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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有钱城市排名出炉:上海第一北京第二

  • 分类:科技

本报见习记者张希为  近日,标准排名研究院“中国大陆城市财力50强排行榜”出炉,榜单显示,武汉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位列第八,与GDP在全国的排名一致。武汉晚报记者梳理发现,除这份榜单外,武汉近期还在不同的全国性榜单中被提名,既有创业环境、旅游、绿色建筑等细化指标,也有诸如幸福指数等综合考量,多维度勾勒出武汉在全国的坐标。  标准排名研究院推出的这份“中国大陆城市财力50强排行榜”显示,城市公共预算收入位居前十名的城市依次为:上海、北京、深圳、天津、重庆、苏州、广州、武汉、杭州、成都。武汉排在第八位,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排名第二,也是唯一进入前十的华中区域城市。  武汉晚报记者了解到,“标准排名”由北京卓尔标准信息技术公司出品,是基于互联网大数据分析,专注于评级与评价的研究机构。这份榜单以中国292个地级以上城市为样本,按照它们2015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数值进行排名。数据来源为各城市财政局或政务网,尤其是地方“两会”上公布的关于2015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16年本级预算草案的报告。  这份榜单同时列出了各城市2015年GDP排名,武汉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为1245.63亿元,全年GDP为10955.59亿元,这两项都排在全国第八名。  专家表示,城市行政级别和规模、GDP、产业结构、财政税收体制等都会影响财政收入的多少。例如,城市所辖区县越多,城市规模越大,财政收入越高,GDP高的城市,财力相应也要强些。制表霍志清    榜单 武汉排名 来源  全国最幸福城市 第2名 央视财经频道2016年3月发布的  《2015年度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结果》  全球最具活力城市 第8名 仲量联行2015年12月发布的  《武汉--新兴的世界级城市》  中国最佳大学城 第3名 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2016年2月发布的  《2016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  中国大陆最宜创业城市 第2名 标准排名研究院2016年2月发布的  《2015年中国大陆最宜创业城市排行榜》  中国绿色建筑城市排名 第8名 标准排名研究院2016年3月发布的  《中国绿色建筑城市TOP10》  中国旅游城市吸引力排名 第9名 标准排名研究院2016年1月发布的  《2015年中国旅游城市吸引力排行榜》责任编辑:

原标题:陈政高:正稳定一二线城市房价  昨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陈政高就“棚户区改造和房地产工作”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  15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行记者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陈政高、副部长陆克华、倪虹就“棚户区改造和房地产工作”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记者:住建部如何看待今年的房地产市场形势?  陈政高:现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销售企稳回升。二是分化严重,而且日趋严重。一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情况大不一样,这就给我们调控带来了挑战,也是重大的课题。三是库存严重。去年年底库存达到了7.18亿平方米,同比增长了15.6%;今年1—2月份库存又达到了7.39亿平方米,增速达到了15.7%。当然,库存主要集中在三四线城市。  看中国的房地产形势并作出一个预计,要看基本条件。第一个基本条件,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就有了前提条件。第二个基本条件,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没有变,为房地产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第三个基本条件,居民的住房需求,特别是新市民的住房需求没有变,这是未来房地产发展的巨大潜力。第四个基本条件,我们有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有各项宏观调控措施,有各个地方、各个城市承担起宏观调控的主体责任,所以对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应该充满信心。  记者:住房改革的思路是什么?  陈政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明确住房制度改革方向,以满足新市民的住房需求为主要出发点,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根据中央的要求,住建部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了充分调研,反复征求了意见,起草了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方案,整个工作还在进行当中。    记者:最近一些城市的房价涨得很厉害,像北京、上海、深圳,有些媒体报道说一夜之间涨了几十万。怎么看眼下房价疯涨的原因,有没有办法促进理性回归?  陈政高:现在中国房地产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分化越来越严重,在价格上也体现了这个特点。三四线城市的价格现在大体上是回落的,问题和矛盾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和一部分二线城市。现在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稳定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的房价。  春节后一线城市房价发生了很大变化,上涨过快。