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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媒:亚视风光不在停播对多数港人没影响

  • 分类:科技

(原标题:港人冷看亚视“停播事件” 称“风光已是上世纪的事”)  [环球时报]“4日早遣散所有员工,亚视将停播。”香港亚洲电视(亚视)临时清盘人德勤3日晚宣布的这条消息,让 不少内地人和一些香港人唏嘘。不过4日18时,亚视本港台的新闻节目照常播出。当天上午,亚视股东持大量现金召开记者会,称将争取继续运营,亚视并无停播 时间表。  亚视于1957年开播,是香港第一家电视台,与无线电视同是目前香港的两家免费电视台。在运营至今的58年中,亚视培养了不少明 星,包括张国荣、张家辉等实力派演员。1980年上映的《大地恩情》被誉为上世纪80年代港剧的标杆之一。1981年出品的《大侠霍元甲》是第一部引入内 地的港剧,引发收视狂潮。1991年,亚视推出《胜者为王》,成为香港赌场题材电视剧的鼻祖。后来被内地观众熟悉的还有《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和《再见艳阳 天》。  然而后来,亚视的节目质量不断下降,收视率长期低落,近年更多次出现资方持续欠薪事件,令公司陷入危机。香港特区政府此前宣布亚视的免费电视牌照于4月1日届满后,将不获续牌。  香 港《都市日报》4日报道称,高等法院3日处理亚视清盘争执一案。法官称,如果亚视一方和临时清盘人未能达共识,后者有权按清盘程序做出“必要的行动”。德 勤随后宣布,4日将遣散亚视员工并停播。香港《成报》4日报道称,首届亚洲小姐冠军黎燕珊说,得知亚视提早停播消息后心情复杂。  据香港《星岛日报》4日报道,股东代表何子慧当天召开记者会,批评德勤处理清盘和亚视停播的做法。她当场打开皮箱,展示500万港元现 钞和一张500万港元支票,作为3月留守员工的薪水,以示继续支持亚视营运至4月1日牌照期满为止。在亚视4日晚的六点新闻节目中,第一条新闻就是亚视管 理层批评德勤的做法“粗暴”。  香港《成报》4日发表社评称,亚视捱不捱得过这最后一个月,对绝大部分香港人来说没有什么影响。亚视的风光是 上世纪的事了,不堪回首,那就不如向前看吧。大家更关心的是有新的选择,视野在拓阔之后会否更缤纷更亮丽。香港《明报》4日评论说,这家早已失去应有功能 的电视台,它最后这段日子宛如一部连续剧,大家只是在追看它什么时候才能画上句号。责任编辑:

全面二孩政策今年正式放开,围绕全面二孩的育龄夫妇生育意愿、儿科医生数量等问题被热议。昨日,全国人大代表、国家卫计委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马旭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约有9000万对育龄夫妇符合条件,预估今后每年将新增250万新生儿。  马旭认为,孩子没人带、找工作难等,是阻碍城市女性生二胎的最大原因。他建议,立足于社区,建立针对0岁-3岁儿童的“托幼”机构,减少育龄期女性的顾虑。    新京报:此前的一些报道称,全面二孩政策放开了,但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并不高,原因是什么?  马旭:我认为主要是经济能力、养育条件等,例如孩子没人带、找工作难,是阻碍城市女性生二胎的最大原因。有一个调查结果显示,影响生育意愿第一位的因素是找工作难,占98%。  新京报:怎么才能减少育龄女性的这些顾虑呢?  马旭:保障就业,改善养育环境,措施之一是延长产假。但延长产假、给女性哺乳假等方式与就业是矛盾的,产假越延长,育龄妇女就业越困难。这是目前的一个客观现象。我的建议是建立“托幼”机构,保障女性在生完孩子后孩子有人带。  新京报:“托幼”机构是什么样的模式?  马旭:影响女性生二孩的重要因素是在家带孩子的时间长,虽然目前在讨论研究学前教育法,但覆盖的范围主要是3到6岁的幼儿园教育,而0到3岁存在空缺。 同时也存在“归属”问题,教育部认为0到3岁的儿童应该是“养”而不是“教”,卫计委则认为这属于早期教育。因此我建议建立专门针对0岁-3岁儿童的“托 幼”机构。  新京报:具体怎么实施?  马旭:我建议幼儿园向0到3岁扩展,在幼儿园的基础上扩建“托幼”机构,并立足于社区,由教育部和卫计委共同管理。“托幼”机构又不同于幼儿园,它不仅包括教育,也与医疗有关,包括儿童的保健、喂养等。    新京报: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到了培养全科医生和儿科医生,现状如何?  马旭:目前,中国0到14岁的儿童有2.2亿人。根据统计,中国每1000名儿童,仅对应0.4个儿科医生。而在美国和欧洲,平均而言,1000名儿童需配备1.3个医生。  新京报:全面二孩后,儿科医生的缺口有多大?  马旭:现在大约缺20万儿科医生。而国内设有儿科专业的医疗院校只有5所,其中只有重庆医科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有权威的儿科专业。  新京报:如何弥补这种缺口?  马旭:教育部应增设儿科专业,目前教育部正在研究,但是比较难。因为儿科比较特殊,儿科的病情、诊疗及用药,都跟成人完全不一样。在西方国家,儿童药品 很丰富。而目前国内多数医院给儿童看病时,给的还是成人药,只是告诉该吃百分之多少,这是不合理的。中国的所有药品里,只有不到10%是儿童药品,而且都 是很“老”的药。  新京报:儿童用药,这方面有何建议?  马旭:药监局应该开个绿色通道,保障儿童药品的快速审批。同时,用于重要病情的儿童药品,国家应对研发机构进行专利保护。    为应对“全面二孩”时代儿科医生短缺的问题,教育部2月24日表示,将儿科学专业化教育前移,力争到2020年每省(区、市)至少有1所高校举办儿科学 本科层次专业教育。此外,教育部要求38所高水平的医学院校增加研究生儿科专业招生数量,力争到2020年在校生达到1万人。  新京报记者 李婷婷责任编辑:

