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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同克里通电话:南海仲裁这场闹剧该收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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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克里通电话  2016年7月6日,外交部长王毅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克里通电话,重点就海上问题交换意见。  王毅表示,当前中美关系总体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应进一步聚焦合作、妥处分歧,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  王毅指出,所谓的南海仲裁案在程序、法律、证据适用方面牵强附会,漏洞百出。因此,这一明显扩权和越权的仲裁庭根本就没有管辖权,罔顾法律和事实的裁决自然也就没有约束力。中国依法不参与、不接受这一仲裁正是在维护国际法治和规则,维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严肃性和完整性。仲裁庭的这场闹剧该收场了。  王毅表示,希望美方恪守在有关领土争议问题上不持立场的承诺,谨言慎行,不采取任何损害中方主权和安全利益的行动。  王毅表示,不管菲律宾南海仲裁案结果如何,中国都将坚定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正当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与稳定。中国将继续遵循《联合国宪章》及其所确认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包括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和平解决争端原则,坚持与直接有关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有关争端。  克里表示,理解中方将就仲裁案表明自己的立场。同时期望各方都能保持克制。美中双方在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方面具有共同利益,美方支持各方继续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有关争议。责任编辑:

原标题:2016年5月23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    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副总理德沃尔科维奇、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三国政府邀请,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将于5月30日至6月7日赴俄罗斯举行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并出席第二届中俄中小企业实业论坛,访问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  问:据报道,印度总统慕克吉在近日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印度希望同中方寻求一个“公正、合理的”,“双方皆可接受的”方式来处理中印边界问题,从而深化中印关系。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答:中印两国均致力于谈判解决领土争议,共同寻求公平合理以及双方都能接受的边界问题解决方案。过去三十多年来,双方积极推进边界谈判,妥善管控争议,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为中印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目前双方已经建立起了包括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在内的一系列涉边工作机制,达成了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和“三步走”路线图。中方愿继续与印方共同努力,加快边界问题解决框架谈判,争取早日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推动中印关系取得更大的发展。  问:奥巴马总统在访问越南,美国对越南取消武器禁运,越南和美国越走越近。请问中方对此持何态度?  答:作为越南的邻国,我们乐见越南同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发展正常关系,希望这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  问:我有两个问题。印度总统明天开始将访问广州、北京。你能否提供更多细节?他会和哪些中方领导人会晤?将谈论哪些问题?会达成什么成果?第二个问题,印度东部舰队将参加在日本冲绳举行的日美印海上联合军演。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答:应习近平主席邀请,慕克吉总统将于5月24日至27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此访是慕克吉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中印两国之间最重要的高层互动之一。在北京访问期间,中国领导人将与他进行会谈、会见,就中印关系及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除北京之外,慕克吉总统还将访问广州。中方高度重视慕克吉总统此访,将给予慕克吉总统热情友好接待。双方正在就此访成果保持密切沟通。  中印同为快速发展的新兴大国,在地区和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在日益增强,已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近年来,中印关系保持了稳定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以2014年习近平主席访印和莫迪总理去年访华为标志,中印关系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我们愿意同印方共同努力,以慕克吉总统访华为契机,进一步推动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推进两国在各领域务实合作,构建中印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也注意到了有关报道。中国对有关国家之间开展正常的军事合作不持异议。希望这种合作应该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  问:越南是中国近邻,为什么越南在过去几年一直呼吁美方解除武器禁运?美方的这个决定会对美越关系有何影响?  答:我理解你提这个问题背后的考虑。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越方,而不是来问我。我刚说了,我们乐见美越发展正常关系,希望这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  问:白宫已证实美军无人机周末击毙了阿富汗塔利班最高领导人曼苏尔,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考虑到中方在阿巴中美四国协调小组为塔利班和谈一直发挥着积极作用,该事件会不会对和谈产生影响?  答:我注意到相关报道。中方希望阿富汗和平和解进程继续推进,有关各方共同致力于实现阿富汗及本地区和平稳定。  问:据报道,巴基斯坦外交部已发表声明,巴已正式申请加入核供应国集团。中方是否会支持巴方申请?  答:核供应国集团是国际防扩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体系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为基石,这是国际社会的长期共识。去年年中在纽约召开的NPT审议大会再次确认了这一共识。正因为如此,核供应国集团一直将“NPT缔约国身份”作为接纳新成员的一个“硬杠杠”。  中方注意到巴基斯坦已正式申请加入核供应国集团。巴不是NPT缔约国。对于“非NPT缔约国”这一类国家能否加入,集团内部还在讨论,目前仍存在较大分歧。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时期以来,中方和许多国家一直主张集团先就“非NPT缔约国”这一类国家加入问题充分讨论,以寻求共识并协商一致作出决定。中方这一立场适用于所有“非NPT缔约国”,包括巴基斯坦。  巴是中国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亲密邻邦。中方上述原则立场不针对巴。中方支持集团下步继续就“非NPT缔约国”这一类国家加入集团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以期早日就此形成共识。中方将继续建设性参与有关讨论。  问:中方称《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缔约国身份是加入核供应国集团(NSG)的前提条件。印度外交部已经对此作出回应,称并没有这种要求。法国当时加入NSG时也不是NPT缔约国。印方认为,如果有任何关联的话,也是NSG和国际原子能组织之间,不是NSG和NPT之间。中方如何回应?  答:法国是核供应国集团的创始国,不存在“加入”集团的问题。你问的问题恰恰说明了NPT作为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基石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大家知道,NPT从上世纪70年代初生效以来,从无到有,一步一个脚印,逐渐被国际社会接受,成为国际防扩散体系的基石,并被近年NPT审议大会等一再确认。这充分表明坚持NPT这一国际防扩散体系的基石是国际社会的共识。  问:在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22日发布关于西藏人权报告,批评中国政府在藏区实施更加严厉的压制政策,中方有何评论?  答:对于你提到的这个所谓人权组织发表的报告我不想作任何评论。他们当中有多少人来过中国?去过西藏?他们了解在中国西藏的真实情况吗?!希望这些人摘掉有色眼镜,客观公正看待中国。  问:据报道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同意将一名关押在中国的巴西籍日本人引渡回日本受审。请问中方准备何时将他引渡回日本?  答:我不了解情况。责任编辑:

受超强厄尔尼诺影响,南方地区遭遇十几轮暴雨,全国百余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今夏中国南方会不会发生1998年那样的洪水灾害?长江流域能否经受住此次大水的考验?面对极端气候频现,国内的城市能否避免“看海”景象重现?  2016年5月24日,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下称国家防总)办公室发布通报显示,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共有118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为近5年以来同期最多;江淮、江南、华南、西南等地连续出现了14次移动性强降水过程。  入汛以来,南方地区遭遇的暴雨“车轮战”没有停止过。暴雨在3月21日拉开序幕,4月份光临9次,5月有5次。部分地区雨量已突破历史极值。5月20日到21日,广东省信宜市成为 “雨窝”, 6小时内降雨量达429.5毫米,超二百年一遇。  还没进入“梅雨”季节,整个南方地区就被雨水淋了个透,其背后,是持续了21个月的厄尔尼诺诱发高压系统,叠加长期影响中国天气的副热带高压系统,双“高”合璧,致使南方频频大水漫灌。  虽然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此次厄尔尼诺在5月底结束,可气象专家分析,厄尔尼诺对中国的影响有滞后性,这意味着暴雨还将在5月份后继续“赖”在中国。紧接着,梅雨季又至,中国南方会不会发生1998年那样的洪水灾害?长江流域能否经受住此次大水的考验?面对极端气候频现,国内的城市能否避免“看海”景象重现?    南方地区传统的梅雨季节,是从6月份开始。为何今年雨情异常,从4月份便开启了多雨模式?  国家气候中心气候监测室正研级高级工程师、首席专家周兵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南方暴雨过程频繁出现,与持续了21个月的厄尔尼诺事件密切相关,“在菲律宾以西到南海一带激发出高压环流系统,叠加在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上,使之强度异常偏强、位置持续偏南,来自热带太平洋的水汽向我国南方地区输送偏多,为强降水过程的频发提供了水汽条件。”  厄尔尼诺,是指发生在赤道太平洋中东部的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偏暖的现象。当该海区海水表面温度持续3个月以上,比常年同期偏高0.5℃时,就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当海水表面温度持续6个月以上,比常年同期偏高0.5℃时,则确认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  这次是自1951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厄尔尼诺现象。  据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本次厄尔尼诺事件自2014年9月开始发展,截至2016年5月已经持续了21个月,在2015年11月,海水升温达到峰值,偏高达2.9℃。  此前,近百年间仅发生过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即1982/1983年和1997/1998年厄尔尼诺事件。持续时间分别为14个月、13个月,海温比常年平均值偏高的峰值分别为2.8℃和2.6℃。  海水表面温度的变化,会使大气环流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全球的天气状况。前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造成全球气候异常,导致全球粮食减产。1997/1998年厄尔尼诺事件次年,1998年夏季,发生了中国长江流域、东北地区发生流域性特大暴雨洪涝;1982/1983年厄尔尼诺事件发生的次年,1983年夏季,长江中下游发生严重洪涝,东北出现低温,黑龙江6月气温为1951年以来同期最低。  虽然热带大气的响应没有前两次超强厄尔尼诺明显,但是叠加在全球气候变暖之上,此次厄尔尼诺的极端天气数量丝毫不逊色,已经对中国的天气产生影响:目前南涝北旱的状况在加剧;2015年冬季,全国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五成以上,创历史最高纪录。还有一个异常之处,“截至目前,今年中国还没有一次台风发生”。周兵表示。  经过21个月后,进入5月份,本次厄尔尼诺事件进入快速衰减过程。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资料显示,4月份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指数为1.1℃,较3月份下降0.6℃。  然而,仍不能松口气。厄尔尼诺虽然走了,但并不代表其对全球气候影响的结束。周兵分析,“大气、气候对海洋的响应有滞后性,厄尔尼诺对中国天气的影响,也有滞后的特点。影响我国的东亚夏季风强度加大,种种因素叠加,更强、更多的暴雨可能会在6、7月份集中爆发出来。”周兵对《财经》记者分析,从6月下旬到7月份,这一阶段的防洪形势最危险。3月下旬开始的降水为可能的洪灾起了铺垫作用,汛期内降雨增多,危害就很大。“现在的防汛形势很紧张。”   2016年的防汛形势不容乐观,这是气象学界的共识。持续的降雨,不禁让人想起1998年的大洪水,今年的中国会不会再度相约98年式的大洪水?接近国家防总的一位专家接受《财经》采访时表示,不仅民众担心,国家防总更是紧张再现98洪灾。  5月24日,国家防总办公室发布通报显示,全国平均降水量达到130毫米,较常年偏多23%,列1961年以来第2位。长江中下游水位持续上涨,汉口水文站水位在4月23日,突破历史同期最高水位。  周兵将夏季降水对南方的影响比作一场战争,“现在的降水仍处于集结阶段,6、7月份将是集中的冲锋,之后便是撤退,三个阶段中,如果敌人都活力十足,人们应对不足的话,就会有溃败的危险。”  在18日和20日,国家防总先后两次召开会商会,部署防洪工程科学调度、险工险段巡查防护、水库安全度汛,以及山洪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防御工作。  国家防总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防总已经派出了9个工作组分赴福建、湖南、安徽、江西、浙江、湖北、广东、广西、贵州等地,协助地方开展防灾抗灾工作,目前的防洪工作还在可控范围之内,到6、7月份,会有更多的工作组到防洪一线地方。  遭受连续暴雨折磨,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办公室于5月19日晚连夜召开视频会议,做防汛防灾工作具体部署,并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20日9时,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Ⅲ级。按防汛预警和应急响应等级,这个时候已需要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在空旷地方的户外作业,转移危险地带人员和危房居民到安全场所避雨。湖南、江西、广东等地都发出了防汛应急响应。江西省有关地区提前转移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口1517人。  今年的主汛期,南方会不会出现98年那样的大洪水?上述国家防总工作人员表示,目前还不好判断,“要看6、7月份的降水情况,与相关省份的防洪工程执行情况与各流域的实时监测状况”。  造成3004人死亡、2.23亿人受灾的1998年洪水,是一次全流域性的大洪水。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委员程晓陶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98年洪水的特点是全国性的、流域性的,从闽江开始,到珠江水系的西江洪水,然后是长江,然后是松花江,“今年会不会是全流域型的,还不确定”。  即便再次发生1998年的连续暴雨,如今的防洪工程已今非昔比。  惨痛的教训,使1998年之后的5年,中国在水利方面的投入,做到了建国后到1998年投入总额的两倍多:长江防洪堤坝不断加高、加固,三峡、小浪底等水利枢纽工程已经运行多年。  这使即便发生如98大洪水,各地抗洪的底气更足,工程防御与预警能力与98年相比,要好得多。  程晓陶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在抗洪方面的能力在逐年增强。上世纪50年代,中国年均因洪灾死亡8000人;上世纪60到90年代,这一数据降至4000多;1998年以后,降至1000人左右。2010年以后,每年因洪灾死亡人数降至几百人。  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教授李京对《财经》记者分析,如果再发生1998年那样的全流域洪水,现在的防洪体系是没多大问题的。“98年时,国内还没有完整的应急机制。从2003年,中国建立起完整的应急体系,在人员调动、非工程措施、新技术手段、通讯能力、人员能力等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  此外,三峡大坝调度洪水的功能,今年将显现出来。但程晓陶担忧,三峡大坝清水下泄,加剧水流对河床的淘刷,会导致河床下切,有产生崩岸的风险,“我们的大堤都是贴着河岸而建,大堤如果垮到河里边,后果不堪设想”。  《财经》记者从水利部新闻宣传中心了解到,水利部已经在对突发性崩岸进行治理,今年4月份,水利部、国家防总与长江水利委员会开展长江崩岸调查,落实长江崩岸应急治理经费1.5亿元,其中从去年入冬以来,湖北省已经应急整治崩岸41处。  除了预防全流域、大流域洪水的发生,小尺度、中小河流的防洪工作,在今年也不能掉以轻心。  1983年7月21日陕西安康大洪水,瞬时击破这一地区,造成870人死亡。在那次洪灾中,汉江在安康段流量达到31000立方米每秒,打破了此前24000立方米每秒的历史记录。  “安康洪灾是一次极端事件,虽然没有发生在大流域内,也算得上一次大的灾害。因此,即便是在局部地区、小流域内,堤防防洪也要谨防全线崩溃。”程晓陶表示。    大河防洪,城市防涝,皆关乎民众生命安全。近年,网络上呈现的城市内“看海”事件,不断让网民质疑城镇的排水系统工程。  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排水系统的城市,仍会发生内涝,这一般与暴雨的强度有关。程晓陶分析,“城市排水,一般的降雨是没问题的,怕的是暴雨。”  一天降水超过50毫米的雨,被称为暴雨;降水量达到100到200毫米的是大暴雨,200毫米以上是特大暴雨。降雨往往会呈现时间与空间上的不均匀,平均降水量大致相当的两场雨,如果其中一场存在明显的暴雨中心、降雨集中在非常短的时段内,就更容易造成城市内涝。  