一线城市都主动履行了调控的主体责任,采取了很多措施和办法:一是实行严格的限购政策,实行严格的税收和金融政策;二是增加土地供应,而且公布于众,稳定预期;三是增加中小套型的供应数量,特别是搞好保障性供应建设;四是打击各种违法违规行为;五是主动发声,引导舆论。  我们通过网签数据看,已经收到了一定的成效。部分二线城市春节后房价也上涨过快,我们正密切关注,随时沟通。现在二线城市在这方面也都采取了许多措施来稳定房价。  我们除了要做好一线和部分二线城市的房价稳定工作以外,还要抓好价格的监测,随时发现问题,及时提出对策,努力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记者:上世纪80年代,日本的房价从1985年开始在6年内增长了3倍,随后从1991年开始出现了断崖式下跌。现在有担忧认为,中国的楼市可能会像当时的日本一样发生崩盘,请问对此怎么看?  陈政高:我要说的是:第一,时代不同。日本发生的事情是在20年、30年以前,背景、政治、经济条件和今天都大不一样,甚至是完全不一样了。第二,国情不同。中国和日本的城镇化水平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宏观调控的措施也不同。因此,我要说,不能相提并论。    记者:《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从征求意见以来一直都没有出台,什么时候会公布?  陆克华:我们国家的住房公积金制度是1994年起开始建立的,1999年出台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截止到目前,全国有2.17亿人参与了这项制度,缴存的资金8.95万亿,有5.33万亿贷款,提取的是4.88万亿,共有1亿缴存职工通过使用住房公积金解决了住房问题。  为了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我部会同有关部门进行调研,提出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改意见。去年11月至12月,国务院法制办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收集到的意见一共800多条,我们归纳一下,大概是个五方面:一是缴存的比例问题。二是缴存的范围。到底适应哪些群体的问题,包括有一些群体该不该纳入进来,提高他们在购房时的支付能力,比如农民工、个体工商户。三是在提取、贷款方面要有改进。四是关于保值增值的问题。五是管理的透明、监管的到位问题。相关的修改、上报等方面的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记者:我想问一个关于开放式小区建设的问题。相关的措施是否已经在推进过程中了?  陈政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全面部署了今后一个时期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方向和重点工作。我们现在的重要任务是认真学习好、理解好、落实好中央的文件精神,在落实过程中要严格依法依规办事,要切实保护群众的合法权益。  关于街区制,文件提出了方向性、指导性的要求,在具体的实施当中还要制定具体的方案,还要细化这些措施,依法依规办事。所以,它是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一天要完成的。    记者:是否会对农民工进城买房出台一些针对性的政策?  陈政高:我感觉我们应该带着感情来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农民工对城市贡献太大了。鼓励引导农民工进城购房是在落实中央的决策部署。现在一些中小城市农民工的购房占整个购房总量的30%左右,在县城占到了50%,甚至更高。所以,农民工在城镇购房潜力是很大的。  各地鼓励引导农民工进城购房,大体有几个做法:一是落实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政策,特别是小孩上学。二是市县政府都出台了一些优惠政策,鼓励引导农民工进城购房。三是要努力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只有就业了才能免去后顾之忧。四是各个银行都是鼎力相助,都是主动作为,支持农民工进城买房,特别是农业银行,在全国搞了一个“农民安家贷”,1月份就为5.4万户家庭发放了170亿元贷款,支持农民工购房。我还要说的是,农民工进城购房是一个历史过程,是要逐步实现的。  记者:开发商为了谋利,对农民入城买房降低了首付,提供了首付贷款,这会增加楼市的风险吗?  陈政高:农民工进城购房首付比例和其他居民没有区别,当然,北上广深一线城市除外。对于场外给非农民工,也包括农民工提供首付贷的问题,人民银行已经有明确态度,这是不可以的,要进行专项整治。所以,住建部将配合人民银行做好专项整治。  据新华网责任编辑:

原标题:委员力挺“二孩”,利于孩子教育和国家创新  大众网北京3月3日讯(特派记者 王磊 盛堃) “您支持孩子们生二孩吗?”“二孩政策将带来什么影响?”今天下午,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开幕会入场前,俞敏洪和李灿等多位全国政协委员都对二孩政策表示了支持。  全国政协委员俞敏洪说,二孩家庭对孩子们的教育是有帮助的,两个孩子在生活用品方面可以续用,而且目前义务教育阶段的花费大幅减少,并不会增加家庭太多经济负担。俞敏洪认为,二孩政策将有利于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在人力资源方面保持国家持续的创新力。  全国政协委员李灿说,自己的孩子如果生二孩,他会支持。因为从他个人与兄弟姐妹相处的经历来看,两个孩子会互相帮助。他建议,城市的家长不要太担心经济上的压力,养孩子不用养得那么精细。责任编辑:

中国网3月4日讯(记者 尚阳)3月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新闻发布会,由大会发言人傅莹就大会议程和人大工作相关的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以下为部分实录  傅莹表示,全面二孩政策投票的时候很多代表感慨万千。  傅莹说,全面“二孩”政策是今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它标志着历时3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我还清楚地记得,在人大常委会审议完投票时,我们按下绿色的键。当时很多人都是感慨万千,因为这个政策一路走来,大家都是深有体会的。一方面,它确实缓解和抑制住中国人口爆炸式增长的势头。但是另一方面,对我们个人、对家庭来讲,也是一种付出,所以现在这个调整应该是非常及时和适当的。  当然,这个政策在中国的历史上会有很深刻的脚印,我记得刚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时,国内有很多新闻报道说会不会出现“小皇帝”一代、自私自利,在座的是不是也有很多是独生子女?