之、一了百了。  “不管腐败分子跑到哪里,跑出去多久,都要一追到底。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一定将其追回来绳之以法,5年、10年、20年都要追,尚有一人在逃,追逃追赃就决不停止。”文章强调。    除了要对腐败分子算政治账,党委、纪委也要对贪官外逃负责。  “人跑了、账款转移了,党委、纪委及相关部门都有责任。”中纪委网站的文章强调,发现有严重违纪情节的干部企图外逃要立即报告、迅速处置,该采取措施的就要及时采取措施,该执纪审查的就要尽快审查。如果能发现的问题却没有发现,发现了问题不报告或采取措施不及时,都是失职失责,必须依规依纪严肃追究责任。    对于早前国际上有人用“双重标准”对待中国反腐问题,中纪委也坚决说了不!  文章强调,过去,在国际上有人总想用反腐败问题来拿捏中国,采取“双重标准”,一方面拿外逃腐败分子做文章,给所谓的“制度污点”找证据,乘机对中国搞抹黑攻击;另一方面又以法律和人权等为借口,客观上为腐败分子提供庇护所,对他们带去的黑金来者不拒。  “必须打破这种‘双重标准’!反腐败是政治,但不能政治化。”文章强调,加强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要进行坚决的外交和舆论交锋。      2013年以来,随着中国反腐风暴的不断升级,境外追逃追赃渐渐成为中国反腐的“第二战场”。2014年,中国开展“猎狐”行动,此后2015年4月,又启动“天网”行动,一个由中组部、最高检、公安部、央行等多部门共同编织的追逃大网迅速展开。  根据官方发布的数据,2014年以来,中国加大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力度,开展专项行动,截至2016年4月底,已从70余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1657人,追回赃款62.9亿元人民币。  2015年4月22日,中国向全世界公布了一份红色通缉令,对100名外逃的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公开曝光,展开全球通缉。  自从2015年4月戴学民第一个落网之后,每月都有“红通”人员归案。其中,2015年7月就有4人归案。  2016年6月22日,“红通人员”第36号唐东玫从澳大利亚回国,投案自首。至此,“百名红通人员”已有30人到案。  这30人中劝返15人,缉捕11人,遣返2人,死亡2人。(完)责任编辑:

#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2016年6月30日05时50分四川省气象台发布第21号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过去6小时,雅安大部和自贡、内江、资阳3市东部及广安市南部的部分地方出现了大雨到暴雨。预计未来6小时,资阳、内江、自贡、广安、遂宁、南充、达州7市的部分地方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电。@四川气象责任编辑:

新华社北京6月13日体育专电 场地为何“五毒俱全”——新华社五问“毒跑道”  编者按:从新疆到东北,从内蒙古到深圳,近两年来,校园“毒跑道”事件层出不穷,学生家长怒发冲冠……集中爆发的校园“毒跑道”事件已经成为一个全国性事件,而其产生的根源之复杂、持续时间之长、涉及地域之广、带来危害之大可能超乎想象。  本来应该是增强学生体质的场地,却成为损害孩子健康的“武器”。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毒操场”、“毒跑道”之所以一路“绿灯”查不出来,其背后是劣质产品盛行、低价中标、违规施工、标准缺失、验收不严,相关环节的监管形同虚设。(编者按完)    从今年5月20日开始,成都、北京、沈阳等地不约而同地爆发出了校园“毒跑道”事件。而在2015年,据不完全统计,“毒跑道”至少波及江苏、广东、上海、浙江、江西、河南等6省市,具体城市则多达15个。  据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和广东省标准化研究院于2015年12月提交的《聚氨酯塑胶场地挥发性有害物风险监测分析报告》摘要中显示,他们在省内进行的抽样调查中,总体存在不合理风险的聚氨酯塑胶场地比例高达25%。  “毒跑道”、“毒操场”究竟有什么毒?广东省体育设施制造商协会副会长、长河集团董事长赵文海向新华社透露,劣质的聚氨酯塑胶产品可谓“五毒俱全”。  近些年来,中国学校体育蓬勃发展,政府、学校、家长对孩子身体健康越发重视,对操场、跑道的需求日益增加。市场蛋糕大了,很多不具备资格的企业 马上“杀进来”——聚氨酯厂商里,国际田联认证的全国有十几家,中国田协审定的也是十几家,但实际在做的有数千家,去年就新增了近3000家。  《聚氨酯塑胶场地挥发性有害物风险监测分析报告》里提到,这些无资质、无技术、无生产管理和质量保障的小型作坊,一年就占有了市场的50%甚至更多。而这些产品的质量很难保障。  塑胶跑道大致可分为聚氨酯现浇型和预制型橡胶卷材两大类。预制型主要使用橡胶等原料,是一种环保型产品,但因为造价较高,国内并不普及;聚氨酯是目前市场占有量最大的传统型材料,占了目前国内市场的95%,目前出问题的跑道、操场都是这一类型。  根据记者调查,业内人士对于“毒跑道”产生来源的说法并不完全统一。这是由于聚氨酯跑道需要的原料多,生产铺设环节也比较多。基本原料是聚氨酯 双组分(A、B)胶水,施工时按一定比例将A、B两种胶水混合,并加入黑色颗粒,铺设过程中还会使用溶剂。由于使用的双组分胶水、黑色颗粒和溶剂涉及多种 化工材料,几乎每个部分都有出问题的可能。  不过,在去年到今年的许多案例中,许多学生的一个突出表现是流鼻血、咳嗽和皮肤过敏。赵文海表示,这应该是游离TDI(甲苯二异氰酸酯)造成的。  据广州同欣体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化学博士陈晨介绍,目前聚氨酯跑道普遍是TDI型,其胶水A成分是聚醚和TDI反应形成的预聚体,如果 反应不充分就会有游离TDI存在,对人体产生危害。TDI被国家列为职业高级危害的化学物质,是有毒致癌物,对眼睛、呼吸道和皮肤都有刺激。  曾经留美的陈晨透露,在美国是禁用TDI的。不过,美国塑胶跑道行业对此规定一直颇有非议,因为如果反应完全,就不会有残留的TDI。而在国内,TDI型聚氨酯是聚氨酯跑道的“主力军”。  赵文海认为,除了游离TDI,聚氨酯胶水中使用的有些塑化剂如短链氯化石蜡,受阳光照射会分解挥发氯化氢气体等氯化物,以及铺设过程中使用的毒性大的有机溶剂(甲苯、二甲苯)等,“一般就是这三种东西,导致很多问题跑道有呛鼻的气味”。  但有毒物质并不止这三种。全国体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设施设备分技术委员会秘书长刘海鹏去年曾撰文指出,塑胶跑道可能产生的危害来源于多种物质, 主要是聚氨酯(PU)胶水中的氯化物、游离TDI、苯类化合物、黑色颗粒中的硫化物、多环芳烃中多种化合物、颗粒及胶水中重金属。这些不仅危害人的健康, 还会污染环境。  赵文海说,除了能闻到的,还有一些有害物质是没有气味的,可能还未被发现,“因为不知道具体做的人都加了什么垃圾材料”。他还提到传统聚氨酯胶水中使用的交联剂MOCA具有致癌性。不过,这个说法业内尚存争议。  近期,有报道称韩国首尔共51所中小学校的聚氨酯塑胶跑道因含有过量铅、镉等重金属被勒令停用。其中大部分问题学校跑道铅成分超标10倍以内,但有甚者超出标准值30倍。陈晨认为,这可能是由于在聚氨酯胶水中使用了有机金属类的催化剂。    劣质产品是如何进入学校的呢?这往往和招标环节脱离不了关系。  “塑胶跑道现在的价格比十几年前还低,怎么会合理?现在,80、90%是废料做的。”谈到这些,广东省体育设施制造商协会副会长、长河董事长赵文海十分感慨。  然而,目前的学校塑胶场地建设招标环节,往往标准就是“低价”。  