2012 年,造成79人死亡、127.28万人受灾的北京“7·21”特大暴雨,降雨总量之多、强降雨历时之长、强降雨覆盖范围之广、局部山洪之巨,历史罕见。这次灾害的损失以房山区为最重,主要在于房山区是此次降雨的暴雨中心,最大降水超过400毫米,远高于同期200毫米的北京全市平均降水。  城市排水常常跑不过暴雨,造成内涝,另一个原因在于城市自身的排水系统。  按照中国现行城镇排水设施建设标准要求,城市一般地区排水设施的设计暴雨重现期为0.5年-3年,即可抵御0.5年-3年一遇的暴雨;重要地区是3年-5年。尽管标准很低,但大量旧城区管道仍达不到国标。并且,在实施过程中,大部分城市普遍采取标准规范的下限,排水系统仍基础设施仍普遍滞后。  中国快速的城镇化,是排水系统建设滞后的根本原因。欧美国家的城镇化进程,走了几百年,城市建设一般先地下,后地上:先由政府投资建设地下基础设施,然后再将地块卖给开发商。中国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城镇化水平涨了20多个百分点,城市人口增加了近6亿,开发商在买地时,往往会考虑地下管网,民众在买房时,也鲜有人会考虑周边排水怎么样。  “要解决城市排水问题,不是一两个工程能实现的,要靠组合拳来治理:包括风险的识别、治理,监测预警系统的建立,工程的实施,同时要把技术与管理结合在一起。”李京告诉《财经》记者。  在2012年受挫的北京市,在这方面近几年做了更多的努力。  《财经》记者从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下称北京防汛办)了解到,2012年“7·21”后,北京市开展了多项水利工程建设,包括中小河道治理、水毁工程修复、小水库除险加固等防洪工程以及下凹式立交桥泵站改造、积水点治理等排涝工程。  在非工程方面,北京市总结“7·21”特大自然灾害经验,确立了“1+7+5+16”的防汛指挥体系,即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下设宣传、住房和建设、道路交通、城市地下管线、地质灾害、旅游景区和综合保障等7个专项分指挥,永定河、潮白河、北运河、大清河和蓟运河等5个流域防,再加16个区县。  并且,汛期每月29日和每旬末,由北京市气象局组织其系统内会商,必要时商请有关部门专家。  2015年,为应对汛期,北京市防汛办制定了194个重点预案,特别是下凹式立交桥、在建工程、地下设施等重点区域,做到一处一预案,针对38处滞水点进行治理,着手修建61个调蓄池,将蓄水能力从目前的14万立方米增至21万立方米。  即便如此,北京市防洪排涝系统仍存在短板。  北京市防汛办工程师谢艳芳撰文称,北京市基础设施设计标准低,中心城区普遍按照1至3年一遇的标准建设;城市建设与排水管网建设不同步,道路等市政建设规划对防洪排涝考虑不足;雨水排水管道目前还出现“上游大管子,下游小管子”的现象。  《财经》记者此前的调查显示,北京排水管道长度为1.1万公里,城区尚存明清时期的旧沟174公里,均结构老化。老城区胡同里的管网铺不进去,管网上盖起新的建筑群又无法拆迁,只能“老旧管网打补丁,发现一处补一处”。  “对于城市排水而言,最好的治理方法就加粗排水管道。但要扩大管道很难,地下管道内不仅要排水,还有供水、供电、供油、电话、电视、网络、排污水、排雨水等管线。” 程晓陶表示,要扩大管网,必须整个城市全网扩大,只是局部的工程,是起不到作用的。  北京市的防汛应急预案,实操性不足。谢艳芳在文中分析,因尚未完全建立基层防汛应急管理组织,很多情况下预警信号和避险转移信息不能快速传递到住户和居民,防汛抢险措施不能落实到企事业单位和业主。  一个完善的暴雨预警、预报应急系统,应该将预警信息送达到每一个人手里,让公众提高警觉与预判能力。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灾害管理专家告诉《财经》记者,北京市的防汛应急系统,在国内属于建设比较成熟的,对于一般的暴雨是没有大问题的;容易出问题的是北京郊区的灾害应急动员响应,与国内二三线与县城的防汛排水系统,“且不论工程手段,暴雨或山洪预警信息能不能到达每个人手上都成问题”。责任编辑:

原标题:“28年只对准一个城墙口冲锋”——与任正非面对面  新华社深圳5月9日电 题:“28年只对准一个城墙口冲锋”——与任正非面对面  新华社记者  任正非和华为公司,堪称当代商业史上的传奇。  1987年,年满43岁的任正非和5个同伴集资2.1万元成立华为公司,利用两台万用表加一台示波器,在深圳的一个“烂棚棚”里起家创业。  28年后,华为公司由默默无闻的小作坊成长为通信领域的全球领导者:2015年营收3950亿元人民币,净利润369亿元,增速均达30%以上。作为华为领军人物,任正非从一名中年创业者成为全球知名企业家,深深影响了许多人……  华为走过了怎样的创业、创新之路?成功密码是什么?“28年只做一件事”的任正非究竟做了怎样“一件事”?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在他看来,当下的深圳乃至中国应该如何创新驱动发展?政府需要筑牢哪些堤坝?  带着一系列问题,新华社记者近日走进位于深圳龙岗坂田的华为总部,与任正非面对面,进行了3个多小时的访谈……    记者:当下全球经济不景气,华为却逆风飞扬。华为成功的基因和秘诀是什么?  任正非:第一,华为的发展得益于国家政治大环境和深圳经济小环境的改变,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的发展。深圳1987年18号文件明晰了民营企业产权。没有这个文件,我们不会创建华为。后来,华为发展到一定规模时,我们感到税负太重,很多同事说把钱分了算了。这时深圳出了“22条”,提出投资先不征税,等到收益后再征税,实行了好几年。这个时候我们就规模化了。  第二,华为坚定不移28年只对准通信领域这个“城墙口”冲锋。我们成长起来后,坚持只做一件事,在一个方面做大。华为只有几十人的时候就对着一个“城墙口”进攻,几百人、几万人的时候也是对着这个“城墙口”进攻,现在十几万人还是对着这个“城墙口”冲锋。密集炮火,饱和攻击。每年1000多亿元的“弹药量”炮轰这个“城墙口”,研发近600亿元,市场服务500亿元到600亿元,最终在大数据传送上我们领先了世界。引领世界后,我们倡导建立世界大秩序,建立一个开放、共赢的架构,有利于世界成千上万家企业一同建设信息社会。  第三,华为坚定不移持续变革,全面学习西方公司管理。我们花了28年时间向西方学习,至今还没有打通全流程,虽然我们和其他一些公司比管理已经很好了,但和爱立信这样的国际公司相比,多了2万管理人员,每年多花40亿美元管理费用。所以我们还在不断优化组织和流程,提升内部效率。  记者:华为每年花上亿美元请IBM顾问团队来帮助管理企业。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价钱改进管理?  任正非:你们知道吗?丰田的董事退休后带着一个高级团队在我们公司工作了10年,德国的工程研究院团队在我们公司也待了十几年,才使我们的生产过程走向了科学化、正常化。从生产几万块钱的产品开始,到现在几百亿美元、上千亿美元的生产,华为才越搞越好。我们每年花好多亿美元的顾问费。  我们走出国门、走向全世界的时候,什么都不会,不知道什么叫交付,全是请世界各国的工程顾问公司帮助我们。第一步就是认真学习,使公司逐步走向管理规范化。现在我们正在自己往前一步,就想再做得更简单一些、更好一些。  记者:华为有没有弱点?  任正非:有。华为公司3年前应该快垮了。为什么?因为大家有钱了,怕苦了。我们往海外派人都派不出去。大家都想在北京买房、陪小孩,都想在好地方呆。我们就琢磨:为什么不提升一线作战的人的待遇呢?我们确定非洲“将军”的标准与上海、北京的标准不一样,年轻人在非洲很快就当上“将军”。你在非洲干,就朝着这个非洲“将军”的标准,达到了就是“将军”,就可以拿“将军”的钱。现在我们的非洲员工根本不想回来。  记者:创新能把华为领向一个怎样的未来?  任正非:比如4K高清电视,现在北京、深圳都还做不到,但四川全省连边远农村用的都是4K高清电视,就是我们和四川电信合作做的。4K电视会把带宽、信息管道撑得很大。手机很快也是2K了,也会把信息管道撑大。这么大的管道一定要有人来做!4K现在还没有到来,VR(虚拟现实)就要到来了,还能互动,流量会远远大于4K。这是阻挡不住的社会发展趋势,也是巨大的战略机会。香港、澳门马上也会实现。四川的实践证明,普通的农村也可以享受很高的带宽。    记者:华为成长过程中,正逢中国房地产爆发,您是否动摇过?  任正非:没有。没炒过股票,没做过房地产这些东西。  记者:没有诱惑么?  任正非:没有。那时,公司楼下有个交易所,买股票的人里三层外三层包围着。我们楼上则平静得像水一样,都在干活。我们就是专注做一件事情,攻击“城墙口”。  记者:是怎样形成这样一种文化的?  任正非:傻,要总结的话就是傻,不把钱看成中心。中心是理想,理想就是要坚守“上甘岭”。钱不是最重要的。  记者:华为为什么不上市?  任正非:因为我们把利益看得不重,就是为理想和目标而奋斗。守住“上甘岭”是很难的,还有好多牺牲。如果上市,“股东们”看着股市那儿可赚几十亿元、几百亿元,逼我们横向发展,我们就攻不进“无人区”了。    记者:历史上很多大公司几乎在一夜之间倒闭了,就像在《创新者的窘境》里写的一样。您有没有这种忧患意识?  任正非:至少在大数据传送这个领域不会出现这种状况。即使有“黑天鹅”,也是在我们的咖啡杯中飞。我们可以及时把“黑天鹅”转化成“白天鹅”。我们内部的思想氛围是很开放自由的,“黑天鹅”只会出现在我们的咖啡杯中,而不是在外面。我们这里已经汇集了世界主要的技术潮流。  记者:您对华为的未来比较乐观,但是您自己也在强调“下一个倒下的是不是华为”,为什么?  任正非:两个问题。第一,我们公司也会懈怠,我们增长的速度非常快,但是增长完了以后会不会变懒呢?我们要看到自己不足的地方。第二,我们国家一定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物权都有物权法保护了,至少知识产权要等同于物权。国家要保护知识产权,才能有发明。  记者:前段时间您和爱立信签订了一个专利交叉许可协议?  任正非:是的,签订后我们公司高层欢呼雀跃,因为我们买了一张世界门票。我们一个普通员工写了个帖子,说“我们与世界握手,我们把世界握到了手中”。  如果我们保护原创发明,就有很多人去做原创,最后这个原创就会发展成产业。    记者:企业间的竞争其实挺残酷的,但刚才听您讲到和国外的竞争对手可以自如地对话,这是怎么做到的?不是都讲企业竞争搞焦土政策吗?  任正非:那是别人说的焦土政策,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华为是小公司的时候就很开放,和别人总体都是保持友好的。为什么我们在国际市场有这么好的空间?因为我们知识产权的“核保护伞”建立起来了,这些年我们交了那么多的知识产权费给别人,当然我们也收了非常多的专利费,和那么多公司签了专利交叉许可协议,这本身就是友善、尊重别人嘛。我们现在发展速度比别人快,进入的领域比别人深,我们还要顾及世界的发展。  记者:华为都是在主航道作战,那现在主航道是越来越宽了呢,还是越来越窄了呢?竞争对手是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强了,还是怎样一个情景?  任正非:主航道只会越来越宽,宽到你不可想象。我们现在还想象不出未来信息社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只是把航道修宽了,在航道上走各种船,游艇啊、货轮啊、小木船啊,是别人的,运营商也只是收过路费。所以我们要跟千万家公司合作,才可能实现这个目标。    记者:在深圳,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怎样?