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成长起一代有爱心、有责任感、非常充满活力的一代,是吃饱饭的一代。这一段历史阶段,对中国来讲有它独特的意义。  当然,一个政策实行了30年,要退出,它肯定要有一个过程,所以你刚才说到公平不公平,我们在法律的修订过程当中非常注意法律和政策的衔接,我们讲“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比如原来对失独家庭,国家的关心和帮助不会改变。对原政策独生子女老年人的奖励和扶助不取消,还是有一些保障措施的。  另外,我们确实需要对加快出现的老年社会趋势有一定的考虑和准备,人大常委会去年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进行了执法检查,也发现不少问题。比如“空巢”、“失能”老人的照顾问题,比如跨省医疗、异地结算还面临一些困难,尤其是大量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都提上日程了。所以,在执法检查当中也提出许多重要的意见和建议。比如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储备。再比如能不能建立高龄补贴等。总之,社会总是在发展,我们的法律和政策都要跟上社会的需要。责任编辑:

4月15日是胡耀邦逝世27周年纪念日。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在北京逝世,享年73岁。  今年2月,由高勇撰写的《我给胡耀邦当秘书》出版。胡耀邦1952年8月 调到团中央任书记时,时年20岁的高勇是团中央组织 部秘书科干事。高勇从1959年3月调任胡耀邦的机要秘书直到1964年8月,前后6年,是胡耀邦主政团中央时任秘书时间最长的。  “深读”(微信ID:shenduzhongguo)注意到,高勇在《我给胡耀邦当秘书》一书中回忆,胡耀邦年轻时精力旺盛,周末和星期天都不休息;对于村里送来50多元的土特产坚持退钱;文革后60岁的高龄经常因为工作繁忙而吃冷饭;在任何年代,他都坚持对真理的追求。    “深读”(微信ID:shenduzhongguo)注意到,高勇在书中回忆,胡耀邦刚从川北调到北京任团中央书记时还不到 37 周岁,正是精力旺盛的时候。  耀邦精力充沛,勤奋刻苦,整天不知疲倦地工作。他的办公室与卧室一墙之隔,中间有门相通,但他中午从来不去床上午睡,只在办公室沙发上靠一会儿,看看报纸,打个盹儿,就又起来工作了。在他的工作日程上,没有周末和星期天。  每次去外地调查研究,总要带上团中央有关部门的几个人,既作为工作助手,又借机考察了解干部。他对跟他去的人,除了考虑工作能力、思想水平和能否做记录整理材料外,还要求能熬夜。  有一次他外出调查,提出从办公厅带两个人。办公厅主任鲁钊给他推荐了两人,耀邦问我:“××× 能不能熬夜?”我说:“能熬夜。”又问:“××× 呢?”我说:“这个人恐怕不行,平时生活很规律的。”耀邦说:“那就不要带他去了,我最怕不能熬夜的,天一黑就呵呵呵,呵呵呵打呵欠,不仅自己不能工作,还会影响别人的情绪。”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耀邦就没有工作了。直到 1975 年 6 月中央分配他去中国科学院任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兼副院长(郭沫若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兼院长),整整 9 年时间没有工作。他恨不得把耽误的 9 年时间一下子夺回来。  他天天带着饭盒上班,一个研究所、一个研究所地进行调查研究,到中午该吃饭时,到了哪个研究所就在哪个研究所打开饭盒吃一点凉饭凉菜,结果有一段时间造成消化不好。  有一次我去家里看他,听说他肠胃不适,就问他是怎么回事。恰巧他夫人听到了,说:“怎么能好了呢?他天天带着饭盒上班,中午尽吃凉饭!”  我对耀邦说:“您已经是60 岁的人了,这样长期下去身体是受不了的。中午回家吃顿饭或让食堂帮您做点饭,这也不算特殊化。谁听说过一位政府部长带饭盒上班的?”他听后只是冲我淡淡一笑,什么也不说。    “深读”(微信ID:shenduzhongguo)注意到,1960年12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胡耀邦参加这次会议期间,他的胞兄胡耀福和堂弟胡耀简到北京来了。  他们是受家乡浏阳中和大队党支部书记龚光繁之托来的。当时龚光繁想为大队买一台发电机。经过党支部研究,请胡耀福和胡耀简给胡耀邦带了一点家乡的土产冬笋和芋头。  胡耀邦听说大队想买一台发电机搞生产,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就答应为他们买。事后由警卫员李汉平与北京有关部门联系购买了一台发电机,运回浏阳后用于大坪煤矿挖煤。  但耀邦对胡耀福、胡耀简用公款作路费以及带来的冬笋和芋头,却很不满意,当时就批评了他们。其实,大队这样做并不过分。为生产大队集体购买发电机,派人到北京,理所当然地应该由生产大队出路费。带一点家乡土产表示心意,也在情理之中,本来无可指责。  但耀邦对此却不放过,不但当面严肃批评,而且在胡耀简返回时又让他带给党支部一封信,再一次提出了严厉批评,说成是“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是“违反中央政策”,是“政治错误”,是“犯法”等等。  1961 年 1 月 12 日,耀邦叫我到他屋子去,说“你给我拿点信纸,要写封信”。我随即拿了一本信笺给他,他十分认真地写了这样一封长信:  光繁同志并党支部同志:  现在耀简先回来,耀福过四五天后也就回来。 不久前,我曾经给公社党委详细地写了一封信,请求公社和你们一定要坚决劝止我哥哥、姐姐和一切亲属来我这里。因为:第一,要妨碍生产和工作;第二,要浪费路费;第三,我也负担不起。但是,你们却没有帮我这么办。这件事我不高兴,我再次请求你们,今后一定不允许他们来。  这次他们来的路费,听说又是大队出的,这更不对。中央三番五令要各地坚决纠正“共产风”,坚决严格财务管理制度,坚决退赔一平二调来的社员的财物,你们怎么可以用公共积累给某些干部和社员出外作路费呢?这是违反中央的政策的啊!  如果社员要追查这些事,你们是负不起这种责任的啊!请你们党支部认真议议这件事。一切违反财政开支的事,万万做不得。做了,就是犯了政治错误。  送来的冬笋和芋头,这又是社员用劳力生产出来的东西。特别是在现在的困难时期,大家要拿来顶粮食,你们送给我也做得不对。但是已经送来了,退回来,又不方便。只好按你们那里的价值,退回 24 元,交耀简带回。请偿还生产这些东西的社员。  在这里,我一万次请求你们,今后再不许送什么东西来了。如再送,我得向你们县委写信,说你们犯了法。  胡耀邦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二日  耀邦这封信写写改改,写完后已改得很乱了,他叫我抄清楚,才交胡耀简带走。