为改善校园体育设施滞后局面,近年来各地加大校园操场的建设力度,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重庆某区一位教育部门干部介绍,当地有120多所中小学 校,40多所各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除了近几年新建的十几所学校有标准场地外,其他学校的场地都需要改扩建。不算征地成本,一个配备有看台等附属设施的标 准塑胶操场每平方米的成本约600元。近几年,当地每年在学校运动场地改扩建的投入数千万元,资金压力很大。  较少的投入加上招标唯低价是取,严重影响校园操场的工程质量。  记者采访的多个相关人士在谈到聚氨酯跑道问题时,都提到目前市场价格过低的问题。  据介绍,性能好又安全环保的塑胶跑道价格应该在280元/平方米以上,但实际上的招标价格少于150元的比比皆是。《聚氨酯塑胶场地挥发性有害物风险监测分析报告》显示,甚至部分政府出台的“指导价”也只有180元/平方米。  同时,招投标中,评标体系明显倾向于大型建筑工程企业,使专长于体育设施制造和施工的中小企业处于明显劣势。现实中往往是大型企业中标后,才转 包给中间人或制造商,形成层层转包。多次转包,导致原本就不合理的项目经费落到施工方手中更是大打折扣,最后只能通过偷工减料或使用劣质原料来保证利润。  广州同欣体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化学博士陈晨表示,采购机构对塑胶跑道的成本、有害物质等不够了解,缺乏专业知识,也没有深入咨询,对工程商、原材料厂商没有资质的要求,市场也缺乏有效监管,导致恶性的低价竞争。  赵文海谈到不少学校采用最低价中标的问题时表示,因为这样最简单,领导不用负责任。“工程公司为了找活,先中标再说,结果赚不了钱,只好不断降低成本,加各种垃圾材料”。  他解释说,使用量最大的聚氨酯胶水(优质的)一万多块钱一吨,但为了降成本有人会加石粉,石粉才一百多块钱一吨。石粉无害,但加多了会导致硬度 太大,而塑胶跑道需要有弹性,那么就要加塑化剂,塑化剂中短链氯化石蜡是最便宜的,但也是气味、毒性最大的。又为了提高强度,可能就会加交联剂 MOCA(莫卡)。铺设的时候,还要加黑色颗粒,加了颗粒后会太稠不好铺设,就需要加溶剂,除了苯类的溶剂,实际还有其他有机物。  全国体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设施设备分技术委员会秘书长刘海鹏去年也谈到,许多小型作坊往往没有资质和技术,没有质量保障体系和安全生产管理措施,也没有产品检验检测手段,制造成本很低。  这种低端、有缺陷的产品有着无可比拟的价格优势,在一切靠价格说话的招标之后,有全套管理制度和认证系统、有研发能力和检测手段的企业产品反而面临被取而代之的窘境。  一位生产人造草坪的厂商表示,由于市场混乱,监管不力,招投标把关不严,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在相关行业里十分典型。    过低的价格带来了劣质的产品,也带来了劣质的施工。  新华社记者辗转联系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施工承包人。他介绍,目前都是低价中标,谁价格低谁就有优势,同时中标还要看有没有关系,有的经过几道手层层转包,到实际上的施工方手上已经利润很低,只能用劣质原材料。  “以前投标需要体育场馆施工专业承包资质,2014年底这个规定取消了。现在招标会招建筑商来,房建市政大企业中标,又转包给其他公司。目前这个行业陷入恶性循环,价格越来越低,转包的越来越多,品质越来越差。”广州同欣体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化学博士陈晨说。  2001年,建设部(现住建部)制定发布体育场地设施工程三种级别承包资质,塑胶场地工程需由专业资质企业承包建设。这项规定于2014年被取消。中标企业在中标之后,招来的施工队伍并不一定具备专业资质,施工过程存在不少瑕疵。  陈晨表示:“国内能安装预制型的(施工)队伍,大概30个。安装聚氨酯的队伍,3000个都有。而实际上聚氨酯跑道由于要对原材料进行现场调配,对施工队资质的要求更高。所以这就很不正常。”  利润空间很低的中标价格,鱼龙混杂的施工队伍,造成施工过程中的违规添加。广东省体育设施制造商协会副会长、长河集团董事长赵文海表示,为降低成本,不少施工方在铺设工程中大量添加苯类等有毒物质。  陈晨认为,聚氨酯跑道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不好控制”。由于原材料需要现场混合,再进行铺设,人为因素影响较大,对胶水调配比例、温度、湿度等施 工要求较高。即使原材料商卖出的双组分胶水、黑色颗粒等都是合格的,工程商仍然有可能在施工时不严谨导致出问题,或为了降低成本加入其他垃圾材料和有害物 质。  而《聚氨酯塑胶场地挥发性有害物风险监测分析报告》指出,对于风险监测源的分析发现,塑胶场地的苯、甲苯、二甲苯、甲醛和TDI等有害化学物质 主要来自胶粘剂、溶剂、黑色颗粒等原材料,而施工方为了节约成本,违规添加含有甲苯、二甲苯的有机溶剂,是劣质塑胶场地“有毒”的首要原因;另外,不科学 的配方和施工工艺等,也可能导致有害物质的超标。  重庆一位基层校园足球教练告诉记者,一些学校的塑胶跑道天气一热味道十分刺鼻,连成人都受不了,何况孩子。  为何天一热就出事?根据长河集团提供的资料,首先有些物质会在强光、高温下分解释放有毒气体,比如短链氯化石蜡分解出氯化氢。其次,据陈晨介绍,温度高时,TDI、甲苯、二甲苯等挥发性的有毒物质挥发得更快。    校园塑胶操场、跑道是否符合相关标准?记者采访发现,相关标准制定和修订相对滞后,无法完全保证校园塑胶操场、跑道质量。  业内人士表示,正因为目前没有严格对口的安全环保方面的强制标准,一些跟招标方关系好的工程商,就会建议对方把自己手中已经满足的标准列入招标条件,达到自己中标的目的。  严格来说,在聚氨酯跑道铺设的施工前、中、后都要进行检测和监督。但在招标、施工环节相继“沦陷”后,最后的验收环节也多半是走形式。一位不愿 透露姓名的施工承包人透露,在施工过程中,只要铺得平整,视野效果好,质量方面甲方一般也不会说什么,验收基本都会通过,不用送检。即使要送检,送检的样 品和实际使用的也会不一样,而且专业的检测机构很少,一般位于省城,送检耗时费力。  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某地教育局分管基建的副局长对记者坦言,2015年之前,塑胶跑道的工程验收从未包括甲醛、苯、二甲苯等有毒物质检测, 验收内容仅为跑道厚度等内容。2015年,江苏等地相继曝出“毒跑道”事件后,各地增加了塑胶跑道挥发成分的抽检。这位副局长表示,这个地区的抽检率为 50%。  业内人士介绍,校园操场建设目前普遍使用或适用的两项国家标准是GB/T 22517.6-2011《体育场地使用要求及检验方法第6部分:田 径场地》和GB/T 14833-2011《合成材料跑道面层》,规定了苯、甲苯和二甲苯、游离甲苯二异氰酸酯(TDI)、重金属(铅、镉、铬、汞)这些 有害物质的限量。  广州同欣体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化学博士陈晨表示,目前广泛被提到的国家标准,都不是强制性的标准,T代表推荐;且国标2011版实际是在1993年国标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而形成的,“很少这么大时间跨度不更新的,一般要几年更新一次”。  广东省体育设施制造商协会副会长、长河集团董事长赵文海认为目前国标已经“不够用了”,比如对于氯化物、TVOC(总挥发性有机物)等有害物质没有规定,需要与时俱进。  陈晨说,去年“毒跑道”事件爆发之后,由深圳市教育局委托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编制完成的《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质量控制标准》,广州同欣等广 东省体育设施制造商协会成员也参与了起草。