您对政府有什么建议?  任正非:深圳市政府做得比较好的一点,是政府基本不干预企业的具体运作。法治化、市场化,其实政府只要管住这两条堤坝,企业在堤坝内有序运营,就不要管。政府最主要还是建立规则,在法治化和市场化方面给企业提供最有力的保障。  记者:深圳创新型经济如何走在全国前列?  任正非:深圳就是要率先实现法治化、市场化,这方面要走在全国前面。打知识产权官司,法庭要公正判决。  记者:过去有一个阶段,珠三角地区被称为“世界工厂”。您怎么看这些年珠三角走的世界工厂之路?这条路对创新发展、创新驱动有怎样的价值?  任正非:20多年前你来华为看,会觉得华为是家快关闭的工厂。我们是利用两台万用表加一台示波器在一个烂棚棚里面起家的。我们曾经也是落后工厂,落后到比珠三角的加工厂还可怜。  演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现在珠三角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到东南亚去了。你不能只看珠三角有少数高科技公司成功了。高科技公司也是在“低科技”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你只要给他条件,他就会改进自己、赶超自己,慢慢就会发展。高科技公司也需要“低科技”的零部件。  记者: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些基础制造业的支撑,所谓高科技也是没有基础的?  任正非:是的。我们的高科技是由多少“低科技”组成的?每个零件都是高科技吗?不可能。我们的产品是由多少零件组成的?以前买这些零件,我们都是付人民币,到东莞提货,现在是付美金,到东南亚提货了。    记者:您觉得现在抓住国际机遇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重点应该是在哪些方面?  任正非:第一,减税,先把税减下来。减税可以带来企业持续减负,从而增加更多投资和创新,企业有钱搞研发,这样就可能得到休养生息和喘息的空间,产业就能做大,税基也大了。第二,改变劳动和资本的分配机制。华为这些年劳动与资本的分配比例是3:1,每年经营增值部分,按资本与劳动的贡献设定一个分配比例,劳动者的积极性就起来了。  记者:创新跟改革开放是什么关系?  任正非:创新就是释放生产力,创造具体的财富,从而使中国走向繁荣。虚拟经济是工具,工具是锄头,不能说我用了五六十把锄头就怎么样了,锄头一定要种出玉米,玉米就是实体企业。我们还是得发展实体企业,以解决人们真正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为中心,才能使社会稳定下来。  记者:有人说这些年改革的动力有弱化的现象,您怎么评价?  任正非:我认为如果每个人都抱着一夜暴富的想法,实现不了,它的动力就弱化了。但真真实实的是,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辘轳篱笆狗都没有变,你怎么能变成“富二代”呢?如果我们抱着一种努力创造、缓慢健康成长的心态,每个人的满意度就提升了。    记者:美国硅谷是世界高科技的高地,中国创新的希望何在?  任正非:高科技领域最大的问题,是大家要沉得下心,没有理论基础的创新是不可能做成大产业的。“板凳要坐十年冷”,理论基础的板凳可能要坐更长时间。我们搞科研,人比设备重要。用简易的设备能做出复杂的科研成果来,而简易的人即使使用先进的设备也做不出什么来。  记者:中国有可能成长出许多个“华为”吗?  任正非:可以的。第一,小企业做大,就得专心致志为客户服务。小企业特别是创业的小企业,就是要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真心诚意为客户服务。小企业不要去讲太多方法论,就是要真心诚意地磨好豆腐,豆腐做得好,一定是能卖出去的。只要真心诚意去对客户,改进质量,一定会有机会。不要把管理搞得太复杂。第二,先在一个领域里做好,持之以恒做好一个“螺丝钉”。第三,小公司不能稍微成功就自我膨胀。我始终认为企业要踏踏实实一步一步发展。  泡沫经济对中国是一个摧毁,我们一定要踏踏实实搞科研。一个基础理论变成大产业,要经历几十年的功夫,我们要有战略耐性。要尊重科学家,有一些人踏踏实实做研究。如果学术研究泡沫化,中国未来高科技很难有前途。不要泡沫化,不要着急,不要大跃进。没有理论的创新是不可能持久的,也不可能成功。  我们公司在世界资源聚集地建立了20多个能力中心,没有这些能力中心科学家的理论突破,就没有我们的领先世界。中国必须构建理论突破,创新才有出路。小改、小革,不可能成为大产业。  记者:您说的理论创新是指基础研究?  任正非:理论创新比基础研究还要超前,因为他写的方程也许连神仙都看不懂,就像爱因斯坦一百年前写的引力场方程,当时谁也看不懂,经过许多科学家一百年的研究才终于证明理论是对的。很多前沿理论突破以后,人类当时都不能理解。  记者:华为聘用的国外科学家很多?  任正非:我们海外研究所的科学家大多是外国人,所长是中国人,所长就是服务。我们“2012实验室”现在有700多位科学家,今年会到1400多人。  记者:高科技发展应该以基础理论为支撑?  任正非:有理论创新才能产生大产业,当然有技术创新也能前进。日本一个做螺丝钉的小企业,几十年只研究螺丝钉,它的螺丝钉永远不会松动,全世界的高速铁路大都是用这个公司的螺丝钉。一个螺丝钉就有非常多的地方可以研究。我去过德国的小村庄工厂,几十年就做一个产品,打出的介绍图不是说销售了多少,而是占世界份额多少,村庄企业啊!  记者:就您在华为成长过程中的感受,我们国家在未来一轮经济周期怎样才能“抢占”高新技术的一席之地?  任正非:首先不要有“抢占”这个概念,一抢,就泡沫化。就是踏踏实实做基础,融入世界潮流,与世界一同发展,分享世界的成功。    记者:有人说深圳走上了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其中的一个动力源就是华为?  任正非:未来信息社会的深度和广度不可想象,未来二三十年将是人类社会发生最大变化的时代。伴随生物技术的突破、人工智能的实现等等,未来人类社会一定会崛起非常多的大产业。  我们面对着极大的知识产权威胁。过去二三十年,是从落后通信走向宽带通信的二三十年,全世界出现多少大公司,美国思科、谷歌、Facebook、苹果,中国没有出多少,就是因为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够。未来还会出现更多的大产业,比如VR虚拟现实,中国在这些产业是有优势的,但是要发展得更好,必须有十分苛刻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  记者:您觉得中国应该建设和发展怎样的一种商业环境?  任正非:我认为中央提出新常态是非常正确的。我们不再追求高速度了,适当发展慢一点,有发展质量才是最根本的。  有个专家说,投资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外延方式,比如建一个钢铁厂,再建一个钢铁厂,又再建一个钢铁厂,规模就做大了;第二种叫普罗米修斯投资,普罗米修斯把火偷来了,有了火才有人类文明,这就是创新突破。我们国家提出要沿着创新之路增长经济,是正确的。外延式增长,投资越大产品越过剩,价格越来越低,投资效果越差。  记者:在您看来,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机遇,同时面临的大风险是什么?  任正非:我觉得,中国经济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的问题。主要是不要把自己泡沫化了。中国的情况还是比别人好的,只要不让假货横行,就出不了大的问题。    记者:您觉得深圳未来的危机在哪里?  任正非:很简单,140年前,世界的中心在匹兹堡,有钢铁。70年前,世界的中心在底特律,有汽车。现在,世界的中心在哪里?不知道,会分散化,会去低成本的地方。高成本最终会摧毁你的竞争力。而且现在有了高铁、网络、高速公路,活力分布的时代已经形成了,但不会聚集在高成本的地方。  记者:华为是深圳本土成长的企业,您对深圳的城市发展比如国际化、改革开放等有怎样的期望?  任正非:深圳房地产太多了,没有大块的工业用地了。大家知道大工业的发展,每一个公司都需要一定的空间发展。  我们国家最终要走向工业现代化。四个现代化,最重要的是工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最主要的,要有土地来换取工业的成长。现在土地越来越少,越来越贵,产业成长的可能空间就会越来越小。既然要发展大工业、引导大工业,就要算一算大工业需要的要素是什么,这个要素在全世界是怎么平均的,算一算每平方公里承载了多少产值,这些产值需要多少人,这些人要有住房,要有生活设施。生活设施太贵了,企业就承载不起;生产成本太高了,工业就发展不起来。    记者:对一些希望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有没有一些建议?  任正非:首先中国要建成法治国家,企业在国内就要遵纪守法。你在国内都不守法,出去一定是碰得头破血流。所以我不支持中国企业盲目走出去。制度对社会的影响不会立竿见影,会几十年一百年慢慢释放影响。第二,要学会在中国管理市场经济,在中国你死我活地对打,还活下来了的话,就能身强力壮地出去跟别人打。中国要加强法律、会计等各种制度的建设,使自己强盛了走出国门。不然企业走出去会遇到非常多的风险,最后可能血本无归。所以我认为,中国企业要走出去,首先要法治化,要搞清楚法律,不是有钱就能投资的。(记者赵东辉、李斌、刘诗平、蔡国兆、彭勇、何雨欣)责任编辑:

新华社台北6月21日电 综合岛内媒体报道,台湾经济持续低迷,劳资双方普遍不看好景气回温。据一家人力资源机构调查,台湾企业与“上班族”对第三季度经济展望,抱持悲观的比例均高于乐观,且有36.1%的“上班族”认为下个季度的工作机会有所减少。  这项“猴年第三季景气暨劳动市场趋势调查”由台湾yes123求职网主持,于6月2日至16日开展,以网络问卷形式进行。个人有效问卷共1370份,企业有效问卷共822份。  调查显示,49.6%的企业对第三季度景气展望持平看待,乐观看待的比例为21.9%,悲观看待的比例占28.5%。把乐观与悲观比例相减 后,得到“净乐观比例”为-6.6%。“上班族”持平看待第三季度景气的有51.1%,乐观的占16.1%,悲观看待的却有32.8%。将乐观与悲观比例 相减后,得到“净乐观比例”是-16.7%。  虽然景气尚未好转,不少“上班族”仍有意转职。调查显示,高达66.8%的“上班族”透露,计划在下个季度换工作,季增6个百分点。原因包括“现在工作的薪水太低”(58.5%)、“觉得公司未来没有发展性”(47%)、“工作时间太长”(32.8%)等。  转职者的期待薪资平均落在3万7803元(新台币,下同),季增1226元或3.4%;但与厂商开出的2万9427元条件相比,中间落差高达 8376元或22.2%,显见劳资双方对待遇的认知,存在相当大的鸿沟。对于新工作机会的数量,19%的“上班族”预估乐观,但有36.1%的“上班族” 认为工作机会将少于上季,想要顺利转职并不容易。  有媒体分析指出,劳资双方对景气信心不足,与台湾经济动力不振、外贸持续走低有关。台湾经济主管部门20日公布,5月份台湾外销订单为337.3亿美元,年减5.8%,创下连续14个月同比衰退即“14连黑”的纪录。  国泰金控经济研究团队也在当天发表最新经济成长率(GDP)预估称,受上半年经济拖累及内外不利因素持续笼罩,下调今年台湾经济成长率由原本1.6%降至0.8%。(完)责任编辑:

王毅同克里通电话:南海仲裁这场闹剧该收场了

原标题: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克里通电话  2016年7月6日,外交部长王毅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克里通电话,重点就海上问题交换意见。  王毅表示,当前中美关系总体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应进一步聚焦合作、妥处分歧,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  王毅指出,所谓的南海仲裁案在程序、法律、证据适用方面牵强附会,漏洞百出。因此,这一明显扩权和越权的仲裁庭根本就没有管辖权,罔顾法律和事实的裁决自然也就没有约束力。中国依法不参与、不接受这一仲裁正是在维护国际法治和规则,维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严肃性和完整性。仲裁庭的这场闹剧该收场了。  王毅表示,希望美方恪守在有关领土争议问题上不持立场的承诺,谨言慎行,不采取任何损害中方主权和安全利益的行动。  王毅表示,不管菲律宾南海仲裁案结果如何,中国都将坚定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正当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与稳定。中国将继续遵循《联合国宪章》及其所确认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包括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和平解决争端原则,坚持与直接有关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有关争端。  克里表示,理解中方将就仲裁案表明自己的立场。同时期望各方都能保持克制。美中双方在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方面具有共同利益,美方支持各方继续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有关争议。责任编辑:

原标题:2016年5月23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    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副总理德沃尔科维奇、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三国政府邀请,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将于5月30日至6月7日赴俄罗斯举行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并出席第二届中俄中小企业实业论坛,访问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  问:据报道,印度总统慕克吉在近日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印度希望同中方寻求一个“公正、合理的”,“双方皆可接受的”方式来处理中印边界问题,从而深化中印关系。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答:中印两国均致力于谈判解决领土争议,共同寻求公平合理以及双方都能接受的边界问题解决方案。过去三十多年来,双方积极推进边界谈判,妥善管控争议,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为中印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目前双方已经建立起了包括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在内的一系列涉边工作机制,达成了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和“三步走”路线图。中方愿继续与印方共同努力,加快边界问题解决框架谈判,争取早日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推动中印关系取得更大的发展。  问:奥巴马总统在访问越南,美国对越南取消武器禁运,越南和美国越走越近。请问中方对此持何态度?  答:作为越南的邻国,我们乐见越南同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发展正常关系,希望这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  问:我有两个问题。印度总统明天开始将访问广州、北京。你能否提供更多细节?他会和哪些中方领导人会晤?将谈论哪些问题?会达成什么成果?第二个问题,印度东部舰队将参加在日本冲绳举行的日美印海上联合军演。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答:应习近平主席邀请,慕克吉总统将于5月24日至27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此访是慕克吉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中印两国之间最重要的高层互动之一。在北京访问期间,中国领导人将与他进行会谈、会见,就中印关系及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除北京之外,慕克吉总统还将访问广州。中方高度重视慕克吉总统此访,将给予慕克吉总统热情友好接待。双方正在就此访成果保持密切沟通。  中印同为快速发展的新兴大国,在地区和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在日益增强,已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近年来,中印关系保持了稳定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以2014年习近平主席访印和莫迪总理去年访华为标志,中印关系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我们愿意同印方共同努力,以慕克吉总统访华为契机,进一步推动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推进两国在各领域务实合作,构建中印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也注意到了有关报道。中国对有关国家之间开展正常的军事合作不持异议。希望这种合作应该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  问:越南是中国近邻,为什么越南在过去几年一直呼吁美方解除武器禁运?美方的这个决定会对美越关系有何影响?  答:我理解你提这个问题背后的考虑。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越方,而不是来问我。我刚说了,我们乐见美越发展正常关系,希望这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  问:白宫已证实美军无人机周末击毙了阿富汗塔利班最高领导人曼苏尔,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考虑到中方在阿巴中美四国协调小组为塔利班和谈一直发挥着积极作用,该事件会不会对和谈产生影响?  答:我注意到相关报道。中方希望阿富汗和平和解进程继续推进,有关各方共同致力于实现阿富汗及本地区和平稳定。  问:据报道,巴基斯坦外交部已发表声明,巴已正式申请加入核供应国集团。中方是否会支持巴方申请?  答:核供应国集团是国际防扩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体系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为基石,这是国际社会的长期共识。去年年中在纽约召开的NPT审议大会再次确认了这一共识。正因为如此,核供应国集团一直将“NPT缔约国身份”作为接纳新成员的一个“硬杠杠”。  中方注意到巴基斯坦已正式申请加入核供应国集团。巴不是NPT缔约国。对于“非NPT缔约国”这一类国家能否加入,集团内部还在讨论,目前仍存在较大分歧。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时期以来,中方和许多国家一直主张集团先就“非NPT缔约国”这一类国家加入问题充分讨论,以寻求共识并协商一致作出决定。中方这一立场适用于所有“非NPT缔约国”,包括巴基斯坦。  巴是中国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亲密邻邦。中方上述原则立场不针对巴。中方支持集团下步继续就“非NPT缔约国”这一类国家加入集团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以期早日就此形成共识。中方将继续建设性参与有关讨论。  问:中方称《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缔约国身份是加入核供应国集团(NSG)的前提条件。印度外交部已经对此作出回应,称并没有这种要求。法国当时加入NSG时也不是NPT缔约国。印方认为,如果有任何关联的话,也是NSG和国际原子能组织之间,不是NSG和NPT之间。中方如何回应?  答:法国是核供应国集团的创始国,不存在“加入”集团的问题。你问的问题恰恰说明了NPT作为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基石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大家知道,NPT从上世纪70年代初生效以来,从无到有,一步一个脚印,逐渐被国际社会接受,成为国际防扩散体系的基石,并被近年NPT审议大会等一再确认。这充分表明坚持NPT这一国际防扩散体系的基石是国际社会的共识。  问:在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22日发布关于西藏人权报告,批评中国政府在藏区实施更加严厉的压制政策,中方有何评论?  答:对于你提到的这个所谓人权组织发表的报告我不想作任何评论。他们当中有多少人来过中国?去过西藏?他们了解在中国西藏的真实情况吗?!希望这些人摘掉有色眼镜,客观公正看待中国。  问:据报道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同意将一名关押在中国的巴西籍日本人引渡回日本受审。请问中方准备何时将他引渡回日本?  答:我不了解情况。责任编辑:

受超强厄尔尼诺影响,南方地区遭遇十几轮暴雨,全国百余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今夏中国南方会不会发生1998年那样的洪水灾害?长江流域能否经受住此次大水的考验?面对极端气候频现,国内的城市能否避免“看海”景象重现?  2016年5月24日,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下称国家防总)办公室发布通报显示,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共有118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为近5年以来同期最多;江淮、江南、华南、西南等地连续出现了14次移动性强降水过程。  入汛以来,南方地区遭遇的暴雨“车轮战”没有停止过。暴雨在3月21日拉开序幕,4月份光临9次,5月有5次。部分地区雨量已突破历史极值。5月20日到21日,广东省信宜市成为 “雨窝”, 6小时内降雨量达429.5毫米,超二百年一遇。  还没进入“梅雨”季节,整个南方地区就被雨水淋了个透,其背后,是持续了21个月的厄尔尼诺诱发高压系统,叠加长期影响中国天气的副热带高压系统,双“高”合璧,致使南方频频大水漫灌。  虽然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此次厄尔尼诺在5月底结束,可气象专家分析,厄尔尼诺对中国的影响有滞后性,这意味着暴雨还将在5月份后继续“赖”在中国。紧接着,梅雨季又至,中国南方会不会发生1998年那样的洪水灾害?长江流域能否经受住此次大水的考验?面对极端气候频现,国内的城市能否避免“看海”景象重现?    南方地区传统的梅雨季节,是从6月份开始。为何今年雨情异常,从4月份便开启了多雨模式?  国家气候中心气候监测室正研级高级工程师、首席专家周兵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南方暴雨过程频繁出现,与持续了21个月的厄尔尼诺事件密切相关,“在菲律宾以西到南海一带激发出高压环流系统,叠加在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上,使之强度异常偏强、位置持续偏南,来自热带太平洋的水汽向我国南方地区输送偏多,为强降水过程的频发提供了水汽条件。”  厄尔尼诺,是指发生在赤道太平洋中东部的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偏暖的现象。当该海区海水表面温度持续3个月以上,比常年同期偏高0.5℃时,就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当海水表面温度持续6个月以上,比常年同期偏高0.5℃时,则确认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  这次是自1951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厄尔尼诺现象。  据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本次厄尔尼诺事件自2014年9月开始发展,截至2016年5月已经持续了21个月,在2015年11月,海水升温达到峰值,偏高达2.9℃。  此前,近百年间仅发生过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即1982/1983年和1997/1998年厄尔尼诺事件。持续时间分别为14个月、13个月,海温比常年平均值偏高的峰值分别为2.8℃和2.6℃。  海水表面温度的变化,会使大气环流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全球的天气状况。前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造成全球气候异常,导致全球粮食减产。1997/1998年厄尔尼诺事件次年,1998年夏季,发生了中国长江流域、东北地区发生流域性特大暴雨洪涝;1982/1983年厄尔尼诺事件发生的次年,1983年夏季,长江中下游发生严重洪涝,东北出现低温,黑龙江6月气温为1951年以来同期最低。  虽然热带大气的响应没有前两次超强厄尔尼诺明显,但是叠加在全球气候变暖之上,此次厄尔尼诺的极端天气数量丝毫不逊色,已经对中国的天气产生影响:目前南涝北旱的状况在加剧;2015年冬季,全国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五成以上,创历史最高纪录。还有一个异常之处,“截至目前,今年中国还没有一次台风发生”。周兵表示。  经过21个月后,进入5月份,本次厄尔尼诺事件进入快速衰减过程。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资料显示,4月份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指数为1.1℃,较3月份下降0.6℃。  然而,仍不能松口气。厄尔尼诺虽然走了,但并不代表其对全球气候影响的结束。周兵分析,“大气、气候对海洋的响应有滞后性,厄尔尼诺对中国天气的影响,也有滞后的特点。影响我国的东亚夏季风强度加大,种种因素叠加,更强、更多的暴雨可能会在6、7月份集中爆发出来。”周兵对《财经》记者分析,从6月下旬到7月份,这一阶段的防洪形势最危险。3月下旬开始的降水为可能的洪灾起了铺垫作用,汛期内降雨增多,危害就很大。“现在的防汛形势很紧张。”   2016年的防汛形势不容乐观,这是气象学界的共识。持续的降雨,不禁让人想起1998年的大洪水,今年的中国会不会再度相约98年式的大洪水?接近国家防总的一位专家接受《财经》采访时表示,不仅民众担心,国家防总更是紧张再现98洪灾。  5月24日,国家防总办公室发布通报显示,全国平均降水量达到130毫米,较常年偏多23%,列1961年以来第2位。长江中下游水位持续上涨,汉口水文站水位在4月23日,突破历史同期最高水位。  周兵将夏季降水对南方的影响比作一场战争,“现在的降水仍处于集结阶段,6、7月份将是集中的冲锋,之后便是撤退,三个阶段中,如果敌人都活力十足,人们应对不足的话,就会有溃败的危险。”  在18日和20日,国家防总先后两次召开会商会,部署防洪工程科学调度、险工险段巡查防护、水库安全度汛,以及山洪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防御工作。  国家防总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防总已经派出了9个工作组分赴福建、湖南、安徽、江西、浙江、湖北、广东、广西、贵州等地,协助地方开展防灾抗灾工作,目前的防洪工作还在可控范围之内,到6、7月份,会有更多的工作组到防洪一线地方。  遭受连续暴雨折磨,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办公室于5月19日晚连夜召开视频会议,做防汛防灾工作具体部署,并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20日9时,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Ⅲ级。按防汛预警和应急响应等级,这个时候已需要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在空旷地方的户外作业,转移危险地带人员和危房居民到安全场所避雨。湖南、江西、广东等地都发出了防汛应急响应。江西省有关地区提前转移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口1517人。  今年的主汛期,南方会不会出现98年那样的大洪水?上述国家防总工作人员表示,目前还不好判断,“要看6、7月份的降水情况,与相关省份的防洪工程执行情况与各流域的实时监测状况”。  造成3004人死亡、2.23亿人受灾的1998年洪水,是一次全流域性的大洪水。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委员程晓陶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98年洪水的特点是全国性的、流域性的,从闽江开始,到珠江水系的西江洪水,然后是长江,然后是松花江,“今年会不会是全流域型的,还不确定”。  即便再次发生1998年的连续暴雨,如今的防洪工程已今非昔比。  惨痛的教训,使1998年之后的5年,中国在水利方面的投入,做到了建国后到1998年投入总额的两倍多:长江防洪堤坝不断加高、加固,三峡、小浪底等水利枢纽工程已经运行多年。  这使即便发生如98大洪水,各地抗洪的底气更足,工程防御与预警能力与98年相比,要好得多。  程晓陶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在抗洪方面的能力在逐年增强。上世纪50年代,中国年均因洪灾死亡8000人;上世纪60到90年代,这一数据降至4000多;1998年以后,降至1000人左右。2010年以后,每年因洪灾死亡人数降至几百人。  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教授李京对《财经》记者分析,如果再发生1998年那样的全流域洪水,现在的防洪体系是没多大问题的。“98年时,国内还没有完整的应急机制。从2003年,中国建立起完整的应急体系,在人员调动、非工程措施、新技术手段、通讯能力、人员能力等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  此外,三峡大坝调度洪水的功能,今年将显现出来。但程晓陶担忧,三峡大坝清水下泄,加剧水流对河床的淘刷,会导致河床下切,有产生崩岸的风险,“我们的大堤都是贴着河岸而建,大堤如果垮到河里边,后果不堪设想”。  《财经》记者从水利部新闻宣传中心了解到,水利部已经在对突发性崩岸进行治理,今年4月份,水利部、国家防总与长江水利委员会开展长江崩岸调查,落实长江崩岸应急治理经费1.5亿元,其中从去年入冬以来,湖北省已经应急整治崩岸41处。  除了预防全流域、大流域洪水的发生,小尺度、中小河流的防洪工作,在今年也不能掉以轻心。  1983年7月21日陕西安康大洪水,瞬时击破这一地区,造成870人死亡。在那次洪灾中,汉江在安康段流量达到31000立方米每秒,打破了此前24000立方米每秒的历史记录。  “安康洪灾是一次极端事件,虽然没有发生在大流域内,也算得上一次大的灾害。因此,即便是在局部地区、小流域内,堤防防洪也要谨防全线崩溃。”程晓陶表示。    大河防洪,城市防涝,皆关乎民众生命安全。近年,网络上呈现的城市内“看海”事件,不断让网民质疑城镇的排水系统工程。  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排水系统的城市,仍会发生内涝,这一般与暴雨的强度有关。程晓陶分析,“城市排水,一般的降雨是没问题的,怕的是暴雨。”  一天降水超过50毫米的雨,被称为暴雨;降水量达到100到200毫米的是大暴雨,200毫米以上是特大暴雨。降雨往往会呈现时间与空间上的不均匀,平均降水量大致相当的两场雨,如果其中一场存在明显的暴雨中心、降雨集中在非常短的时段内,就更容易造成城市内涝。  2012 年,造成79人死亡、127.28万人受灾的北京“7·21”特大暴雨,降雨总量之多、强降雨历时之长、强降雨覆盖范围之广、局部山洪之巨,历史罕见。这次灾害的损失以房山区为最重,主要在于房山区是此次降雨的暴雨中心,最大降水超过400毫米,远高于同期200毫米的北京全市平均降水。  城市排水常常跑不过暴雨,造成内涝,另一个原因在于城市自身的排水系统。  按照中国现行城镇排水设施建设标准要求,城市一般地区排水设施的设计暴雨重现期为0.5年-3年,即可抵御0.5年-3年一遇的暴雨;重要地区是3年-5年。