此后他的心情并没有平静下来,经过几天考虑,他又想到1960 年胡耀福来京时带的东西,于是又提笔写了一张清单,也由我抄清后交给他哥哥胡耀福带回。耀邦写道:  托胡耀简带回给中和大队的信,一定要给公社工作组和公 社党委看。因为有许多重要的事在那封信中提到了。  去年七月带来:  1。茶油 15 斤,每斤 0.54 元,共 8.1 元;  2。豆子 10 斤,每斤 0.1 元,共 1 元;  3。油饼 60 个,每个 0.08 元,共 4.8 元;  4。熏鱼 20 斤,每斤 0.7 元,共计 14 元;  5。一共 27.9 元,交胡耀福带回,务必退回公社。  胡耀邦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二日  以上两次带的东西,按当时的市价共折合人民币 51.9 元,让胡耀简、胡耀福带给了党支部书记龚光繁。    深读”(微信ID:shenduzhongguo)注意到,1967 年1 月6日,上海造反派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所谓“一月风暴”(也称“红色风暴”),并发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团中央机关的造反派,紧跟这股夺权邪风,对团中央书记处及各部部长、机关党委书记,也都进行了夺权。  所谓夺权,形式上是把公章和钥匙交给造反派。其实,当时那些掌握保险柜钥匙和保管公章的人,早已加入了造反派,书记处的书记多数已关牛棚,各部部长也早已靠边站,因此,夺权时演出了一幕幕滑稽戏。  我亲眼目睹了团中央组织部的夺权闹剧:造反派打开保险柜,把公章取出来,将钥匙和公章交给部长李治时。宣布夺权开始,造反派先念一段毛泽东语录:“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  然后令李治时再把钥匙和公章交回造反派手里。这就算完成了夺权。  当然,部长们自己办公室文件柜和抽屉的钥匙也属在夺之权,也必须交出。可是由于夺权事先不通知,是突袭式的,因此,就出现了更为可笑的闹剧。  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米成顺,叫他来开会时,他不知干什么,钥匙放在家里未带。造反派“勒令”他交钥匙,他说放在家里,不在身上,而造反派又不能等他去拿,于是一个造反派想出个鬼点子,让别人先“借”给他一串钥匙,叫他把这串钥匙作为他的“权”再交给造反派,这样,夺权行动也就“胜利结束”了。  1 月19 日,团中央机关“革命造反军团”召开夺权大会。不但胡耀邦、胡克实等书记处成员遭到越来越频繁的批斗,而且一些中层干部一个个被关进了牛棚。    “深读”(微信ID:shenduzhongguo)注意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一发表,立即遭到一些“大人物”的强烈反对。面对争议,邓小平率先站出来说话,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邓小平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但反对者仍然来势汹汹。6 月 15 日,分管宣传工作的中央领导召集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他再次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进行批评。  他直接点了“特约评论员”和胡耀邦的名,说:特约评论员文章可要注意,有几篇不是那么恰当。不要图一时好过。  6 月 20 日,一位同志跑到富强胡同 6 号胡耀邦家,对胡耀邦施加压力。与此同时有中央高层领导指示中宣部和一些省市负责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表态”,“不卷入”。  胡耀邦遇到了巨大的压力,陷入了深思。经过认真思考,他认为他和他的写作班子没有错,因此,不存在什么“接受教训”“下不为例”的问题,而是如何更好地前进的问题。他提出再写一篇文章,对反对者进 行回答,文章题目就叫作《历史潮流滚滚向前》,着重讲透历史潮流为 什么不可阻挡。  同时,他还与罗瑞卿频繁电话联系,筹划和指导吴江、 孙长江撰写的另一篇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在《解放 军报》上发表。  就在胡耀邦遇到巨大压力的时候,1978 年 7 月 22 日邓小平打电话叫 胡耀邦到他家去谈谈。从下午三点半谈到五点。邓小平充分肯定了《理 论动态》,又一次明确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正是邓小平的有力支持,才使这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争论得以冲破阻力,进行下去,并取得重大胜利。  耀邦对这场有关科学真理的争论是有很深体会和很多感慨的,这在10 年之后的1988 年9 月5 日,他写给于光远的一首《渔家傲·赠光远同志》的词中,就可以看出:  科学真理真难求,你添醋来我加油,论战也带核弹头,核弹头,你算学术第几流?   耀邦认为,党内有一种人不用心工作,而是专门算计人,这种人严重败坏了党风。只要简单回顾一下历史就清楚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 1957 年反右派运动以来,我们党越来越强调“阶级斗争”,这种不正常的党内生活,使得一些人时刻观察政治气候和斗争方向。他们为了个人向上爬的目的,整天不思工作,专门研究整人。  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些人的立场未能根本转变,多年形成的政治恶习仍在支配着他们的行动。他们“老是考虑个人问题,今天算计这个,明天算计那个”。针对这种人的作为,耀邦同志提出“要多琢磨事,少琢磨人”,号召大家把心思用到做好工作上,不要用在整人上。  耀邦认为,我们党内还有一种专爱抬轿子吹喇叭的人。他们弄虚作假,欺上瞒下,骗取荣誉,投机钻营,败坏党的作风,破坏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  这种人真本事没有,专靠吹捧别人取媚于上级,讨好领导,从而达到被赏识、被提拔的个人目的。抬轿子吹喇叭,同我们党主张的适当宣传个人的作用和功绩是有原则区别的。  “深读”(微信ID:shenduzhongguo)注意到,耀邦提出:“强调宣传个人,不强调宣传党、宣传人民,把宣传个人强调在宣传党之上,超过党、超过人民,任何时候都是错误的。”  把党风搞好,不可能一蹴而就。耀邦认为,要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至少要几年的时间。他说:“搞好党风靠一阵风,看来是很难成功的。这是一种很细致的工作,要有组织上与领导同志个别谈话,打通思想,努力启发有不正之风的同志自觉地改正错误。主要还是靠发动广大党员,发动人民群众经常监督我们,切实恢复我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传统。”责任编辑:

中国最有钱城市排名出炉:上海第一北京第二

本报见习记者张希为  近日,标准排名研究院“中国大陆城市财力50强排行榜”出炉,榜单显示,武汉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位列第八,与GDP在全国的排名一致。武汉晚报记者梳理发现,除这份榜单外,武汉近期还在不同的全国性榜单中被提名,既有创业环境、旅游、绿色建筑等细化指标,也有诸如幸福指数等综合考量,多维度勾勒出武汉在全国的坐标。  标准排名研究院推出的这份“中国大陆城市财力50强排行榜”显示,城市公共预算收入位居前十名的城市依次为:上海、北京、深圳、天津、重庆、苏州、广州、武汉、杭州、成都。武汉排在第八位,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排名第二,也是唯一进入前十的华中区域城市。  武汉晚报记者了解到,“标准排名”由北京卓尔标准信息技术公司出品,是基于互联网大数据分析,专注于评级与评价的研究机构。这份榜单以中国292个地级以上城市为样本,按照它们2015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数值进行排名。数据来源为各城市财政局或政务网,尤其是地方“两会”上公布的关于2015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16年本级预算草案的报告。  这份榜单同时列出了各城市2015年GDP排名,武汉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为1245.63亿元,全年GDP为10955.59亿元,这两项都排在全国第八名。  专家表示,城市行政级别和规模、GDP、产业结构、财政税收体制等都会影响财政收入的多少。例如,城市所辖区县越多,城市规模越大,财政收入越高,GDP高的城市,财力相应也要强些。制表霍志清    榜单 武汉排名 来源  全国最幸福城市 第2名 央视财经频道2016年3月发布的  《2015年度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结果》  全球最具活力城市 第8名 仲量联行2015年12月发布的  《武汉--新兴的世界级城市》  中国最佳大学城 第3名 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2016年2月发布的  《2016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  中国大陆最宜创业城市 第2名 标准排名研究院2016年2月发布的  《2015年中国大陆最宜创业城市排行榜》  中国绿色建筑城市排名 第8名 标准排名研究院2016年3月发布的  《中国绿色建筑城市TOP10》  中国旅游城市吸引力排名 第9名 标准排名研究院2016年1月发布的  《2015年中国旅游城市吸引力排行榜》责任编辑:

原标题:陈政高:正稳定一二线城市房价  昨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陈政高就“棚户区改造和房地产工作”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  15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行记者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陈政高、副部长陆克华、倪虹就“棚户区改造和房地产工作”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记者:住建部如何看待今年的房地产市场形势?  陈政高:现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销售企稳回升。二是分化严重,而且日趋严重。一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情况大不一样,这就给我们调控带来了挑战,也是重大的课题。三是库存严重。去年年底库存达到了7.18亿平方米,同比增长了15.6%;今年1—2月份库存又达到了7.39亿平方米,增速达到了15.7%。当然,库存主要集中在三四线城市。  看中国的房地产形势并作出一个预计,要看基本条件。第一个基本条件,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就有了前提条件。第二个基本条件,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没有变,为房地产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第三个基本条件,居民的住房需求,特别是新市民的住房需求没有变,这是未来房地产发展的巨大潜力。第四个基本条件,我们有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有各项宏观调控措施,有各个地方、各个城市承担起宏观调控的主体责任,所以对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应该充满信心。  记者:住房改革的思路是什么?  陈政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明确住房制度改革方向,以满足新市民的住房需求为主要出发点,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根据中央的要求,住建部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了充分调研,反复征求了意见,起草了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方案,整个工作还在进行当中。    记者:最近一些城市的房价涨得很厉害,像北京、上海、深圳,有些媒体报道说一夜之间涨了几十万。怎么看眼下房价疯涨的原因,有没有办法促进理性回归?  陈政高:现在中国房地产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分化越来越严重,在价格上也体现了这个特点。三四线城市的价格现在大体上是回落的,问题和矛盾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和一部分二线城市。现在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稳定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的房价。  春节后一线城市房价发生了很大变化,上涨过快。一线城市都主动履行了调控的主体责任,采取了很多措施和办法:一是实行严格的限购政策,实行严格的税收和金融政策;二是增加土地供应,而且公布于众,稳定预期;三是增加中小套型的供应数量,特别是搞好保障性供应建设;四是打击各种违法违规行为;五是主动发声,引导舆论。  