这是国内首个塑胶跑道工程建设标准,在今年3月向社会公示并征求意见,目前处于试行阶段。这个标准主要在 GB/T 14833-2011基础上,扩大了有害物检测范围,引入了对多环芳烃、短链氯化石蜡和TVOC等限量标准,并且对进场材料、施工过程、跑道成 品都要进行检测和监管。  据介绍,深圳标准还明确规定了哪一项不合格要怎么处理,比如重金属超标必须铲除,TVOC超标则可以放置一个月再检测。  对于检测的监管,赵文海无奈地说:“现在的送样检测广受吐槽,因为送样检测报告有可能作假,送去的样本未必是实际使用的东西。应该是原材料检测,做完后现场检测。”  部门之间监管职责不明也是“毒操场”验收环节形同虚设的主因。一位厂商表示:“塑胶跑道的监管确实有点三不管,教育部门说我不懂,属于体育部 门;体育部门说学校的事情怎么会跟我有关;质监那边说你们这属于基建,走的是基建招标,不是货物采购,不归我管;住建部门又说,你这又不是房子,跟我们没 什么关系。”  陈晨说,这些年来,由于监管不力、归口管理模糊、片面追求低价、没有对口强制标准等问题,情况比以前更加恶化了。“确实需要警醒,并进行严格监管。”  更为重要的是,在多地集中出现“毒操场”事件后,却鲜有人被问责。一位业内人士说:“去年‘毒跑道’的事情,最后说来说去都是材料的事,招投标本身没有追责,违法成本太低。”    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早在2003年底,就已经有专家提出TDI聚氨酯跑道的危害,当时虽然引起了一定重视,但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这个问题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从目前媒体曝光和厂商透露的情况看,问题反而更加恶化。  2003年10月,在第二届中国学校体育科学大会上,有专家呼吁“必须尽快终止学校体育场地铺设塑胶跑道”。有媒体称,中国室内装饰协会室内环 境监测中心确认,TDI生产的材料,在炎热或强光的条件下,会有TDI气体释放出来,对人体有很大危害。此事引发了媒体的广泛报道。  但随后华东理工大学材料与工程学院、中国田径协会田径场地人工合成面层检测实验室提供的调查结果显示,TDI塑胶跑道无毒。  当时的新华社报道就提出,无论有毒无毒,焦点在于:“我国目前还没有关于校园塑胶跑道的化学毒性检测标准和专门的检测机构,在建造过程中,单靠学校检验以达到环保要求很不现实。”  争论之后,2003年12月在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举行的学校体育场地建设研讨会上,教育部有关部门负责人针对此问题表示,学校塑胶体育场地建设不能叫停,但一定要严格按照环保要求去建设施工。  2004年3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体育教学中心教师王哲广在《环境保护》杂志上发表了《铺设TDI聚氨酯塑胶跑道的危害与对策》的文章,指出 TDI聚氨酯跑道除TDI外,组分中还含有多种催化剂、二元胺类扩链剂、有机分子增塑剂、溶剂、橡胶配合剂、苯溶剂等有毒有害化学物质。同时由于难以自然 降解,还有可能成为新的环保公害。他呼吁要尽快制止校园中使用TDI型塑胶跑道。  广州同欣体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化学博士陈晨表示,当年此事包括王哲广的论文确实在业内引起了关注和讨论,但由于当时还没有目前这种集中 爆发的案例,而且焦点还集中在TDI,导致他的意见没有得到采纳。而且,TDI确实是非常好用的聚氨酯材料,且如果技术过关、严格监管,优质的TDI聚氨 酯经过充分反应,应该是安全的。  因此即便身为一家生产预制型跑道公司的副总裁,他也不赞同禁止铺设聚氨酯塑胶跑道,认为这样造成打击面过宽。但他说:“没有想到情况会恶化到今天的局面。”  全国体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设施设备分技术委员会秘书长刘海鹏去年也曾表示,如果配方科学,优秀环保的塑胶跑道中各化学单体会完全充分反应,有害物的残留会非常少甚至没有,哪怕在高温环境中也没有味道。但不科学的配方,反应不完全,就肯定会有残留。  根据记者查到的资料,在王哲广之后还有专家提出了更加折中和实际的建议,提倡应在学校体育场地建设中慎重选择铺设材料和施工企业,不在室内铺设 TDI体系聚氨酯跑道材料。同时,研制和使用对人体危害较小的MDI合成面层材料,在近3年内逐步淘汰TDI体系。大力研制性能先进、高科技含量的、安全 的、可再生的、适合各种条件下使用的环保型合成材料面层。有条件的学校可一步到位,使用预制型卷材。  然而,十年前就在说的事情现在进展依然缓慢,加上各种监管不力,事态更加恶化。  在2015年问题集中爆发之后,在当地部门“整改”之后,在2016年,“毒跑道”又在别的地方发生了。  一位厂商向记者透露,去年各地不少聚氨酯问题跑道曝光后,当时他们行业微信群里就讨论认为“明年天一热,可能还会出事”。  结果不幸言中。  炎热的夏天还没有结束,关于“毒跑道”的风波、议论和追责并没有结束,也不应该结束。(采写记者:李丽、周凯、公兵、树文、汪涌)责任编辑:

专家质疑盲目放生:大白天的把夜鹰往哪儿放

原标题:放生还是放死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袁贻辰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6年05月18日11版)  放生狐狸转眼只剩一张皮,放生乌龟害死本地物种,面对层出不穷的“爱心之举”,动物学家质疑:  这几天,国家林业局为2000多公里外一群巴掌大的乌龟操起了心:那是一群把厦门南普陀寺放生池挤得“几乎看不见水”的巴西红耳龟,眼看这些小生灵在水池里堆得密密麻麻,该往哪儿送?寺庙工作人员的原计划是“全部捕捞送至水库”。  这吓坏了国家林业局与其他懂行的学者。“为防止生态灾难,水库绝不是它们的去处。”国家林业局发微博说。天津市野生动物救护驯养繁殖中心农艺员刘洋则担心更多:巴西红耳龟是外来物种,没有天敌,等它们吃光了水库的小虾小鱼,“(水库里的)微生物很难被消化,水质也可能出问题”。  从业10多年,刘洋见过许多光怪陆离的放生行为:有“爱心人士”顶着大太阳,把猫头鹰扔出去,见鸟儿没动静还纳闷:“它咋不飞呢?”还有放生者从饲养场买来几百只狐狸,乌泱乌泱全搁到怀柔的一座山里,没几天,就出了“狐狸集体下山咬死村民家禽”的大新闻。而那座小山甚至整个怀柔,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狐狸。  “放生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行为,一般都要经过检疫隔离、补充营养,再择时择地进行放生。”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副主任胡严说,民间许多“爱心人士”盲目放生的行为,往往只会造成恶果。  这位从事动物研究近30年的业内人士总结道:“被盲目放生的动物,不管活着还是死去,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都是一场灾难。”    如果想一睹原产美洲的鳄龟和巴西红耳龟的风采,用不着远渡重洋、甚至不必花钱买动物园门票,刘洋随意一指,天津海河、武汉梁子湖、各地放生池……都能找到它们的踪影。  这些都是来自“爱心人士”的馈赠。  刘洋曾在海河里抓到过被放生的鳄龟,没有天敌的凶猛鳄龟过得很是舒坦,“手指那么粗的木棍,一口就咬掉了”;去年,他听说梁子湖放生了上百只巴西红耳龟和中国本土乌龟,结果,两大龟派从路上一路撕咬到湖里,最终齐刷刷暴尸梁子湖岸。  他还见过不少放生者选择将鸟儿放归自然,放生者学着电视里的姿势,把从小贩手里买来的夜鹰,嗖地向天上扔去,呆呆的夜鹰似乎没搞明白状况,连翅膀都没扑腾,就重重地掉了下去。  “不说夜鹰是攀禽,需要倒挂在墙上才能放生了。大白天的,你把夜鹰往哪儿放?野猫野狗的肚子吗?”刘洋每次都哭笑不得地跟“爱心人士”解释,鸟儿都没分辨清楚方向,就这么扔出去,能飞吗?  解释了,但活儿没有少过。从业数年,几乎每天,救护中心都会接到市民打来的电话,说发现了飞不动或受伤的鸟儿,一细问地方,几乎都在市内某寺庙附近。  刘洋也忍不住纳闷了,“都是‘爱心人士’在放生,这些鸟儿飞都飞不动,他们难道没注意吗?”  他和森林公安部门一起巡查时才发现,寺庙附近形成了一条“黑色放生产业链”。“只要有人买,这些人就会去抓野生的鸟儿。”甚至,“放生者前脚放了,他们后脚抓回来,下回放生者又来买”。  他们查获一个贩鸟集团时,发现许多个小笼子,每个笼子里都关着10多只鸟,没人喂水的鸟儿脱水严重,有一些还因为铁栏的挤压,毛都变扭曲了,搁地上,路都走不稳,直接一头摔倒。  这个业内人士喜欢拿出这些实例劝“爱心人士”,你放这些动物出发点是好的,可最后它们很容易死亡啊!  放生者睁着大眼睛回他,“哎呀,我放这些动物,也没想着一定能活,就图个心理安慰。”  刘洋乖乖合上了嘴。  胡严也记得,在怀柔,某位“爱心人士”一口气搁了300多只饲养的狐狸和貉,后来工作人员回收时,仅40只存活,不少狐狸被发现时,只剩下了一张皮;就在狐狸被放生处不远,还有别的“爱心人士”撒下上百条蛇,当他赶到现场时,发现一条条找不到食物的蛇,集结到公路上,被路过的车辆活活碾死。  “这样的放生有什么意义呢?只不过是让动物换一种死法而已。”胡严说。  有次碰见一群放生者,他忍不住多说了几句,对方堵他,“我们放的动物不一定都会死,也有活下来的呢。”  “如果活下来一样糟糕,当地的生态平衡肯定会受影响!”胡严回道。  没人理他。  在山东泰山,4年前就有人注意到,满山乱跑的松鼠数量越来越多,“危及附近村民的收成,果农的核桃减产近一半甚至绝产”。  直到那时,泰山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站长申卫星才反应过来,松鼠并不是泰山原有的物种,最初都是被市民放生在此,由于泰山缺少狼、豺等天敌,松鼠很快“泛滥成灾”。  对着镜头,申卫星忍不住恳求,“现在没有有效控制松鼠繁殖的办法,请市民不要再买松鼠放生了”。  事实上,我国已出台《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野生动物保护法》《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等多部法律法规,均涉及动物保护,可具体到放生,胡严也不知道该拿出哪部法律“震慑”眼前这种既不利于动物生存、又伤害生态平衡的行为。  所以,滑动手机屏幕,看着新闻里爆出一条又一条有关放生的奇闻,胡严也不再讶异:  有“爱心人士”专程赶到潮白河,对着镜头,挨个亲吻活鱼,再将500多斤的鱼统统倒入泛着臭味的河里。没一会儿,鱼漂到水面,无一例外都翻着大白肚子。还有“爱心人士”站在济南一座桥上,把装了十几个蛇皮袋的青蛙、螺蛳哗啦啦倒入河里,他们在桥上和动物摆造型合照。桥下,附近20多个村民捞得不亦乐乎。    在怀柔,工作人员把因放生而死的狐狸深度掩埋在山谷中。尽管这样颇为费事,但在业内人士看来,却是“必要的”。  北京师范大学动物学副教授赵欣如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这些被集约化饲养的狐狸,和被集约化饲养的鸟类一样,极有可能在饲养场已感染了一些病原体。这其中包括病毒、支原体、细菌、螺旋体、真菌和寄生虫等“能致病的元素”,在野外,很容易传染给其它野生动植物。  他为此感到忧心:“病原体就这样从饲养场扩散到了大自然。”  在这位学者眼里,盲目放生的动物,活下来有时比死去更可怕,“相当于当地来了一个新物种,而我们永远无法估计,这会造成怎样的生态灾难”。  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澳洲最初没有野兔。150年前,一位庄园主漂洋过海将4只穴兔带到澳洲,随后放生在维多利亚省,以便打猎。谁也没想到,不到70年,这些兔子的数量达到了100亿只,“对澳洲的生态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破坏”。  “盲目放生,会造成当地原有的物种秩序被打破。”这位动物学专家说,“最严重的后果会抑制一些当地物种生存,甚至造成它们的灭绝。”  “生物界的秩序是千百万年演化发展的结果。以人类简单的思维、简单的手段就能重新形成一个平衡吗?”他反问道。  1979年,美国白蛾传入中国。很快,人们就发现,这种个头小、通体泛白的昆虫拥有“难以想象的繁殖潜能”。在它们的菜谱上,200种树木赫然在列。城乡的果林、森林、农林在短时间里,被美国白蛾像蚕一般的幼虫占据。没有天敌的虫子把一棵棵树木的树叶都吃光,并在一年之内繁殖好几代。现在,美国白蛾已从辽宁扩散到河北、山东等十余个省份,国家不得不每年投巨资施药控制这个外来物种。  “事实证明,人对自然的认知太少了,我们不能干一些自以为很明白其实根本不明白的事情。”赵欣如补充道,“就好比放生。”  作为主管部门相关工作人员的胡严,对此感同身受。  他翻开厚厚的中华动物名录,指着鲤鱼、鲫鱼的页面告诉记者,“这些鱼的亚种不同,如果盲目把饲养的鱼类放生到河流和湖泊里,这些鱼很可能会和河里其他野生鱼类杂交。”  而产生的后代,“就会把不该有的基因杂合进去”。  这是胡严眼中盲目放生最严重的后果之一:携带新基因的物种活了,原来的物种受影响,很可能多年后,纯的亚种就灭绝了。比如,欧洲的野猪在和非本土的野猪杂交后,就彻底消失了原有的亚种。  “这些都不是当时能看到的,所以,放生真的不是活了就好。”他抬高了声调,“你当时放下去活了,可是10年后、20年后、甚至100年后的情况你能预知吗?如果导致了别的物种灭亡,这样还能叫‘放生’吗?”    和动物保护打了快30年交道,胡严总结了放生行为的高发地:寺庙、河湖、高山以及一个常常被人忽视的地方——儿童医院。  几乎每一次带孩子去儿童医院,胡严都能碰见售卖小动物的商贩。雏鸡、小兔、金鱼挤在各种瓶瓶罐罐里,有的严重缺水,还有的被铁栏子压坏了羽毛。  用不着猜,胡严都能知道大多数小动物的结局:他在小区草坪里见过冻得瑟瑟发抖的小兔子,在公园见过被哗啦啦倒进龙潭湖的金鱼,“还能有什么原因?孩子买回去养几天就不想养了。那咋办啊?父母轻松作出决定,随便放了呗。”  “这是错误萌芽的开始。孩子不懂,父母也不懂,一家人就这样无意识地参与了盲目放生。”胡严曾和这样的父母交流过,一些人却回复他,“不过扔一两条金鱼,能有啥大的影响。”  同样当了爸爸的胡严,忍不住去想,幼年经历过盲目放生的孩子,以后长大了,面对放生会是怎样的态度?  赵欣如一点儿也不意外孩子对放生的无知。事实上,在他看来,国内的基础教育大有问题:都是应试的科目,“真正留给生物教育的空间微乎其微”。  “我们所处的环境有哪些物种、它们经历了怎样的生命演替,这些多数在课本里见不到。没有这些知识,人们怎么可能会对放生有一个科学的认知呢?”他说。  最近这些年,他已慢慢觉察到,普通人之外,许多“业内人士”也对物种分辨出现了含混不清的状况。此前,一批“没人认识”的鸟误闯首都机场,在“请教了专业人士后”,主管部门将其送到湖南进行了放生。  后来,看到鸟类照片的赵欣如才发现,那些鸟类其实大多是笼养过且失去生活能力的鸟种,其中还包括产自澳大利亚的笼养鸟,“贸然送到野外,只有死亡一条路”。  他也越来越发觉,研究动物分类学的学者变少了。现如今,懂鸟的“专家”不懂鱼,懂鱼的“专家”则不懂龟……究其原因,无非都是“相关机构不重视,没经费没项目,没人愿意再做基础分类学了”。  “全社会都对放生充满疑惑,盲目放生的事件层出不穷。这个板子难道只该打在放生者身上吗?”这位学者忍不住反问。  “根源在教育、在全社会的认知。这些是相关部门应该好好去考虑的。否则,就算用再严厉的处罚和法律去约束,也很难根治这种出发点是善意的行为。”赵欣如认为,一味激化矛盾没有意义,主管部门应更多地从引导和启发出发,用科学的思维来做事。  20年前,他曾去台湾考察,发现当地的自然博物馆里,单独辟出了一个放生专题的教室。  彼时,台湾民众主要的放生对象也是乌龟,全台湾的老百姓都热衷于购买各式各样的乌龟,再放生到台湾各处水域,以此祈福。在放生教室里,图片、文字和影像则形象展示了这样做的种种后果。  “震惊同时也很欣赏,台湾把一个社会现象展示在科学教育的场所。”这位动物学家难得地放松了表情,“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温和的疏解方式”。责任编辑:

曾经有一篇热帖,说的是如果一个现代人穿越到秦朝的咸阳城,就只吃“开水烫白菜”。这让人有一种感觉:当时的中国物产匮乏、烹饪手段单一,“吃货” 们并没有很多选择。事实果真如此吗?在刚刚结束的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权威专家就用一桩桩考古结论证明这种观点“站不住脚”。   “人类饮食结构和内容是逐步丰富和完善起来的,演进的过程并没那么剧烈。秦朝时间较短,很难全面反映秦汉时期的饮食文化。放眼其后跨越400年的汉朝才更全面和客观。”南开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教授刘尊志说。  到了汉代,稻、黍、稷、麦、菽这五谷已经很普遍了。虽然,黄淮及以北地区的人们以黍、稷、麦为主食,而南方和西南地区的人们则以稻米为主。  刘尊志认为,在西汉,随着杵臼、碓、磨等粮食加工技术的发展,谷物粉面制成的主食,已经改变了人们以前食用干饭和粥的习惯。这么看起来,“饭党”和“面党”之争还真是源远流长。  在汉代,面食的做法十分多样:用水煮称为“汤饼”,用笼蒸称为“蒸饼”,用火烤的称为“炉饼”。其中,“汤饼”有豚皮饼、细环饼、截饼、鸡鸭子饼、煮饼等;“蒸饼”有白饼、蝎饼等;“炉饼”有烧饼、胡饼、髓饼等。  相比谷物直接煮饭、熬粥,汉代人民在面食上的创造性显然更高。比如,上面说的胡饼,就是在饼上撒上芝麻再烤,髓饼则是用动物油脂作为作料,和在面里,显然风味更佳,营养也更丰富。  此外,当时的人们已经可以蒸制馒头、制作包馅的面食了。在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出土的竹笼里还盛着米糕。  但是,“饭党”也有不少选择:不仅有麻、荞麦、青稞、小豆等传统作物,还有像豌豆、扁豆、黑豆、胡豆、绿豆、胡麻、鹊纹芝麻等外来品种。    在西汉时期,一种青铜染炉非常流行,以至于在许多地方都有出土。这种染炉分为三个构造:主体为炭炉,下部是承接炭灰的盘体,上面放置一具活动的杯。它曾让几代学者对它的用途迷惑不解,直到今天,考古界才确定它就是一种类似现代意义上的“小火锅”。  著名考古学家王仁湘曾撰文认为,染炉是汉代前后贵族饮食生活的一个侧面,是一种雅致的食器。由于汉代实行的是分餐制,一人一案,一人一炉,甚是惬意。这一幕也被记录在汉代画像石上。  在这种场合下,酒简直是不可缺少的助兴之物。从1968年河北保定市满城汉墓的出土文物可以看到,方形大陶缸上还写着酒的名称、种类和重量,如“黍上尊酒十五石”“甘醪十五石”“稻酒十一石”等。  在江西海昏侯墓、西安张家堡新莽墓葬都出土了一种类似蒸馏酒器物。精巧的器物让人不仅“脑洞”大开:蒸馏出的酒水倾入金樽,度数更高,口味也更加甘洌,直让人耳酣目热。  说到火锅,不能不提中国人涮火锅的“标配”——豆腐。这一国民食品传说起源于西汉淮南王刘安在八公山炼丹时的“无心插柳”。由于美味又廉价,它逐渐在民间流行起来。在河南密县打虎亭东汉墓东耳室南壁的画像中,一些学者认为,其中正描绘了民间制作豆腐的场景。    汉人嗜烤肉,在画像石上也看得明明白白。在山东诸城前凉台村发现的一处庖厨画像石上,刻画了一幅跟现在相差无几的“撸串儿”场景:一人串肉;一人打着扇子,翻转肉串;其他两人跪立在炉前等着。  那时的食材,比起现在还丰富。画像石上,不仅显示了宰牛、羊、猪及杀鸡、屠狗等情景,还悬挂着龟、鱼、雁、鸟、兔等不同动物的腿肉。同时,他们也会捕食一些野生动物来改善饮食结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从汉代的狩猎图和出土的动物骨骼不难看出,传统“野味”就有鹿、麋、野猪、兔、雁、雉、雀、鹤等,像熊、虎、豹、狼这样的猛兽也不在话下。在徐州翠屏山西汉墓中,还发现了鱼骨、鱼子和螃蟹等。看来,“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定比这还早!  哪种调味品最好吃?刘尊志建议试一试“鲁豉”,“这是汉代较为出名的品牌产品,据史料记载,还有人因为卖豆豉成了富翁。”  除此之外,我们现在做饭常用到的花椒、姜、葱、桂皮、茴香也被汉朝人使用了。在它们的帮助下,肉的味道更加丰富,可以做成火腿、肉脯和肉酱。    对于很多人来说,香菜这种逆天的存在,是怎么来的呢?答案是,外来的。在汉代,香菜和葱已经发挥了实力,不再是蔬菜,而是一种主要的调味品。  汉人吃的蔬菜,总体来看,有根茎类、茎叶类、葱蒜类、瓜果类等。结合史料记载和一些考古实据,可以肯定的有笋、藕、葵、芥菜、韭菜、蕹菜、芜菁、荠菜、芋头、葫芦、荸荠等。黄瓜也是那时从西域传入的。  在水果方面,考古学家发现,在汉代,中国原产的水果就有桃、梨、枣、酸枣、杏、李、柿、梅、杨梅、青杨梅、广东含笑栗、枇杷、橘子、柑橘、柚、荔枝、桑椹、银杏、松子及香瓜、甜瓜、菱角等之多。  在汉代,最有名的外来水果就是葡萄了,它也在西汉时期的墓葬中被发现过。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石榴、橄榄已经传入中国,并开始被种植。丝绸之路形成后,胡桃(核桃)、无花果、番木瓜、胡瓜等随之而来。  不过,也有一个“悬案”。在甘肃泾川出土的汉墓里,有一个陶灶上雕着有萝卜,但是考古学家并没有找到萝卜在秦汉三国时期的更多证据。  这个孤独的萝卜,不会是“穿越”回去的“吃货”偷偷画上去的吧?  据新华社  ■相关新闻  中国人5000年前就会酿啤酒  据新华社电 中美研究人员23日报告说,他们在西安市米家崖遗址发现了5000年前酿制啤酒的证据,这是迄今在中国发现的最早酿酒证据,说明中国古人可能早在5000年前就开始享受喝啤酒的乐趣。  这项研究发表在新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负责该项研究的斯坦福大学考古专业博士生王佳静说,现在的啤酒大多是由大麦或小麦等原料酿造而成,而他 们发现的啤酒原料由黍、大麦、薏米和少量根茎作物混合而成,其中大麦不是中国本土培养栽培的,是由西亚驯化成栽培种后传入中国,其他原料均在中国上古时期 就有。  王佳静告诉新华社记者:“我们发现的酒,其实是中国历史记载中的谷芽酒,即利用发芽的谷物制成的酒,其工序与西方啤酒是一致的。至于喝起来什么味道,我暂时无法回答。我只能猜测可能会有点苦有点甜,苦来自于发酵谷物,甜来自于薯类。”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邢福来是此次发掘工作的领队,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教授刘莉与美国杨百翰大学教授特·巴尔参与研究。他们在米家崖的两个窖穴里发 现了与制酒相关的器物,包括阔口罐、漏斗、小口尖底瓶和可移动的灶,年代测定为介于公元前3400年到公元前2900年,通过残留物的科学分析,从中找到 了啤酒酿造的三个证据。  王佳静说,“一些大规模的仰韶晚期遗址有明显的社会阶级化特点。我们发现的酒可能是当时社会一些高层人士用于宴飨活动、宗教仪式的饮品。”责任编辑:

原标题:中纪委连续放出追逃狠话 贪官外逃有啥新特点?  中新网北京7月5日电(张尼) 近期,中国的海外追逃行动屡获捷报,最近一个月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也连发5篇文章谈反腐国际追赃追逃工作。这些文章揭露了一些问题官员为了外逃挖空心思,强调要坚持追逃、防逃两手抓,国外要“织网”,国内要“筑坝”。      “有的腐败分子先做‘裸官’,把家属子女和财产转移到国外,一有风吹草动,就脚底抹油、逃之夭夭。”6月5日,中纪委网站刊发的文章指出,有的腐败分子一边大搞贪污贿赂,一边筹划着外逃。  “腐败分子想要外逃,不可能悄无声息,没有任何动静。”本月3日,中纪委网站再次刊文指,干部外逃前,其拥有的身份证护照情况、出入境次数、家属亲人的工作和生活状况、家庭财产变动等都会有征兆。  文章强调,要定期开展“裸官”清理,做好对党员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情况的抽查核实。各部门不能各自为战,要协调配合,加强分析研判,发现干部可能外逃的蛛丝马迹,及时启动防范措施。    除了转移家属、财产,不少外逃官员在身份隐蔽上也下足功夫。中纪委网站的文章中披露,有的外逃官员“神通广大”,有多个名字和多张身份证,办了多本护照、港澳通行证,跑出去神不知鬼不觉,像从人间蒸发了。  “过去追逃追赃工作面临的最突出问题,就是底数不清。”文章强调,开展国际追逃追赃,对象在国外,基础在国内,首先在摸清底数。只有把数字搞准确,把工作做扎实,追逃追赃才会有底气、更硬气。    与过去出逃仓促、资金少、“耗不了多长时间”的外逃官员相比,现在一些腐败分子反在国外过起了挥霍无度的舒服日子。  中纪委网站的文章披露,有外逃官员逃到国外后开豪车、住豪宅,挥金如土、纸醉金迷,过起奢靡生活,一些富人区成了他们的聚居区。  文章强调,对重点对象要及时采取监控措施,让企图外逃分子“触网”回头。要加强反洗钱工作,切断非法资金的外流渠道,冻结腐败分子在国内的动产不动产,断了财源,堵住赃款外流渠道。    除了生活奢靡,不少外逃官员跑出去还不甘寂寞,在政治上“动起脑筋”。有的跑出去当上侨领,掺和当地政治,有人外逃后,摇身一变,“衣锦还乡”,以外商身份回国搞投资,影响十分恶劣。  “有的拿着贪污受贿来的不义之财,在国外开公司做生意,甚至当上侨领,成了公众人物,组织上却从不掌握。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到了何种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文章指出,党员干部携款外逃,就是叛党叛国,严重损害党和国家形象。腐败分子偷走了国家和人民的钱财,人民群众痛恨至极。不将他们缉拿归案、绳之以法,党纪国法不容,党和人民决不答应。      腐败分子在境外挥霍无度,躲过“风声”就能高枕无忧了么?答案是不可能!  中纪委网站6月5日刊发的文章强调,追逃追赃要算经济账,更要算政治账。  “即使带出去的赃款糟蹋得差不多了,也得把人弄回来,依照党纪国法给予严惩,给人民群众一个交代。”文章称,要用有力的行动证明,海外不是法外,外逃不是出路,外国决不是腐败分子的“避罪天堂”,不可能一跑了之、一了百了。  “不管腐败分子跑到哪里,跑出去多久,都要一追到底。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一定将其追回来绳之以法,5年、10年、20年都要追,尚有一人在逃,追逃追赃就决不停止。”文章强调。    除了要对腐败分子算政治账,党委、纪委也要对贪官外逃负责。  “人跑了、账款转移了,党委、纪委及相关部门都有责任。”中纪委网站的文章强调,发现有严重违纪情节的干部企图外逃要立即报告、迅速处置,该采取措施的就要及时采取措施,该执纪审查的就要尽快审查。如果能发现的问题却没有发现,发现了问题不报告或采取措施不及时,都是失职失责,必须依规依纪严肃追究责任。    对于早前国际上有人用“双重标准”对待中国反腐问题,中纪委也坚决说了不!  文章强调,过去,在国际上有人总想用反腐败问题来拿捏中国,采取“双重标准”,一方面拿外逃腐败分子做文章,给所谓的“制度污点”找证据,乘机对中国搞抹黑攻击;另一方面又以法律和人权等为借口,客观上为腐败分子提供庇护所,对他们带去的黑金来者不拒。  “必须打破这种‘双重标准’!反腐败是政治,但不能政治化。”文章强调,加强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要进行坚决的外交和舆论交锋。      2013年以来,随着中国反腐风暴的不断升级,境外追逃追赃渐渐成为中国反腐的“第二战场”。2014年,中国开展“猎狐”行动,此后2015年4月,又启动“天网”行动,一个由中组部、最高检、公安部、央行等多部门共同编织的追逃大网迅速展开。  根据官方发布的数据,2014年以来,中国加大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力度,开展专项行动,截至2016年4月底,已从70余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1657人,追回赃款62.9亿元人民币。  2015年4月22日,中国向全世界公布了一份红色通缉令,对100名外逃的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公开曝光,展开全球通缉。  自从2015年4月戴学民第一个落网之后,每月都有“红通”人员归案。其中,2015年7月就有4人归案。  2016年6月22日,“红通人员”第36号唐东玫从澳大利亚回国,投案自首。至此,“百名红通人员”已有30人到案。  这30人中劝返15人,缉捕11人,遣返2人,死亡2人。(完)责任编辑:

#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2016年6月30日05时50分四川省气象台发布第21号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过去6小时,雅安大部和自贡、内江、资阳3市东部及广安市南部的部分地方出现了大雨到暴雨。预计未来6小时,资阳、内江、自贡、广安、遂宁、南充、达州7市的部分地方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电。@四川气象责任编辑:

新华社北京6月13日体育专电 场地为何“五毒俱全”——新华社五问“毒跑道”  编者按:从新疆到东北,从内蒙古到深圳,近两年来,校园“毒跑道”事件层出不穷,学生家长怒发冲冠……集中爆发的校园“毒跑道”事件已经成为一个全国性事件,而其产生的根源之复杂、持续时间之长、涉及地域之广、带来危害之大可能超乎想象。  本来应该是增强学生体质的场地,却成为损害孩子健康的“武器”。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毒操场”、“毒跑道”之所以一路“绿灯”查不出来,其背后是劣质产品盛行、低价中标、违规施工、标准缺失、验收不严,相关环节的监管形同虚设。(编者按完)    从今年5月20日开始,成都、北京、沈阳等地不约而同地爆发出了校园“毒跑道”事件。而在2015年,据不完全统计,“毒跑道”至少波及江苏、广东、上海、浙江、江西、河南等6省市,具体城市则多达15个。  据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和广东省标准化研究院于2015年12月提交的《聚氨酯塑胶场地挥发性有害物风险监测分析报告》摘要中显示,他们在省内进行的抽样调查中,总体存在不合理风险的聚氨酯塑胶场地比例高达25%。  “毒跑道”、“毒操场”究竟有什么毒?广东省体育设施制造商协会副会长、长河集团董事长赵文海向新华社透露,劣质的聚氨酯塑胶产品可谓“五毒俱全”。  近些年来,中国学校体育蓬勃发展,政府、学校、家长对孩子身体健康越发重视,对操场、跑道的需求日益增加。市场蛋糕大了,很多不具备资格的企业 马上“杀进来”——聚氨酯厂商里,国际田联认证的全国有十几家,中国田协审定的也是十几家,但实际在做的有数千家,去年就新增了近3000家。  《聚氨酯塑胶场地挥发性有害物风险监测分析报告》里提到,这些无资质、无技术、无生产管理和质量保障的小型作坊,一年就占有了市场的50%甚至更多。而这些产品的质量很难保障。  塑胶跑道大致可分为聚氨酯现浇型和预制型橡胶卷材两大类。预制型主要使用橡胶等原料,是一种环保型产品,但因为造价较高,国内并不普及;聚氨酯是目前市场占有量最大的传统型材料,占了目前国内市场的95%,目前出问题的跑道、操场都是这一类型。  根据记者调查,业内人士对于“毒跑道”产生来源的说法并不完全统一。这是由于聚氨酯跑道需要的原料多,生产铺设环节也比较多。