尽管标准很低,但大量旧城区管道仍达不到国标。并且,在实施过程中,大部分城市普遍采取标准规范的下限,排水系统仍基础设施仍普遍滞后。  中国快速的城镇化,是排水系统建设滞后的根本原因。欧美国家的城镇化进程,走了几百年,城市建设一般先地下,后地上:先由政府投资建设地下基础设施,然后再将地块卖给开发商。中国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城镇化水平涨了20多个百分点,城市人口增加了近6亿,开发商在买地时,往往会考虑地下管网,民众在买房时,也鲜有人会考虑周边排水怎么样。  “要解决城市排水问题,不是一两个工程能实现的,要靠组合拳来治理:包括风险的识别、治理,监测预警系统的建立,工程的实施,同时要把技术与管理结合在一起。”李京告诉《财经》记者。  在2012年受挫的北京市,在这方面近几年做了更多的努力。  《财经》记者从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下称北京防汛办)了解到,2012年“7·21”后,北京市开展了多项水利工程建设,包括中小河道治理、水毁工程修复、小水库除险加固等防洪工程以及下凹式立交桥泵站改造、积水点治理等排涝工程。  在非工程方面,北京市总结“7·21”特大自然灾害经验,确立了“1+7+5+16”的防汛指挥体系,即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下设宣传、住房和建设、道路交通、城市地下管线、地质灾害、旅游景区和综合保障等7个专项分指挥,永定河、潮白河、北运河、大清河和蓟运河等5个流域防,再加16个区县。  并且,汛期每月29日和每旬末,由北京市气象局组织其系统内会商,必要时商请有关部门专家。  2015年,为应对汛期,北京市防汛办制定了194个重点预案,特别是下凹式立交桥、在建工程、地下设施等重点区域,做到一处一预案,针对38处滞水点进行治理,着手修建61个调蓄池,将蓄水能力从目前的14万立方米增至21万立方米。  即便如此,北京市防洪排涝系统仍存在短板。  北京市防汛办工程师谢艳芳撰文称,北京市基础设施设计标准低,中心城区普遍按照1至3年一遇的标准建设;城市建设与排水管网建设不同步,道路等市政建设规划对防洪排涝考虑不足;雨水排水管道目前还出现“上游大管子,下游小管子”的现象。  《财经》记者此前的调查显示,北京排水管道长度为1.1万公里,城区尚存明清时期的旧沟174公里,均结构老化。老城区胡同里的管网铺不进去,管网上盖起新的建筑群又无法拆迁,只能“老旧管网打补丁,发现一处补一处”。  “对于城市排水而言,最好的治理方法就加粗排水管道。但要扩大管道很难,地下管道内不仅要排水,还有供水、供电、供油、电话、电视、网络、排污水、排雨水等管线。” 程晓陶表示,要扩大管网,必须整个城市全网扩大,只是局部的工程,是起不到作用的。  北京市的防汛应急预案,实操性不足。谢艳芳在文中分析,因尚未完全建立基层防汛应急管理组织,很多情况下预警信号和避险转移信息不能快速传递到住户和居民,防汛抢险措施不能落实到企事业单位和业主。  一个完善的暴雨预警、预报应急系统,应该将预警信息送达到每一个人手里,让公众提高警觉与预判能力。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灾害管理专家告诉《财经》记者,北京市的防汛应急系统,在国内属于建设比较成熟的,对于一般的暴雨是没有大问题的;容易出问题的是北京郊区的灾害应急动员响应,与国内二三线与县城的防汛排水系统,“且不论工程手段,暴雨或山洪预警信息能不能到达每个人手上都成问题”。责任编辑:

原标题:“28年只对准一个城墙口冲锋”——与任正非面对面  新华社深圳5月9日电 题:“28年只对准一个城墙口冲锋”——与任正非面对面  新华社记者  任正非和华为公司,堪称当代商业史上的传奇。  1987年,年满43岁的任正非和5个同伴集资2.1万元成立华为公司,利用两台万用表加一台示波器,在深圳的一个“烂棚棚”里起家创业。  28年后,华为公司由默默无闻的小作坊成长为通信领域的全球领导者:2015年营收3950亿元人民币,净利润369亿元,增速均达30%以上。作为华为领军人物,任正非从一名中年创业者成为全球知名企业家,深深影响了许多人……  华为走过了怎样的创业、创新之路?成功密码是什么?“28年只做一件事”的任正非究竟做了怎样“一件事”?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在他看来,当下的深圳乃至中国应该如何创新驱动发展?政府需要筑牢哪些堤坝?  带着一系列问题,新华社记者近日走进位于深圳龙岗坂田的华为总部,与任正非面对面,进行了3个多小时的访谈……    记者:当下全球经济不景气,华为却逆风飞扬。华为成功的基因和秘诀是什么?  任正非:第一,华为的发展得益于国家政治大环境和深圳经济小环境的改变,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的发展。深圳1987年18号文件明晰了民营企业产权。没有这个文件,我们不会创建华为。后来,华为发展到一定规模时,我们感到税负太重,很多同事说把钱分了算了。这时深圳出了“22条”,提出投资先不征税,等到收益后再征税,实行了好几年。这个时候我们就规模化了。  第二,华为坚定不移28年只对准通信领域这个“城墙口”冲锋。我们成长起来后,坚持只做一件事,在一个方面做大。华为只有几十人的时候就对着一个“城墙口”进攻,几百人、几万人的时候也是对着这个“城墙口”进攻,现在十几万人还是对着这个“城墙口”冲锋。密集炮火,饱和攻击。每年1000多亿元的“弹药量”炮轰这个“城墙口”,研发近600亿元,市场服务500亿元到600亿元,最终在大数据传送上我们领先了世界。引领世界后,我们倡导建立世界大秩序,建立一个开放、共赢的架构,有利于世界成千上万家企业一同建设信息社会。  第三,华为坚定不移持续变革,全面学习西方公司管理。我们花了28年时间向西方学习,至今还没有打通全流程,虽然我们和其他一些公司比管理已经很好了,但和爱立信这样的国际公司相比,多了2万管理人员,每年多花40亿美元管理费用。所以我们还在不断优化组织和流程,提升内部效率。  记者:华为每年花上亿美元请IBM顾问团队来帮助管理企业。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价钱改进管理?  任正非:你们知道吗?丰田的董事退休后带着一个高级团队在我们公司工作了10年,德国的工程研究院团队在我们公司也待了十几年,才使我们的生产过程走向了科学化、正常化。从生产几万块钱的产品开始,到现在几百亿美元、上千亿美元的生产,华为才越搞越好。我们每年花好多亿美元的顾问费。  我们走出国门、走向全世界的时候,什么都不会,不知道什么叫交付,全是请世界各国的工程顾问公司帮助我们。第一步就是认真学习,使公司逐步走向管理规范化。现在我们正在自己往前一步,就想再做得更简单一些、更好一些。  记者:华为有没有弱点?  任正非:有。华为公司3年前应该快垮了。为什么?因为大家有钱了,怕苦了。我们往海外派人都派不出去。大家都想在北京买房、陪小孩,都想在好地方呆。我们就琢磨:为什么不提升一线作战的人的待遇呢?我们确定非洲“将军”的标准与上海、北京的标准不一样,年轻人在非洲很快就当上“将军”。你在非洲干,就朝着这个非洲“将军”的标准,达到了就是“将军”,就可以拿“将军”的钱。现在我们的非洲员工根本不想回来。  记者:创新能把华为领向一个怎样的未来?  任正非:比如4K高清电视,现在北京、深圳都还做不到,但四川全省连边远农村用的都是4K高清电视,就是我们和四川电信合作做的。4K电视会把带宽、信息管道撑得很大。手机很快也是2K了,也会把信息管道撑大。这么大的管道一定要有人来做!4K现在还没有到来,VR(虚拟现实)就要到来了,还能互动,流量会远远大于4K。这是阻挡不住的社会发展趋势,也是巨大的战略机会。香港、澳门马上也会实现。四川的实践证明,普通的农村也可以享受很高的带宽。    记者:华为成长过程中,正逢中国房地产爆发,您是否动摇过?  任正非:没有。没炒过股票,没做过房地产这些东西。  记者:没有诱惑么?  任正非:没有。那时,公司楼下有个交易所,买股票的人里三层外三层包围着。我们楼上则平静得像水一样,都在干活。我们就是专注做一件事情,攻击“城墙口”。  记者:是怎样形成这样一种文化的?  任正非:傻,要总结的话就是傻,不把钱看成中心。中心是理想,理想就是要坚守“上甘岭”。钱不是最重要的。  记者:华为为什么不上市?  任正非:因为我们把利益看得不重,就是为理想和目标而奋斗。守住“上甘岭”是很难的,还有好多牺牲。如果上市,“股东们”看着股市那儿可赚几十亿元、几百亿元,逼我们横向发展,我们就攻不进“无人区”了。    记者:历史上很多大公司几乎在一夜之间倒闭了,就像在《创新者的窘境》里写的一样。您有没有这种忧患意识?  任正非:至少在大数据传送这个领域不会出现这种状况。即使有“黑天鹅”,也是在我们的咖啡杯中飞。我们可以及时把“黑天鹅”转化成“白天鹅”。我们内部的思想氛围是很开放自由的,“黑天鹅”只会出现在我们的咖啡杯中,而不是在外面。我们这里已经汇集了世界主要的技术潮流。  记者:您对华为的未来比较乐观,但是您自己也在强调“下一个倒下的是不是华为”,为什么?  任正非:两个问题。第一,我们公司也会懈怠,我们增长的速度非常快,但是增长完了以后会不会变懒呢?我们要看到自己不足的地方。第二,我们国家一定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物权都有物权法保护了,至少知识产权要等同于物权。国家要保护知识产权,才能有发明。  记者:前段时间您和爱立信签订了一个专利交叉许可协议?  任正非:是的,签订后我们公司高层欢呼雀跃,因为我们买了一张世界门票。我们一个普通员工写了个帖子,说“我们与世界握手,我们把世界握到了手中”。  如果我们保护原创发明,就有很多人去做原创,最后这个原创就会发展成产业。    记者:企业间的竞争其实挺残酷的,但刚才听您讲到和国外的竞争对手可以自如地对话,这是怎么做到的?不是都讲企业竞争搞焦土政策吗?  任正非:那是别人说的焦土政策,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华为是小公司的时候就很开放,和别人总体都是保持友好的。为什么我们在国际市场有这么好的空间?因为我们知识产权的“核保护伞”建立起来了,这些年我们交了那么多的知识产权费给别人,当然我们也收了非常多的专利费,和那么多公司签了专利交叉许可协议,这本身就是友善、尊重别人嘛。我们现在发展速度比别人快,进入的领域比别人深,我们还要顾及世界的发展。  记者:华为都是在主航道作战,那现在主航道是越来越宽了呢,还是越来越窄了呢?竞争对手是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强了,还是怎样一个情景?  任正非:主航道只会越来越宽,宽到你不可想象。我们现在还想象不出未来信息社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只是把航道修宽了,在航道上走各种船,游艇啊、货轮啊、小木船啊,是别人的,运营商也只是收过路费。所以我们要跟千万家公司合作,才可能实现这个目标。    记者:在深圳,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怎样?您对政府有什么建议?  任正非:深圳市政府做得比较好的一点,是政府基本不干预企业的具体运作。法治化、市场化,其实政府只要管住这两条堤坝,企业在堤坝内有序运营,就不要管。政府最主要还是建立规则,在法治化和市场化方面给企业提供最有力的保障。  记者:深圳创新型经济如何走在全国前列?  任正非:深圳就是要率先实现法治化、市场化,这方面要走在全国前面。打知识产权官司,法庭要公正判决。  