我们通过网签数据看,已经收到了一定的成效。部分二线城市春节后房价也上涨过快,我们正密切关注,随时沟通。现在二线城市在这方面也都采取了许多措施来稳定房价。  我们除了要做好一线和部分二线城市的房价稳定工作以外,还要抓好价格的监测,随时发现问题,及时提出对策,努力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记者:上世纪80年代,日本的房价从1985年开始在6年内增长了3倍,随后从1991年开始出现了断崖式下跌。现在有担忧认为,中国的楼市可能会像当时的日本一样发生崩盘,请问对此怎么看?  陈政高:我要说的是:第一,时代不同。日本发生的事情是在20年、30年以前,背景、政治、经济条件和今天都大不一样,甚至是完全不一样了。第二,国情不同。中国和日本的城镇化水平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宏观调控的措施也不同。因此,我要说,不能相提并论。    记者:《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从征求意见以来一直都没有出台,什么时候会公布?  陆克华:我们国家的住房公积金制度是1994年起开始建立的,1999年出台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截止到目前,全国有2.17亿人参与了这项制度,缴存的资金8.95万亿,有5.33万亿贷款,提取的是4.88万亿,共有1亿缴存职工通过使用住房公积金解决了住房问题。  为了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我部会同有关部门进行调研,提出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改意见。去年11月至12月,国务院法制办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收集到的意见一共800多条,我们归纳一下,大概是个五方面:一是缴存的比例问题。二是缴存的范围。到底适应哪些群体的问题,包括有一些群体该不该纳入进来,提高他们在购房时的支付能力,比如农民工、个体工商户。三是在提取、贷款方面要有改进。四是关于保值增值的问题。五是管理的透明、监管的到位问题。相关的修改、上报等方面的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记者:我想问一个关于开放式小区建设的问题。相关的措施是否已经在推进过程中了?  陈政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全面部署了今后一个时期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方向和重点工作。我们现在的重要任务是认真学习好、理解好、落实好中央的文件精神,在落实过程中要严格依法依规办事,要切实保护群众的合法权益。  关于街区制,文件提出了方向性、指导性的要求,在具体的实施当中还要制定具体的方案,还要细化这些措施,依法依规办事。所以,它是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一天要完成的。    记者:是否会对农民工进城买房出台一些针对性的政策?  陈政高:我感觉我们应该带着感情来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农民工对城市贡献太大了。鼓励引导农民工进城购房是在落实中央的决策部署。现在一些中小城市农民工的购房占整个购房总量的30%左右,在县城占到了50%,甚至更高。所以,农民工在城镇购房潜力是很大的。  各地鼓励引导农民工进城购房,大体有几个做法:一是落实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政策,特别是小孩上学。二是市县政府都出台了一些优惠政策,鼓励引导农民工进城购房。三是要努力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只有就业了才能免去后顾之忧。四是各个银行都是鼎力相助,都是主动作为,支持农民工进城买房,特别是农业银行,在全国搞了一个“农民安家贷”,1月份就为5.4万户家庭发放了170亿元贷款,支持农民工购房。我还要说的是,农民工进城购房是一个历史过程,是要逐步实现的。  记者:开发商为了谋利,对农民入城买房降低了首付,提供了首付贷款,这会增加楼市的风险吗?  陈政高:农民工进城购房首付比例和其他居民没有区别,当然,北上广深一线城市除外。对于场外给非农民工,也包括农民工提供首付贷的问题,人民银行已经有明确态度,这是不可以的,要进行专项整治。所以,住建部将配合人民银行做好专项整治。  据新华网责任编辑:

原标题:委员力挺“二孩”,利于孩子教育和国家创新  大众网北京3月3日讯(特派记者 王磊 盛堃) “您支持孩子们生二孩吗?”“二孩政策将带来什么影响?”今天下午,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开幕会入场前,俞敏洪和李灿等多位全国政协委员都对二孩政策表示了支持。  全国政协委员俞敏洪说,二孩家庭对孩子们的教育是有帮助的,两个孩子在生活用品方面可以续用,而且目前义务教育阶段的花费大幅减少,并不会增加家庭太多经济负担。俞敏洪认为,二孩政策将有利于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在人力资源方面保持国家持续的创新力。  全国政协委员李灿说,自己的孩子如果生二孩,他会支持。因为从他个人与兄弟姐妹相处的经历来看,两个孩子会互相帮助。他建议,城市的家长不要太担心经济上的压力,养孩子不用养得那么精细。责任编辑:

中国网3月4日讯(记者 尚阳)3月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新闻发布会,由大会发言人傅莹就大会议程和人大工作相关的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以下为部分实录  傅莹表示,全面二孩政策投票的时候很多代表感慨万千。  傅莹说,全面“二孩”政策是今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它标志着历时3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我还清楚地记得,在人大常委会审议完投票时,我们按下绿色的键。当时很多人都是感慨万千,因为这个政策一路走来,大家都是深有体会的。一方面,它确实缓解和抑制住中国人口爆炸式增长的势头。但是另一方面,对我们个人、对家庭来讲,也是一种付出,所以现在这个调整应该是非常及时和适当的。  当然,这个政策在中国的历史上会有很深刻的脚印,我记得刚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时,国内有很多新闻报道说会不会出现“小皇帝”一代、自私自利,在座的是不是也有很多是独生子女?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成长起一代有爱心、有责任感、非常充满活力的一代,是吃饱饭的一代。