基本原料是聚氨酯 双组分(A、B)胶水,施工时按一定比例将A、B两种胶水混合,并加入黑色颗粒,铺设过程中还会使用溶剂。由于使用的双组分胶水、黑色颗粒和溶剂涉及多种 化工材料,几乎每个部分都有出问题的可能。  不过,在去年到今年的许多案例中,许多学生的一个突出表现是流鼻血、咳嗽和皮肤过敏。赵文海表示,这应该是游离TDI(甲苯二异氰酸酯)造成的。  据广州同欣体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化学博士陈晨介绍,目前聚氨酯跑道普遍是TDI型,其胶水A成分是聚醚和TDI反应形成的预聚体,如果 反应不充分就会有游离TDI存在,对人体产生危害。TDI被国家列为职业高级危害的化学物质,是有毒致癌物,对眼睛、呼吸道和皮肤都有刺激。  曾经留美的陈晨透露,在美国是禁用TDI的。不过,美国塑胶跑道行业对此规定一直颇有非议,因为如果反应完全,就不会有残留的TDI。而在国内,TDI型聚氨酯是聚氨酯跑道的“主力军”。  赵文海认为,除了游离TDI,聚氨酯胶水中使用的有些塑化剂如短链氯化石蜡,受阳光照射会分解挥发氯化氢气体等氯化物,以及铺设过程中使用的毒性大的有机溶剂(甲苯、二甲苯)等,“一般就是这三种东西,导致很多问题跑道有呛鼻的气味”。  但有毒物质并不止这三种。全国体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设施设备分技术委员会秘书长刘海鹏去年曾撰文指出,塑胶跑道可能产生的危害来源于多种物质, 主要是聚氨酯(PU)胶水中的氯化物、游离TDI、苯类化合物、黑色颗粒中的硫化物、多环芳烃中多种化合物、颗粒及胶水中重金属。这些不仅危害人的健康, 还会污染环境。  赵文海说,除了能闻到的,还有一些有害物质是没有气味的,可能还未被发现,“因为不知道具体做的人都加了什么垃圾材料”。他还提到传统聚氨酯胶水中使用的交联剂MOCA具有致癌性。不过,这个说法业内尚存争议。  近期,有报道称韩国首尔共51所中小学校的聚氨酯塑胶跑道因含有过量铅、镉等重金属被勒令停用。其中大部分问题学校跑道铅成分超标10倍以内,但有甚者超出标准值30倍。陈晨认为,这可能是由于在聚氨酯胶水中使用了有机金属类的催化剂。    劣质产品是如何进入学校的呢?这往往和招标环节脱离不了关系。  “塑胶跑道现在的价格比十几年前还低,怎么会合理?现在,80、90%是废料做的。”谈到这些,广东省体育设施制造商协会副会长、长河董事长赵文海十分感慨。  然而,目前的学校塑胶场地建设招标环节,往往标准就是“低价”。  为改善校园体育设施滞后局面,近年来各地加大校园操场的建设力度,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重庆某区一位教育部门干部介绍,当地有120多所中小学 校,40多所各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除了近几年新建的十几所学校有标准场地外,其他学校的场地都需要改扩建。不算征地成本,一个配备有看台等附属设施的标 准塑胶操场每平方米的成本约600元。近几年,当地每年在学校运动场地改扩建的投入数千万元,资金压力很大。  较少的投入加上招标唯低价是取,严重影响校园操场的工程质量。  记者采访的多个相关人士在谈到聚氨酯跑道问题时,都提到目前市场价格过低的问题。  据介绍,性能好又安全环保的塑胶跑道价格应该在280元/平方米以上,但实际上的招标价格少于150元的比比皆是。《聚氨酯塑胶场地挥发性有害物风险监测分析报告》显示,甚至部分政府出台的“指导价”也只有180元/平方米。  同时,招投标中,评标体系明显倾向于大型建筑工程企业,使专长于体育设施制造和施工的中小企业处于明显劣势。现实中往往是大型企业中标后,才转 包给中间人或制造商,形成层层转包。多次转包,导致原本就不合理的项目经费落到施工方手中更是大打折扣,最后只能通过偷工减料或使用劣质原料来保证利润。  广州同欣体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化学博士陈晨表示,采购机构对塑胶跑道的成本、有害物质等不够了解,缺乏专业知识,也没有深入咨询,对工程商、原材料厂商没有资质的要求,市场也缺乏有效监管,导致恶性的低价竞争。  赵文海谈到不少学校采用最低价中标的问题时表示,因为这样最简单,领导不用负责任。“工程公司为了找活,先中标再说,结果赚不了钱,只好不断降低成本,加各种垃圾材料”。  他解释说,使用量最大的聚氨酯胶水(优质的)一万多块钱一吨,但为了降成本有人会加石粉,石粉才一百多块钱一吨。石粉无害,但加多了会导致硬度 太大,而塑胶跑道需要有弹性,那么就要加塑化剂,塑化剂中短链氯化石蜡是最便宜的,但也是气味、毒性最大的。又为了提高强度,可能就会加交联剂 MOCA(莫卡)。铺设的时候,还要加黑色颗粒,加了颗粒后会太稠不好铺设,就需要加溶剂,除了苯类的溶剂,实际还有其他有机物。  全国体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设施设备分技术委员会秘书长刘海鹏去年也谈到,许多小型作坊往往没有资质和技术,没有质量保障体系和安全生产管理措施,也没有产品检验检测手段,制造成本很低。  这种低端、有缺陷的产品有着无可比拟的价格优势,在一切靠价格说话的招标之后,有全套管理制度和认证系统、有研发能力和检测手段的企业产品反而面临被取而代之的窘境。  一位生产人造草坪的厂商表示,由于市场混乱,监管不力,招投标把关不严,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在相关行业里十分典型。    过低的价格带来了劣质的产品,也带来了劣质的施工。  新华社记者辗转联系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施工承包人。他介绍,目前都是低价中标,谁价格低谁就有优势,同时中标还要看有没有关系,有的经过几道手层层转包,到实际上的施工方手上已经利润很低,只能用劣质原材料。  “以前投标需要体育场馆施工专业承包资质,2014年底这个规定取消了。现在招标会招建筑商来,房建市政大企业中标,又转包给其他公司。目前这个行业陷入恶性循环,价格越来越低,转包的越来越多,品质越来越差。”广州同欣体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化学博士陈晨说。  2001年,建设部(现住建部)制定发布体育场地设施工程三种级别承包资质,塑胶场地工程需由专业资质企业承包建设。这项规定于2014年被取消。中标企业在中标之后,招来的施工队伍并不一定具备专业资质,施工过程存在不少瑕疵。  陈晨表示:“国内能安装预制型的(施工)队伍,大概30个。安装聚氨酯的队伍,3000个都有。而实际上聚氨酯跑道由于要对原材料进行现场调配,对施工队资质的要求更高。所以这就很不正常。”  利润空间很低的中标价格,鱼龙混杂的施工队伍,造成施工过程中的违规添加。广东省体育设施制造商协会副会长、长河集团董事长赵文海表示,为降低成本,不少施工方在铺设工程中大量添加苯类等有毒物质。  陈晨认为,聚氨酯跑道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不好控制”。由于原材料需要现场混合,再进行铺设,人为因素影响较大,对胶水调配比例、温度、湿度等施 工要求较高。即使原材料商卖出的双组分胶水、黑色颗粒等都是合格的,工程商仍然有可能在施工时不严谨导致出问题,或为了降低成本加入其他垃圾材料和有害物 质。  而《聚氨酯塑胶场地挥发性有害物风险监测分析报告》指出,对于风险监测源的分析发现,塑胶场地的苯、甲苯、二甲苯、甲醛和TDI等有害化学物质 主要来自胶粘剂、溶剂、黑色颗粒等原材料,而施工方为了节约成本,违规添加含有甲苯、二甲苯的有机溶剂,是劣质塑胶场地“有毒”的首要原因;另外,不科学 的配方和施工工艺等,也可能导致有害物质的超标。  重庆一位基层校园足球教练告诉记者,一些学校的塑胶跑道天气一热味道十分刺鼻,连成人都受不了,何况孩子。  为何天一热就出事?根据长河集团提供的资料,首先有些物质会在强光、高温下分解释放有毒气体,比如短链氯化石蜡分解出氯化氢。