京华时报讯(记者王晓飞)记者昨日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公布了《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将于2016年5月1日起施行。《解释》明确了在涉及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侵害众多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以及商家提供的产品服务可能危及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等5种情形下,消费者协会可提起公益诉讼。其中,商家提出的“霸王条款”、“虚假宣传”等均在可提起公益诉讼范围之内。  《解释》规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具有侵害众多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或者具有危及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危险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消费者协会可以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社会公共利益受损是提起公益诉讼的必要条件。”最高法民一庭负责人说,“消费领域的社会公共利益一般为人数众多且不特定的消费者共同利益,且该利益具有社会公共利益属性。”  对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界定,司法解释列出了“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侵害众多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5种情形。最高法民一庭负责人表示,法官在判断“社会公共利益”上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解释,《解释》基于法律规定的预防原则,对“具有危及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危险”侵害社会公共利益行为可以提起诉讼,并不以造成实际损害为前提,适度扩大了可诉范围。“也就是说,司法解释规定的消费者合法权益损害,不仅指消费者的实际损害,还包括损害危险。”最高法民一庭负责人表示,法律规定经营者负有保障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义务,经营者发现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有危及人身、财产安全危险的,应当立即向有关行政部门报告,告知消费者并采取措施。因此,消费公益诉讼并不以造成消费者实际损害为前提。  针对消费者在维权时遇到最多的“霸王条款”,最高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消费合同中有关不公平格式条款,俗称“霸王条款”,是侵害消费领域公共利益和消费者私人利益的重灾区。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作为维护消费领域公共利益和实现对消费者集体救济的有效路径,是清理消费合同不公平格式条款的重要手段。  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往往存在公益和私益的交叉。针对这种情况,在对两种诉讼方式予以区分前提下,司法解释规定私益诉讼可搭公益诉讼“便车”。  “为了统一裁判尺度,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提高诉讼效率,司法解释允许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向关联私益诉讼扩张。”最高法民一庭负责人说,根据司法解释规定,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生效裁判认定的事实,对于关联私益诉讼的原告和被告均具有免予举证的预决效力。  最高法民一庭负责人同时表示,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生效裁判中判决理由部分的既判力扩张是单向的。在案件主要的争议焦点问题上,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生效裁判作出对消费者有利的认定,私益诉讼原告可以直接主张适用;而被告则不能主张直接适用,仍需就其主张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责任编辑:

原标题: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忠于法律 保护股民合法权益  据证券时报网报道,证监会主席刘士余5日下午到人大代表团听取意见,会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尽我的努力,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保护广大股民的合法权益。”每经记者注意到,在这段刘士余受访视频中,他还表示:非常感谢大家的关心,12号“三会” (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有一个专场发布会,欢迎大家到时提问。(每经)责任编辑:

马晓华    4月17日,央视曝光了江苏常州外国语学校(下称“常外”)学生异常患病事件,随后引发社会强烈关注。舆论焦点的指向是,学生的致病原因是否与仅距常外百米左右的一块“毒地”相关。  最新的消息是,目前常外家长自发统计的学生体检数据又有更新,截至2016年4月20日,已收到683个学生的体检报告,其中体检数据有异常的561人,体检异常人数占比上升到82%。  然而至今,上述焦点问题未得到有关政府机关和权威机构的回应和解答。这无疑加重了民众和常外师生家长的疑虑,也进一步导致社会舆论的发酵。  中央调查组正在常州进行调查。在定论出台前,不争的事实是——毒地确实存在。经检测,附近的“常隆地块”有毒化学元素在空气、土壤和地下水中存在。  那么,求证毒地形成的历史,以及当地政府的城市规划历史,乃至求证土壤污染的整体治理现状,已经超出了常外学生患病事件本身,它关乎城镇化建设与居民生命健康的现实命题。    从地图上看,与常外毗邻的毒地位于原常州市城南工业集中区的天宁区茶山街道,北面中吴大道,南临大通河,西接清凉路,东靠龙游河。这块地,总周长4公里,总面积1平方公里,其中厂区占地面积约0.4平方公里。  上述地域属于太湖流域二级保护区。2000年3月20日开始施行的《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第23条规定:“禁止在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新建、扩建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改建项目,必须削减污染物排放量。”  在上述地域内,曾经长期存在原常州化工厂(下称“常化厂”)、常州味精厂(下称“味精厂”)、常州化工研究所实验工厂(下称“实验工厂)等化工企业。  “在工厂搬迁时,我们做过该地的取样调查,研究了该地土壤对植物、鱼类、蚯蚓等生态环境的毒理,试验结果显示对生态有毒性。”2007年,一位曾在搬迁时取样调查的研究人员表示。  “常州化工厂历史上是我国重要的化工和农药厂,其有机化工产品和农药生产历史达50年。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由于产品、原料、辅料等污染物的跑、冒、滴、漏,所在范围内的土壤已受到严重污染,通过实地调查确定了研究区的主要污染物为六六六、苯、氯苯和二氯丙烷。”2011年,一位清华大学学者在取样调查该毒地时已经进行了披露。  上述学者研究的区域,包括常化厂、味精厂、实验工厂三个厂区以及部分居民区,共1平方公里,厂区面积0.4平方公里。常化厂的氯碱厂区于1958年搬迁至该地块,长期生产氯碱及其衍生产品、农药、消毒剂及相关产品,直到2007年搬迁;常化厂树脂厂建于1972年,产品包括聚氯乙烯、聚苯乙烯、环氧系列等有机化工产品,该厂于1994年被常化厂兼并,成为常化厂的一个车间。味精厂建于1962年,主要生产味精、鸡精。实验工厂于1958年建厂,产品涉及化工、轻纺、印染等多个类别的助剂,该厂于20世纪90年代末并入常州化工研究所有限公司,更名为常州化工研究所实验工厂,产品以纺织印染助剂为主。  上述学者的调研发现,常化厂于1958年开始研发、生产工业六六六原粉,先后在氯碱厂区的4个不同地点修建了六六六原药生产车间,其中最老的车间生产时间长达15年。  常化厂的六六六生产车间在生产过程中曾发生六六六原粉泄漏事故。20世纪六七十年代,常化厂的老六六六生产车间曾多次发生过工业纯苯泄漏事故,最大泄漏量不超过10吨/次,泄漏的工业纯苯通过明沟系统直接进入大通河。氯苯是六六六原粉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副产物,常化厂的六六六生产车间在生产过程中亦曾发生氯苯泄漏事故。    虽然常化厂、味精厂和实验工厂于2007年搬离,但剧毒物质已经进入土壤。  2008年,一篇公开发表在《环境监测和毒理》杂志上的论文描述到,这块毒地的土壤,对不同的动植物存在毒性,且农药厂搬迁场地的土壤污染较为严重。通过化学方法分析了土壤样品中的挥发性有机物浓度和持久性有机物,结果表明,场地土壤检查的挥发性有机物较多,其中有多种具有强致癌性的多环芳烃类污染物。  2011年,前述清华大学学者调研后,对毒物的监测结果如下:各主要污染物的检出情况为:六六六(9690毫克/千克,调查最大值),苯(1730毫克/千克),氯苯(184毫克/千克),二氯丙烷(1230毫克/千克)等。  “这三种物质在地下7米处,监测到的浓度都很高。六六六在深度为7米的地方浓度远远高于其他采样层位,随着采样深度的增加,六六六检出浓度逐渐升高,直至承压含水层顶板;苯的分布与六六六相似。”这位学者在其论文中描述。  2012年,常州市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陈莉娜在《农业环境科学学报》发表了一篇《有机氯农药污染场地地下水抽水试验》论文,她的研究范围是常州当地的有机氯农药厂。  陈莉娜在电话中拒绝了《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采访。  在这篇4年前的论文中,陈莉娜表示,试验所用抽水井掘井深度均为20米,72小时不间断抽水。可以看出,整个连续抽水试验过程中,3口井抽出水中检测出大部分场地内存在超标特征污染物,有:六六六(1658微克/升,调查最大值),苯(283000微克/升),氯苯(5620微克/升),二氯苯(3477微克/升),三氯苯(3780微克/升)等。  上述论文亦认为,有机氯农药如六六六在环境中具有高毒性、持久性和生物富集性等特征,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均具有严重危害。至今在(该地块)环境中仍能监测到不同含量的六六六。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和产业转移步伐的加快,大量的化工企业搬迁或关停,从而出现大量亟待修复的污染场地。农药(如滴滴涕、六六六、三氯杀螨醇等)污染场地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类,且大部分场地处于复、混合污染状态,进而增加了污染场地土壤和地下水修复工作的难度。    常外位于龙虎塘街道,属新北区中心城区建成区。  随着常州新北区的开发,这块有毒区域内的工业企业逐步搬迁,相关区域地块功能调整为居住和商业用地。在这一地域规划的环评报告中,以及环境修复之后,其环境评估都是合格的。  2010年10月,新北区政府提交了《常州市新北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送审稿,在这个长达85页的文本中,描述了新北区的未来将是常州市“北部新城”的蓝图,但是这样的一份文件中,只字未提污染土壤修复的内容。  2011年5月31日,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在南京组织有关专家,对常州市新北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成果进行了审查,原则同意通过审查。  常州市发改委在2011年3月,同意了新北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在控制建设用地的同时,加大城镇建设用地内涵的挖潜,鼓励现有城镇建设用地的深度利用,成为当年建设用地开发的应对举措。上述污染之地,也在被挖潜之中。  但2011年3月至5月,新北区政府委托原常州市环境保护研究所对被指有毒地块内的土壤和地下水的污染情况进行了调查和风险评估,场地调查和风险评估结果表明有关地块土壤和地下水环境污染较重,用于商业开发的环境风险不可接受,必须对污染场地实施修复。  2013年8月,常州市环境科学研究院开展“常隆(华达、常宇)地块”污染场地土壤和地下水修复技术方案研究。确定修复技术路线为污染土壤采用“异位—资源化利用+局部区域隔离”的修复方法,即将地下6米以上的污染土壤挖出,利用现有新型干法水泥回转窑生产装置,作为水泥厂原料资源化利用,6米以下采取隔离的措施。污染地下水修复采用“原位化学氧化”的修复方法。  中科院地理研究所的专家陈同斌认为,上述方式不是很合理,富集于地下的有毒污染物,在修复时,会完全暴露出来。  但是,修复方案就这么执行了,而且获得了环评认可。    就在修复过程中,常外患病学生的数量不断增加。  清华大学一位环境科学与工程学者认为,“污染物质的污染程度、暴露途径,接触剂量,环境污染问题,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需要更具有逻辑的科学数据来支撑环境污染与健康关系,但是目前常州缺乏的便是一份更全面的居民健康调查报告。  在缺乏当地居民历史性健康监测数据时,到底如何分析这561人的异常?  “体检异常占体检人数的82%,这个数据是体检人群异常发现率,不是人群发病率。而衡量环境污染对人群健康影响应该使用发病率。”中国疾控中心环境所研究员尚琪告诉本报记者。  通常情况下,学生的疾病和健康症状如果与环境污染相关,学生人群会表现出疾病表现和症状的共同性,以及发病时间的聚集性等特点。简单来说,即发病者的临床和症状表现相似,并在一个相近的时间内相继发生类似的疾病与症状。“由于我们现在的环境健康技术水平很难把这些健康问题与环境中的污染物关联起来,因此还需有对照人群的数据进行对比,来观察学生中各种疾病和症状的发生是否异常。”尚琪说。  “环境污染对人群的健康影响的判定是个严谨的科学问题,需要依据周密的调查设计,并获取充分的现场调查数据,进行综合性的分析研究才能给出结论。这是一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有时即使如此,也会得不出明确的结论来。”尚琪表示。责任编辑:

港媒:亚视风光不在停播对多数港人没影响

(原标题:港人冷看亚视“停播事件” 称“风光已是上世纪的事”)  [环球时报]“4日早遣散所有员工,亚视将停播。”香港亚洲电视(亚视)临时清盘人德勤3日晚宣布的这条消息,让 不少内地人和一些香港人唏嘘。不过4日18时,亚视本港台的新闻节目照常播出。当天上午,亚视股东持大量现金召开记者会,称将争取继续运营,亚视并无停播 时间表。  亚视于1957年开播,是香港第一家电视台,与无线电视同是目前香港的两家免费电视台。在运营至今的58年中,亚视培养了不少明 星,包括张国荣、张家辉等实力派演员。1980年上映的《大地恩情》被誉为上世纪80年代港剧的标杆之一。1981年出品的《大侠霍元甲》是第一部引入内 地的港剧,引发收视狂潮。1991年,亚视推出《胜者为王》,成为香港赌场题材电视剧的鼻祖。后来被内地观众熟悉的还有《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和《再见艳阳 天》。  然而后来,亚视的节目质量不断下降,收视率长期低落,近年更多次出现资方持续欠薪事件,令公司陷入危机。香港特区政府此前宣布亚视的免费电视牌照于4月1日届满后,将不获续牌。  香 港《都市日报》4日报道称,高等法院3日处理亚视清盘争执一案。法官称,如果亚视一方和临时清盘人未能达共识,后者有权按清盘程序做出“必要的行动”。德 勤随后宣布,4日将遣散亚视员工并停播。香港《成报》4日报道称,首届亚洲小姐冠军黎燕珊说,得知亚视提早停播消息后心情复杂。  据香港《星岛日报》4日报道,股东代表何子慧当天召开记者会,批评德勤处理清盘和亚视停播的做法。她当场打开皮箱,展示500万港元现 钞和一张500万港元支票,作为3月留守员工的薪水,以示继续支持亚视营运至4月1日牌照期满为止。在亚视4日晚的六点新闻节目中,第一条新闻就是亚视管 理层批评德勤的做法“粗暴”。  香港《成报》4日发表社评称,亚视捱不捱得过这最后一个月,对绝大部分香港人来说没有什么影响。亚视的风光是 上世纪的事了,不堪回首,那就不如向前看吧。大家更关心的是有新的选择,视野在拓阔之后会否更缤纷更亮丽。香港《明报》4日评论说,这家早已失去应有功能 的电视台,它最后这段日子宛如一部连续剧,大家只是在追看它什么时候才能画上句号。责任编辑:

全面二孩政策今年正式放开,围绕全面二孩的育龄夫妇生育意愿、儿科医生数量等问题被热议。昨日,全国人大代表、国家卫计委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马旭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约有9000万对育龄夫妇符合条件,预估今后每年将新增250万新生儿。  马旭认为,孩子没人带、找工作难等,是阻碍城市女性生二胎的最大原因。他建议,立足于社区,建立针对0岁-3岁儿童的“托幼”机构,减少育龄期女性的顾虑。    新京报:此前的一些报道称,全面二孩政策放开了,但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并不高,原因是什么?  马旭:我认为主要是经济能力、养育条件等,例如孩子没人带、找工作难,是阻碍城市女性生二胎的最大原因。有一个调查结果显示,影响生育意愿第一位的因素是找工作难,占98%。  新京报:怎么才能减少育龄女性的这些顾虑呢?  马旭:保障就业,改善养育环境,措施之一是延长产假。但延长产假、给女性哺乳假等方式与就业是矛盾的,产假越延长,育龄妇女就业越困难。这是目前的一个客观现象。我的建议是建立“托幼”机构,保障女性在生完孩子后孩子有人带。  新京报:“托幼”机构是什么样的模式?  马旭:影响女性生二孩的重要因素是在家带孩子的时间长,虽然目前在讨论研究学前教育法,但覆盖的范围主要是3到6岁的幼儿园教育,而0到3岁存在空缺。 同时也存在“归属”问题,教育部认为0到3岁的儿童应该是“养”而不是“教”,卫计委则认为这属于早期教育。因此我建议建立专门针对0岁-3岁儿童的“托 幼”机构。  新京报:具体怎么实施?  马旭:我建议幼儿园向0到3岁扩展,在幼儿园的基础上扩建“托幼”机构,并立足于社区,由教育部和卫计委共同管理。“托幼”机构又不同于幼儿园,它不仅包括教育,也与医疗有关,包括儿童的保健、喂养等。    新京报: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到了培养全科医生和儿科医生,现状如何?  马旭:目前,中国0到14岁的儿童有2.2亿人。根据统计,中国每1000名儿童,仅对应0.4个儿科医生。而在美国和欧洲,平均而言,1000名儿童需配备1.3个医生。  新京报:全面二孩后,儿科医生的缺口有多大?  马旭:现在大约缺20万儿科医生。而国内设有儿科专业的医疗院校只有5所,其中只有重庆医科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有权威的儿科专业。  新京报:如何弥补这种缺口?  马旭:教育部应增设儿科专业,目前教育部正在研究,但是比较难。因为儿科比较特殊,儿科的病情、诊疗及用药,都跟成人完全不一样。在西方国家,儿童药品 很丰富。而目前国内多数医院给儿童看病时,给的还是成人药,只是告诉该吃百分之多少,这是不合理的。中国的所有药品里,只有不到10%是儿童药品,而且都 是很“老”的药。  新京报:儿童用药,这方面有何建议?  马旭:药监局应该开个绿色通道,保障儿童药品的快速审批。同时,用于重要病情的儿童药品,国家应对研发机构进行专利保护。    为应对“全面二孩”时代儿科医生短缺的问题,教育部2月24日表示,将儿科学专业化教育前移,力争到2020年每省(区、市)至少有1所高校举办儿科学 本科层次专业教育。此外,教育部要求38所高水平的医学院校增加研究生儿科专业招生数量,力争到2020年在校生达到1万人。  新京报记者 李婷婷责任编辑:

京华时报讯(记者王晓飞)记者昨日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公布了《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将于2016年5月1日起施行。《解释》明确了在涉及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侵害众多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以及商家提供的产品服务可能危及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等5种情形下,消费者协会可提起公益诉讼。其中,商家提出的“霸王条款”、“虚假宣传”等均在可提起公益诉讼范围之内。  《解释》规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具有侵害众多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或者具有危及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危险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消费者协会可以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社会公共利益受损是提起公益诉讼的必要条件。”最高法民一庭负责人说,“消费领域的社会公共利益一般为人数众多且不特定的消费者共同利益,且该利益具有社会公共利益属性。”  对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界定,司法解释列出了“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侵害众多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5种情形。最高法民一庭负责人表示,法官在判断“社会公共利益”上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解释,《解释》基于法律规定的预防原则,对“具有危及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危险”侵害社会公共利益行为可以提起诉讼,并不以造成实际损害为前提,适度扩大了可诉范围。“也就是说,司法解释规定的消费者合法权益损害,不仅指消费者的实际损害,还包括损害危险。”最高法民一庭负责人表示,法律规定经营者负有保障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义务,经营者发现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有危及人身、财产安全危险的,应当立即向有关行政部门报告,告知消费者并采取措施。因此,消费公益诉讼并不以造成消费者实际损害为前提。  针对消费者在维权时遇到最多的“霸王条款”,最高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消费合同中有关不公平格式条款,俗称“霸王条款”,是侵害消费领域公共利益和消费者私人利益的重灾区。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作为维护消费领域公共利益和实现对消费者集体救济的有效路径,是清理消费合同不公平格式条款的重要手段。  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往往存在公益和私益的交叉。针对这种情况,在对两种诉讼方式予以区分前提下,司法解释规定私益诉讼可搭公益诉讼“便车”。  “为了统一裁判尺度,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提高诉讼效率,司法解释允许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向关联私益诉讼扩张。”最高法民一庭负责人说,根据司法解释规定,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生效裁判认定的事实,对于关联私益诉讼的原告和被告均具有免予举证的预决效力。  最高法民一庭负责人同时表示,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生效裁判中判决理由部分的既判力扩张是单向的。在案件主要的争议焦点问题上,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生效裁判作出对消费者有利的认定,私益诉讼原告可以直接主张适用;而被告则不能主张直接适用,仍需就其主张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责任编辑:

原标题: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忠于法律 保护股民合法权益  据证券时报网报道,证监会主席刘士余5日下午到人大代表团听取意见,会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尽我的努力,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保护广大股民的合法权益。”每经记者注意到,在这段刘士余受访视频中,他还表示:非常感谢大家的关心,12号“三会” (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有一个专场发布会,欢迎大家到时提问。(每经)责任编辑:

马晓华    4月17日,央视曝光了江苏常州外国语学校(下称“常外”)学生异常患病事件,随后引发社会强烈关注。舆论焦点的指向是,学生的致病原因是否与仅距常外百米左右的一块“毒地”相关。  最新的消息是,目前常外家长自发统计的学生体检数据又有更新,截至2016年4月20日,已收到683个学生的体检报告,其中体检数据有异常的561人,体检异常人数占比上升到82%。  然而至今,上述焦点问题未得到有关政府机关和权威机构的回应和解答。这无疑加重了民众和常外师生家长的疑虑,也进一步导致社会舆论的发酵。  中央调查组正在常州进行调查。在定论出台前,不争的事实是——毒地确实存在。经检测,附近的“常隆地块”有毒化学元素在空气、土壤和地下水中存在。  那么,求证毒地形成的历史,以及当地政府的城市规划历史,乃至求证土壤污染的整体治理现状,已经超出了常外学生患病事件本身,它关乎城镇化建设与居民生命健康的现实命题。    从地图上看,与常外毗邻的毒地位于原常州市城南工业集中区的天宁区茶山街道,北面中吴大道,南临大通河,西接清凉路,东靠龙游河。这块地,总周长4公里,总面积1平方公里,其中厂区占地面积约0.4平方公里。  上述地域属于太湖流域二级保护区。2000年3月20日开始施行的《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第23条规定:“禁止在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新建、扩建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改建项目,必须削减污染物排放量。”  在上述地域内,曾经长期存在原常州化工厂(下称“常化厂”)、常州味精厂(下称“味精厂”)、常州化工研究所实验工厂(下称“实验工厂)等化工企业。  “在工厂搬迁时,我们做过该地的取样调查,研究了该地土壤对植物、鱼类、蚯蚓等生态环境的毒理,试验结果显示对生态有毒性。”2007年,一位曾在搬迁时取样调查的研究人员表示。  “常州化工厂历史上是我国重要的化工和农药厂,其有机化工产品和农药生产历史达50年。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由于产品、原料、辅料等污染物的跑、冒、滴、漏,所在范围内的土壤已受到严重污染,通过实地调查确定了研究区的主要污染物为六六六、苯、氯苯和二氯丙烷。”2011年,一位清华大学学者在取样调查该毒地时已经进行了披露。  上述学者研究的区域,包括常化厂、味精厂、实验工厂三个厂区以及部分居民区,共1平方公里,厂区面积0.4平方公里。常化厂的氯碱厂区于1958年搬迁至该地块,长期生产氯碱及其衍生产品、农药、消毒剂及相关产品,直到2007年搬迁;常化厂树脂厂建于1972年,产品包括聚氯乙烯、聚苯乙烯、环氧系列等有机化工产品,该厂于1994年被常化厂兼并,成为常化厂的一个车间。味精厂建于1962年,主要生产味精、鸡精。实验工厂于1958年建厂,产品涉及化工、轻纺、印染等多个类别的助剂,该厂于20世纪90年代末并入常州化工研究所有限公司,更名为常州化工研究所实验工厂,产品以纺织印染助剂为主。  上述学者的调研发现,常化厂于1958年开始研发、生产工业六六六原粉,先后在氯碱厂区的4个不同地点修建了六六六原药生产车间,其中最老的车间生产时间长达15年。  常化厂的六六六生产车间在生产过程中曾发生六六六原粉泄漏事故。20世纪六七十年代,常化厂的老六六六生产车间曾多次发生过工业纯苯泄漏事故,最大泄漏量不超过10吨/次,泄漏的工业纯苯通过明沟系统直接进入大通河。氯苯是六六六原粉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副产物,常化厂的六六六生产车间在生产过程中亦曾发生氯苯泄漏事故。    虽然常化厂、味精厂和实验工厂于2007年搬离,但剧毒物质已经进入土壤。  2008年,一篇公开发表在《环境监测和毒理》杂志上的论文描述到,这块毒地的土壤,对不同的动植物存在毒性,且农药厂搬迁场地的土壤污染较为严重。通过化学方法分析了土壤样品中的挥发性有机物浓度和持久性有机物,结果表明,场地土壤检查的挥发性有机物较多,其中有多种具有强致癌性的多环芳烃类污染物。  2011年,前述清华大学学者调研后,对毒物的监测结果如下:各主要污染物的检出情况为:六六六(9690毫克/千克,调查最大值),苯(1730毫克/千克),氯苯(184毫克/千克),二氯丙烷(1230毫克/千克)等。  “这三种物质在地下7米处,监测到的浓度都很高。六六六在深度为7米的地方浓度远远高于其他采样层位,随着采样深度的增加,六六六检出浓度逐渐升高,直至承压含水层顶板;苯的分布与六六六相似。”