这一段历史阶段,对中国来讲有它独特的意义。  当然,一个政策实行了30年,要退出,它肯定要有一个过程,所以你刚才说到公平不公平,我们在法律的修订过程当中非常注意法律和政策的衔接,我们讲“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比如原来对失独家庭,国家的关心和帮助不会改变。对原政策独生子女老年人的奖励和扶助不取消,还是有一些保障措施的。  另外,我们确实需要对加快出现的老年社会趋势有一定的考虑和准备,人大常委会去年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进行了执法检查,也发现不少问题。比如“空巢”、“失能”老人的照顾问题,比如跨省医疗、异地结算还面临一些困难,尤其是大量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都提上日程了。所以,在执法检查当中也提出许多重要的意见和建议。比如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储备。再比如能不能建立高龄补贴等。总之,社会总是在发展,我们的法律和政策都要跟上社会的需要。责任编辑:

4月15日是胡耀邦逝世27周年纪念日。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在北京逝世,享年73岁。  今年2月,由高勇撰写的《我给胡耀邦当秘书》出版。胡耀邦1952年8月 调到团中央任书记时,时年20岁的高勇是团中央组织 部秘书科干事。高勇从1959年3月调任胡耀邦的机要秘书直到1964年8月,前后6年,是胡耀邦主政团中央时任秘书时间最长的。  “深读”(微信ID:shenduzhongguo)注意到,高勇在《我给胡耀邦当秘书》一书中回忆,胡耀邦年轻时精力旺盛,周末和星期天都不休息;对于村里送来50多元的土特产坚持退钱;文革后60岁的高龄经常因为工作繁忙而吃冷饭;在任何年代,他都坚持对真理的追求。    “深读”(微信ID:shenduzhongguo)注意到,高勇在书中回忆,胡耀邦刚从川北调到北京任团中央书记时还不到 37 周岁,正是精力旺盛的时候。  耀邦精力充沛,勤奋刻苦,整天不知疲倦地工作。他的办公室与卧室一墙之隔,中间有门相通,但他中午从来不去床上午睡,只在办公室沙发上靠一会儿,看看报纸,打个盹儿,就又起来工作了。在他的工作日程上,没有周末和星期天。  每次去外地调查研究,总要带上团中央有关部门的几个人,既作为工作助手,又借机考察了解干部。他对跟他去的人,除了考虑工作能力、思想水平和能否做记录整理材料外,还要求能熬夜。  有一次他外出调查,提出从办公厅带两个人。办公厅主任鲁钊给他推荐了两人,耀邦问我:“××× 能不能熬夜?”我说:“能熬夜。”又问:“××× 呢?”我说:“这个人恐怕不行,平时生活很规律的。”耀邦说:“那就不要带他去了,我最怕不能熬夜的,天一黑就呵呵呵,呵呵呵打呵欠,不仅自己不能工作,还会影响别人的情绪。”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耀邦就没有工作了。直到 1975 年 6 月中央分配他去中国科学院任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兼副院长(郭沫若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兼院长),整整 9 年时间没有工作。他恨不得把耽误的 9 年时间一下子夺回来。  他天天带着饭盒上班,一个研究所、一个研究所地进行调查研究,到中午该吃饭时,到了哪个研究所就在哪个研究所打开饭盒吃一点凉饭凉菜,结果有一段时间造成消化不好。  有一次我去家里看他,听说他肠胃不适,就问他是怎么回事。恰巧他夫人听到了,说:“怎么能好了呢?他天天带着饭盒上班,中午尽吃凉饭!”  我对耀邦说:“您已经是60 岁的人了,这样长期下去身体是受不了的。中午回家吃顿饭或让食堂帮您做点饭,这也不算特殊化。谁听说过一位政府部长带饭盒上班的?”他听后只是冲我淡淡一笑,什么也不说。    “深读”(微信ID:shenduzhongguo)注意到,1960年12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胡耀邦参加这次会议期间,他的胞兄胡耀福和堂弟胡耀简到北京来了。  他们是受家乡浏阳中和大队党支部书记龚光繁之托来的。当时龚光繁想为大队买一台发电机。经过党支部研究,请胡耀福和胡耀简给胡耀邦带了一点家乡的土产冬笋和芋头。  胡耀邦听说大队想买一台发电机搞生产,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就答应为他们买。事后由警卫员李汉平与北京有关部门联系购买了一台发电机,运回浏阳后用于大坪煤矿挖煤。  但耀邦对胡耀福、胡耀简用公款作路费以及带来的冬笋和芋头,却很不满意,当时就批评了他们。其实,大队这样做并不过分。为生产大队集体购买发电机,派人到北京,理所当然地应该由生产大队出路费。带一点家乡土产表示心意,也在情理之中,本来无可指责。  但耀邦对此却不放过,不但当面严肃批评,而且在胡耀简返回时又让他带给党支部一封信,再一次提出了严厉批评,说成是“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是“违反中央政策”,是“政治错误”,是“犯法”等等。  1961 年 1 月 12 日,耀邦叫我到他屋子去,说“你给我拿点信纸,要写封信”。我随即拿了一本信笺给他,他十分认真地写了这样一封长信:  光繁同志并党支部同志:  现在耀简先回来,耀福过四五天后也就回来。 不久前,我曾经给公社党委详细地写了一封信,请求公社和你们一定要坚决劝止我哥哥、姐姐和一切亲属来我这里。因为:第一,要妨碍生产和工作;第二,要浪费路费;第三,我也负担不起。但是,你们却没有帮我这么办。这件事我不高兴,我再次请求你们,今后一定不允许他们来。  这次他们来的路费,听说又是大队出的,这更不对。中央三番五令要各地坚决纠正“共产风”,坚决严格财务管理制度,坚决退赔一平二调来的社员的财物,你们怎么可以用公共积累给某些干部和社员出外作路费呢?这是违反中央的政策的啊!  如果社员要追查这些事,你们是负不起这种责任的啊!请你们党支部认真议议这件事。一切违反财政开支的事,万万做不得。做了,就是犯了政治错误。  送来的冬笋和芋头,这又是社员用劳力生产出来的东西。特别是在现在的困难时期,大家要拿来顶粮食,你们送给我也做得不对。但是已经送来了,退回来,又不方便。只好按你们那里的价值,退回 24 元,交耀简带回。请偿还生产这些东西的社员。  在这里,我一万次请求你们,今后再不许送什么东西来了。如再送,我得向你们县委写信,说你们犯了法。  胡耀邦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二日  耀邦这封信写写改改,写完后已改得很乱了,他叫我抄清楚,才交胡耀简带走。此后他的心情并没有平静下来,经过几天考虑,他又想到1960 年胡耀福来京时带的东西,于是又提笔写了一张清单,也由我抄清后交给他哥哥胡耀福带回。耀邦写道:  托胡耀简带回给中和大队的信,一定要给公社工作组和公 社党委看。