其次,据陈晨介绍,温度高时,TDI、甲苯、二甲苯等挥发性的有毒物质挥发得更快。    校园塑胶操场、跑道是否符合相关标准?记者采访发现,相关标准制定和修订相对滞后,无法完全保证校园塑胶操场、跑道质量。  业内人士表示,正因为目前没有严格对口的安全环保方面的强制标准,一些跟招标方关系好的工程商,就会建议对方把自己手中已经满足的标准列入招标条件,达到自己中标的目的。  严格来说,在聚氨酯跑道铺设的施工前、中、后都要进行检测和监督。但在招标、施工环节相继“沦陷”后,最后的验收环节也多半是走形式。一位不愿 透露姓名的施工承包人透露,在施工过程中,只要铺得平整,视野效果好,质量方面甲方一般也不会说什么,验收基本都会通过,不用送检。即使要送检,送检的样 品和实际使用的也会不一样,而且专业的检测机构很少,一般位于省城,送检耗时费力。  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某地教育局分管基建的副局长对记者坦言,2015年之前,塑胶跑道的工程验收从未包括甲醛、苯、二甲苯等有毒物质检测, 验收内容仅为跑道厚度等内容。2015年,江苏等地相继曝出“毒跑道”事件后,各地增加了塑胶跑道挥发成分的抽检。这位副局长表示,这个地区的抽检率为 50%。  业内人士介绍,校园操场建设目前普遍使用或适用的两项国家标准是GB/T 22517.6-2011《体育场地使用要求及检验方法第6部分:田 径场地》和GB/T 14833-2011《合成材料跑道面层》,规定了苯、甲苯和二甲苯、游离甲苯二异氰酸酯(TDI)、重金属(铅、镉、铬、汞)这些 有害物质的限量。  广州同欣体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化学博士陈晨表示,目前广泛被提到的国家标准,都不是强制性的标准,T代表推荐;且国标2011版实际是在1993年国标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而形成的,“很少这么大时间跨度不更新的,一般要几年更新一次”。  广东省体育设施制造商协会副会长、长河集团董事长赵文海认为目前国标已经“不够用了”,比如对于氯化物、TVOC(总挥发性有机物)等有害物质没有规定,需要与时俱进。  陈晨说,去年“毒跑道”事件爆发之后,由深圳市教育局委托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编制完成的《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质量控制标准》,广州同欣等广 东省体育设施制造商协会成员也参与了起草。这是国内首个塑胶跑道工程建设标准,在今年3月向社会公示并征求意见,目前处于试行阶段。这个标准主要在 GB/T 14833-2011基础上,扩大了有害物检测范围,引入了对多环芳烃、短链氯化石蜡和TVOC等限量标准,并且对进场材料、施工过程、跑道成 品都要进行检测和监管。  据介绍,深圳标准还明确规定了哪一项不合格要怎么处理,比如重金属超标必须铲除,TVOC超标则可以放置一个月再检测。  对于检测的监管,赵文海无奈地说:“现在的送样检测广受吐槽,因为送样检测报告有可能作假,送去的样本未必是实际使用的东西。应该是原材料检测,做完后现场检测。”  部门之间监管职责不明也是“毒操场”验收环节形同虚设的主因。一位厂商表示:“塑胶跑道的监管确实有点三不管,教育部门说我不懂,属于体育部 门;体育部门说学校的事情怎么会跟我有关;质监那边说你们这属于基建,走的是基建招标,不是货物采购,不归我管;住建部门又说,你这又不是房子,跟我们没 什么关系。”  陈晨说,这些年来,由于监管不力、归口管理模糊、片面追求低价、没有对口强制标准等问题,情况比以前更加恶化了。“确实需要警醒,并进行严格监管。”  更为重要的是,在多地集中出现“毒操场”事件后,却鲜有人被问责。一位业内人士说:“去年‘毒跑道’的事情,最后说来说去都是材料的事,招投标本身没有追责,违法成本太低。”    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早在2003年底,就已经有专家提出TDI聚氨酯跑道的危害,当时虽然引起了一定重视,但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这个问题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从目前媒体曝光和厂商透露的情况看,问题反而更加恶化。  2003年10月,在第二届中国学校体育科学大会上,有专家呼吁“必须尽快终止学校体育场地铺设塑胶跑道”。有媒体称,中国室内装饰协会室内环 境监测中心确认,TDI生产的材料,在炎热或强光的条件下,会有TDI气体释放出来,对人体有很大危害。此事引发了媒体的广泛报道。  但随后华东理工大学材料与工程学院、中国田径协会田径场地人工合成面层检测实验室提供的调查结果显示,TDI塑胶跑道无毒。  当时的新华社报道就提出,无论有毒无毒,焦点在于:“我国目前还没有关于校园塑胶跑道的化学毒性检测标准和专门的检测机构,在建造过程中,单靠学校检验以达到环保要求很不现实。”  争论之后,2003年12月在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举行的学校体育场地建设研讨会上,教育部有关部门负责人针对此问题表示,学校塑胶体育场地建设不能叫停,但一定要严格按照环保要求去建设施工。  2004年3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体育教学中心教师王哲广在《环境保护》杂志上发表了《铺设TDI聚氨酯塑胶跑道的危害与对策》的文章,指出 TDI聚氨酯跑道除TDI外,组分中还含有多种催化剂、二元胺类扩链剂、有机分子增塑剂、溶剂、橡胶配合剂、苯溶剂等有毒有害化学物质。同时由于难以自然 降解,还有可能成为新的环保公害。他呼吁要尽快制止校园中使用TDI型塑胶跑道。  广州同欣体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化学博士陈晨表示,当年此事包括王哲广的论文确实在业内引起了关注和讨论,但由于当时还没有目前这种集中 爆发的案例,而且焦点还集中在TDI,导致他的意见没有得到采纳。而且,TDI确实是非常好用的聚氨酯材料,且如果技术过关、严格监管,优质的TDI聚氨 酯经过充分反应,应该是安全的。  因此即便身为一家生产预制型跑道公司的副总裁,他也不赞同禁止铺设聚氨酯塑胶跑道,认为这样造成打击面过宽。但他说:“没有想到情况会恶化到今天的局面。”  全国体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设施设备分技术委员会秘书长刘海鹏去年也曾表示,如果配方科学,优秀环保的塑胶跑道中各化学单体会完全充分反应,有害物的残留会非常少甚至没有,哪怕在高温环境中也没有味道。但不科学的配方,反应不完全,就肯定会有残留。  根据记者查到的资料,在王哲广之后还有专家提出了更加折中和实际的建议,提倡应在学校体育场地建设中慎重选择铺设材料和施工企业,不在室内铺设 TDI体系聚氨酯跑道材料。同时,研制和使用对人体危害较小的MDI合成面层材料,在近3年内逐步淘汰TDI体系。大力研制性能先进、高科技含量的、安全 的、可再生的、适合各种条件下使用的环保型合成材料面层。有条件的学校可一步到位,使用预制型卷材。  然而,十年前就在说的事情现在进展依然缓慢,加上各种监管不力,事态更加恶化。  在2015年问题集中爆发之后,在当地部门“整改”之后,在2016年,“毒跑道”又在别的地方发生了。  一位厂商向记者透露,去年各地不少聚氨酯问题跑道曝光后,当时他们行业微信群里就讨论认为“明年天一热,可能还会出事”。  结果不幸言中。  炎热的夏天还没有结束,关于“毒跑道”的风波、议论和追责并没有结束,也不应该结束。(采写记者:李丽、周凯、公兵、树文、汪涌)责任编辑:

分类:科技

时间:2016-03-08 05:2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