这位学者在其论文中描述。  2012年,常州市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陈莉娜在《农业环境科学学报》发表了一篇《有机氯农药污染场地地下水抽水试验》论文,她的研究范围是常州当地的有机氯农药厂。  陈莉娜在电话中拒绝了《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采访。  在这篇4年前的论文中,陈莉娜表示,试验所用抽水井掘井深度均为20米,72小时不间断抽水。可以看出,整个连续抽水试验过程中,3口井抽出水中检测出大部分场地内存在超标特征污染物,有:六六六(1658微克/升,调查最大值),苯(283000微克/升),氯苯(5620微克/升),二氯苯(3477微克/升),三氯苯(3780微克/升)等。  上述论文亦认为,有机氯农药如六六六在环境中具有高毒性、持久性和生物富集性等特征,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均具有严重危害。至今在(该地块)环境中仍能监测到不同含量的六六六。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和产业转移步伐的加快,大量的化工企业搬迁或关停,从而出现大量亟待修复的污染场地。农药(如滴滴涕、六六六、三氯杀螨醇等)污染场地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类,且大部分场地处于复、混合污染状态,进而增加了污染场地土壤和地下水修复工作的难度。    常外位于龙虎塘街道,属新北区中心城区建成区。  随着常州新北区的开发,这块有毒区域内的工业企业逐步搬迁,相关区域地块功能调整为居住和商业用地。在这一地域规划的环评报告中,以及环境修复之后,其环境评估都是合格的。  2010年10月,新北区政府提交了《常州市新北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送审稿,在这个长达85页的文本中,描述了新北区的未来将是常州市“北部新城”的蓝图,但是这样的一份文件中,只字未提污染土壤修复的内容。  2011年5月31日,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在南京组织有关专家,对常州市新北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成果进行了审查,原则同意通过审查。  常州市发改委在2011年3月,同意了新北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在控制建设用地的同时,加大城镇建设用地内涵的挖潜,鼓励现有城镇建设用地的深度利用,成为当年建设用地开发的应对举措。上述污染之地,也在被挖潜之中。  但2011年3月至5月,新北区政府委托原常州市环境保护研究所对被指有毒地块内的土壤和地下水的污染情况进行了调查和风险评估,场地调查和风险评估结果表明有关地块土壤和地下水环境污染较重,用于商业开发的环境风险不可接受,必须对污染场地实施修复。  2013年8月,常州市环境科学研究院开展“常隆(华达、常宇)地块”污染场地土壤和地下水修复技术方案研究。确定修复技术路线为污染土壤采用“异位—资源化利用+局部区域隔离”的修复方法,即将地下6米以上的污染土壤挖出,利用现有新型干法水泥回转窑生产装置,作为水泥厂原料资源化利用,6米以下采取隔离的措施。污染地下水修复采用“原位化学氧化”的修复方法。  中科院地理研究所的专家陈同斌认为,上述方式不是很合理,富集于地下的有毒污染物,在修复时,会完全暴露出来。  但是,修复方案就这么执行了,而且获得了环评认可。    就在修复过程中,常外患病学生的数量不断增加。  清华大学一位环境科学与工程学者认为,“污染物质的污染程度、暴露途径,接触剂量,环境污染问题,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需要更具有逻辑的科学数据来支撑环境污染与健康关系,但是目前常州缺乏的便是一份更全面的居民健康调查报告。  在缺乏当地居民历史性健康监测数据时,到底如何分析这561人的异常?  “体检异常占体检人数的82%,这个数据是体检人群异常发现率,不是人群发病率。而衡量环境污染对人群健康影响应该使用发病率。”中国疾控中心环境所研究员尚琪告诉本报记者。  通常情况下,学生的疾病和健康症状如果与环境污染相关,学生人群会表现出疾病表现和症状的共同性,以及发病时间的聚集性等特点。简单来说,即发病者的临床和症状表现相似,并在一个相近的时间内相继发生类似的疾病与症状。“由于我们现在的环境健康技术水平很难把这些健康问题与环境中的污染物关联起来,因此还需有对照人群的数据进行对比,来观察学生中各种疾病和症状的发生是否异常。”尚琪说。  “环境污染对人群的健康影响的判定是个严谨的科学问题,需要依据周密的调查设计,并获取充分的现场调查数据,进行综合性的分析研究才能给出结论。这是一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有时即使如此,也会得不出明确的结论来。”尚琪表示。责任编辑:

分类:科技

时间:2016-02-07 01:2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