因为有许多重要的事在那封信中提到了。  去年七月带来:  1。茶油 15 斤,每斤 0.54 元,共 8.1 元;  2。豆子 10 斤,每斤 0.1 元,共 1 元;  3。油饼 60 个,每个 0.08 元,共 4.8 元;  4。熏鱼 20 斤,每斤 0.7 元,共计 14 元;  5。一共 27.9 元,交胡耀福带回,务必退回公社。  胡耀邦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二日  以上两次带的东西,按当时的市价共折合人民币 51.9 元,让胡耀简、胡耀福带给了党支部书记龚光繁。    深读”(微信ID:shenduzhongguo)注意到,1967 年1 月6日,上海造反派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所谓“一月风暴”(也称“红色风暴”),并发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团中央机关的造反派,紧跟这股夺权邪风,对团中央书记处及各部部长、机关党委书记,也都进行了夺权。  所谓夺权,形式上是把公章和钥匙交给造反派。其实,当时那些掌握保险柜钥匙和保管公章的人,早已加入了造反派,书记处的书记多数已关牛棚,各部部长也早已靠边站,因此,夺权时演出了一幕幕滑稽戏。  我亲眼目睹了团中央组织部的夺权闹剧:造反派打开保险柜,把公章取出来,将钥匙和公章交给部长李治时。宣布夺权开始,造反派先念一段毛泽东语录:“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  然后令李治时再把钥匙和公章交回造反派手里。这就算完成了夺权。  当然,部长们自己办公室文件柜和抽屉的钥匙也属在夺之权,也必须交出。可是由于夺权事先不通知,是突袭式的,因此,就出现了更为可笑的闹剧。  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米成顺,叫他来开会时,他不知干什么,钥匙放在家里未带。造反派“勒令”他交钥匙,他说放在家里,不在身上,而造反派又不能等他去拿,于是一个造反派想出个鬼点子,让别人先“借”给他一串钥匙,叫他把这串钥匙作为他的“权”再交给造反派,这样,夺权行动也就“胜利结束”了。  1 月19 日,团中央机关“革命造反军团”召开夺权大会。不但胡耀邦、胡克实等书记处成员遭到越来越频繁的批斗,而且一些中层干部一个个被关进了牛棚。    “深读”(微信ID:shenduzhongguo)注意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一发表,立即遭到一些“大人物”的强烈反对。面对争议,邓小平率先站出来说话,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邓小平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但反对者仍然来势汹汹。6 月 15 日,分管宣传工作的中央领导召集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他再次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进行批评。  他直接点了“特约评论员”和胡耀邦的名,说:特约评论员文章可要注意,有几篇不是那么恰当。不要图一时好过。  6 月 20 日,一位同志跑到富强胡同 6 号胡耀邦家,对胡耀邦施加压力。与此同时有中央高层领导指示中宣部和一些省市负责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表态”,“不卷入”。  胡耀邦遇到了巨大的压力,陷入了深思。经过认真思考,他认为他和他的写作班子没有错,因此,不存在什么“接受教训”“下不为例”的问题,而是如何更好地前进的问题。他提出再写一篇文章,对反对者进 行回答,文章题目就叫作《历史潮流滚滚向前》,着重讲透历史潮流为 什么不可阻挡。  同时,他还与罗瑞卿频繁电话联系,筹划和指导吴江、 孙长江撰写的另一篇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在《解放 军报》上发表。  就在胡耀邦遇到巨大压力的时候,1978 年 7 月 22 日邓小平打电话叫 胡耀邦到他家去谈谈。从下午三点半谈到五点。邓小平充分肯定了《理 论动态》,又一次明确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正是邓小平的有力支持,才使这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争论得以冲破阻力,进行下去,并取得重大胜利。  耀邦对这场有关科学真理的争论是有很深体会和很多感慨的,这在10 年之后的1988 年9 月5 日,他写给于光远的一首《渔家傲·赠光远同志》的词中,就可以看出:  科学真理真难求,你添醋来我加油,论战也带核弹头,核弹头,你算学术第几流?   耀邦认为,党内有一种人不用心工作,而是专门算计人,这种人严重败坏了党风。只要简单回顾一下历史就清楚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 1957 年反右派运动以来,我们党越来越强调“阶级斗争”,这种不正常的党内生活,使得一些人时刻观察政治气候和斗争方向。他们为了个人向上爬的目的,整天不思工作,专门研究整人。  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些人的立场未能根本转变,多年形成的政治恶习仍在支配着他们的行动。他们“老是考虑个人问题,今天算计这个,明天算计那个”。针对这种人的作为,耀邦同志提出“要多琢磨事,少琢磨人”,号召大家把心思用到做好工作上,不要用在整人上。  耀邦认为,我们党内还有一种专爱抬轿子吹喇叭的人。他们弄虚作假,欺上瞒下,骗取荣誉,投机钻营,败坏党的作风,破坏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  这种人真本事没有,专靠吹捧别人取媚于上级,讨好领导,从而达到被赏识、被提拔的个人目的。抬轿子吹喇叭,同我们党主张的适当宣传个人的作用和功绩是有原则区别的。  “深读”(微信ID:shenduzhongguo)注意到,耀邦提出:“强调宣传个人,不强调宣传党、宣传人民,把宣传个人强调在宣传党之上,超过党、超过人民,任何时候都是错误的。”  把党风搞好,不可能一蹴而就。耀邦认为,要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至少要几年的时间。他说:“搞好党风靠一阵风,看来是很难成功的。这是一种很细致的工作,要有组织上与领导同志个别谈话,打通思想,努力启发有不正之风的同志自觉地改正错误。主要还是靠发动广大党员,发动人民群众经常监督我们,切实恢复我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传统。”责任编辑:

分类:科技

时间:2016-09-14 09:2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