记者:过去有一个阶段,珠三角地区被称为“世界工厂”。您怎么看这些年珠三角走的世界工厂之路?这条路对创新发展、创新驱动有怎样的价值?  任正非:20多年前你来华为看,会觉得华为是家快关闭的工厂。我们是利用两台万用表加一台示波器在一个烂棚棚里面起家的。我们曾经也是落后工厂,落后到比珠三角的加工厂还可怜。  演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现在珠三角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到东南亚去了。你不能只看珠三角有少数高科技公司成功了。高科技公司也是在“低科技”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你只要给他条件,他就会改进自己、赶超自己,慢慢就会发展。高科技公司也需要“低科技”的零部件。  记者: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些基础制造业的支撑,所谓高科技也是没有基础的?  任正非:是的。我们的高科技是由多少“低科技”组成的?每个零件都是高科技吗?不可能。我们的产品是由多少零件组成的?以前买这些零件,我们都是付人民币,到东莞提货,现在是付美金,到东南亚提货了。    记者:您觉得现在抓住国际机遇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重点应该是在哪些方面?  任正非:第一,减税,先把税减下来。减税可以带来企业持续减负,从而增加更多投资和创新,企业有钱搞研发,这样就可能得到休养生息和喘息的空间,产业就能做大,税基也大了。第二,改变劳动和资本的分配机制。华为这些年劳动与资本的分配比例是3:1,每年经营增值部分,按资本与劳动的贡献设定一个分配比例,劳动者的积极性就起来了。  记者:创新跟改革开放是什么关系?  任正非:创新就是释放生产力,创造具体的财富,从而使中国走向繁荣。虚拟经济是工具,工具是锄头,不能说我用了五六十把锄头就怎么样了,锄头一定要种出玉米,玉米就是实体企业。我们还是得发展实体企业,以解决人们真正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为中心,才能使社会稳定下来。  记者:有人说这些年改革的动力有弱化的现象,您怎么评价?  任正非:我认为如果每个人都抱着一夜暴富的想法,实现不了,它的动力就弱化了。但真真实实的是,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辘轳篱笆狗都没有变,你怎么能变成“富二代”呢?如果我们抱着一种努力创造、缓慢健康成长的心态,每个人的满意度就提升了。    记者:美国硅谷是世界高科技的高地,中国创新的希望何在?  任正非:高科技领域最大的问题,是大家要沉得下心,没有理论基础的创新是不可能做成大产业的。“板凳要坐十年冷”,理论基础的板凳可能要坐更长时间。我们搞科研,人比设备重要。用简易的设备能做出复杂的科研成果来,而简易的人即使使用先进的设备也做不出什么来。  记者:中国有可能成长出许多个“华为”吗?  任正非:可以的。第一,小企业做大,就得专心致志为客户服务。小企业特别是创业的小企业,就是要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真心诚意为客户服务。小企业不要去讲太多方法论,就是要真心诚意地磨好豆腐,豆腐做得好,一定是能卖出去的。只要真心诚意去对客户,改进质量,一定会有机会。不要把管理搞得太复杂。第二,先在一个领域里做好,持之以恒做好一个“螺丝钉”。第三,小公司不能稍微成功就自我膨胀。我始终认为企业要踏踏实实一步一步发展。  泡沫经济对中国是一个摧毁,我们一定要踏踏实实搞科研。一个基础理论变成大产业,要经历几十年的功夫,我们要有战略耐性。要尊重科学家,有一些人踏踏实实做研究。如果学术研究泡沫化,中国未来高科技很难有前途。不要泡沫化,不要着急,不要大跃进。没有理论的创新是不可能持久的,也不可能成功。  我们公司在世界资源聚集地建立了20多个能力中心,没有这些能力中心科学家的理论突破,就没有我们的领先世界。中国必须构建理论突破,创新才有出路。小改、小革,不可能成为大产业。  记者:您说的理论创新是指基础研究?  任正非:理论创新比基础研究还要超前,因为他写的方程也许连神仙都看不懂,就像爱因斯坦一百年前写的引力场方程,当时谁也看不懂,经过许多科学家一百年的研究才终于证明理论是对的。很多前沿理论突破以后,人类当时都不能理解。  记者:华为聘用的国外科学家很多?  任正非:我们海外研究所的科学家大多是外国人,所长是中国人,所长就是服务。我们“2012实验室”现在有700多位科学家,今年会到1400多人。  记者:高科技发展应该以基础理论为支撑?  任正非:有理论创新才能产生大产业,当然有技术创新也能前进。日本一个做螺丝钉的小企业,几十年只研究螺丝钉,它的螺丝钉永远不会松动,全世界的高速铁路大都是用这个公司的螺丝钉。一个螺丝钉就有非常多的地方可以研究。我去过德国的小村庄工厂,几十年就做一个产品,打出的介绍图不是说销售了多少,而是占世界份额多少,村庄企业啊!  记者:就您在华为成长过程中的感受,我们国家在未来一轮经济周期怎样才能“抢占”高新技术的一席之地?  任正非:首先不要有“抢占”这个概念,一抢,就泡沫化。就是踏踏实实做基础,融入世界潮流,与世界一同发展,分享世界的成功。    记者:有人说深圳走上了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其中的一个动力源就是华为?  任正非:未来信息社会的深度和广度不可想象,未来二三十年将是人类社会发生最大变化的时代。伴随生物技术的突破、人工智能的实现等等,未来人类社会一定会崛起非常多的大产业。  我们面对着极大的知识产权威胁。过去二三十年,是从落后通信走向宽带通信的二三十年,全世界出现多少大公司,美国思科、谷歌、Facebook、苹果,中国没有出多少,就是因为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够。未来还会出现更多的大产业,比如VR虚拟现实,中国在这些产业是有优势的,但是要发展得更好,必须有十分苛刻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  记者:您觉得中国应该建设和发展怎样的一种商业环境?  任正非:我认为中央提出新常态是非常正确的。我们不再追求高速度了,适当发展慢一点,有发展质量才是最根本的。  有个专家说,投资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外延方式,比如建一个钢铁厂,再建一个钢铁厂,又再建一个钢铁厂,规模就做大了;第二种叫普罗米修斯投资,普罗米修斯把火偷来了,有了火才有人类文明,这就是创新突破。我们国家提出要沿着创新之路增长经济,是正确的。外延式增长,投资越大产品越过剩,价格越来越低,投资效果越差。  记者:在您看来,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机遇,同时面临的大风险是什么?  任正非:我觉得,中国经济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的问题。主要是不要把自己泡沫化了。中国的情况还是比别人好的,只要不让假货横行,就出不了大的问题。    记者:您觉得深圳未来的危机在哪里?  任正非:很简单,140年前,世界的中心在匹兹堡,有钢铁。70年前,世界的中心在底特律,有汽车。现在,世界的中心在哪里?不知道,会分散化,会去低成本的地方。高成本最终会摧毁你的竞争力。而且现在有了高铁、网络、高速公路,活力分布的时代已经形成了,但不会聚集在高成本的地方。  记者:华为是深圳本土成长的企业,您对深圳的城市发展比如国际化、改革开放等有怎样的期望?  任正非:深圳房地产太多了,没有大块的工业用地了。大家知道大工业的发展,每一个公司都需要一定的空间发展。  我们国家最终要走向工业现代化。四个现代化,最重要的是工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最主要的,要有土地来换取工业的成长。现在土地越来越少,越来越贵,产业成长的可能空间就会越来越小。既然要发展大工业、引导大工业,就要算一算大工业需要的要素是什么,这个要素在全世界是怎么平均的,算一算每平方公里承载了多少产值,这些产值需要多少人,这些人要有住房,要有生活设施。生活设施太贵了,企业就承载不起;生产成本太高了,工业就发展不起来。    记者:对一些希望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有没有一些建议?  任正非:首先中国要建成法治国家,企业在国内就要遵纪守法。你在国内都不守法,出去一定是碰得头破血流。所以我不支持中国企业盲目走出去。制度对社会的影响不会立竿见影,会几十年一百年慢慢释放影响。第二,要学会在中国管理市场经济,在中国你死我活地对打,还活下来了的话,就能身强力壮地出去跟别人打。中国要加强法律、会计等各种制度的建设,使自己强盛了走出国门。不然企业走出去会遇到非常多的风险,最后可能血本无归。所以我认为,中国企业要走出去,首先要法治化,要搞清楚法律,不是有钱就能投资的。(记者赵东辉、李斌、刘诗平、蔡国兆、彭勇、何雨欣)责任编辑:

新华社台北6月21日电 综合岛内媒体报道,台湾经济持续低迷,劳资双方普遍不看好景气回温。据一家人力资源机构调查,台湾企业与“上班族”对第三季度经济展望,抱持悲观的比例均高于乐观,且有36.1%的“上班族”认为下个季度的工作机会有所减少。  这项“猴年第三季景气暨劳动市场趋势调查”由台湾yes123求职网主持,于6月2日至16日开展,以网络问卷形式进行。个人有效问卷共1370份,企业有效问卷共822份。  调查显示,49.6%的企业对第三季度景气展望持平看待,乐观看待的比例为21.9%,悲观看待的比例占28.5%。把乐观与悲观比例相减 后,得到“净乐观比例”为-6.6%。“上班族”持平看待第三季度景气的有51.1%,乐观的占16.1%,悲观看待的却有32.8%。将乐观与悲观比例 相减后,得到“净乐观比例”是-16.7%。  虽然景气尚未好转,不少“上班族”仍有意转职。调查显示,高达66.8%的“上班族”透露,计划在下个季度换工作,季增6个百分点。原因包括“现在工作的薪水太低”(58.5%)、“觉得公司未来没有发展性”(47%)、“工作时间太长”(32.8%)等。  转职者的期待薪资平均落在3万7803元(新台币,下同),季增1226元或3.4%;但与厂商开出的2万9427元条件相比,中间落差高达 8376元或22.2%,显见劳资双方对待遇的认知,存在相当大的鸿沟。对于新工作机会的数量,19%的“上班族”预估乐观,但有36.1%的“上班族” 认为工作机会将少于上季,想要顺利转职并不容易。  有媒体分析指出,劳资双方对景气信心不足,与台湾经济动力不振、外贸持续走低有关。台湾经济主管部门20日公布,5月份台湾外销订单为337.3亿美元,年减5.8%,创下连续14个月同比衰退即“14连黑”的纪录。  国泰金控经济研究团队也在当天发表最新经济成长率(GDP)预估称,受上半年经济拖累及内外不利因素持续笼罩,下调今年台湾经济成长率由原本1.6%降至0.8%。(完)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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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6-11-10 09:2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