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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江津运沙船翻沉4人失踪

  • 分类:科技

4日上午,重庆晨报记者从警方获悉,今天凌晨5点35分左右,一艘运沙船在江津石梁湾长江水域翻沉。事故发生后,有3人获救,但仍有4人失踪下落不明。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翻沉的“航宇95”是一艘运沙船,在凌晨5点35分,该船经过江津石梁湾长江水域时,发生了翻沉。经过营救,落水的人员中,有3人已经获救,但仍有4人失踪。  目前,江津区政府、长航公安等部门正在现场组织施救,而他们也向下游的渔船等船只发出了通告,协助营救落水失踪的人员。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谭遥 编辑 王婷婷)责任编辑:

原标题:成为中央“核心智囊”前,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16年    逄先知为第三任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任期在1991年6月至2002年10月。  中国共产党95岁生日即将来临。  近日,生于1929年、现年已86岁高龄的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接连发表了两篇文章:《中国共产党是有独特优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  “政事儿”注意到,上述两篇文章中,逄先知都提到:毛泽东同志1945年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曾提出:“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70年后,习近平同志又提出向中央看齐的问题。他说:“经常、主动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相隔70年两次提出这个问题,都是在重要的历史节点,意义重大。  逄先知1950年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毕业后,来到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工作,负责管理毛泽东的图书、报纸杂志等,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的助手,在毛泽东身边工作16年。文革期间受到迫害。文革后,他调入中央文献研究室,历任毛泽东研究组副组长、室委会委员、副主任、主任,长期从事毛泽东生平、思想的研究和编辑工作,主编或参与主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毛泽东选集》(第二版)、《毛泽东年谱》、《邓小平文选》等,出版过《毛泽东的读书生活》、《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等著作。  中央文献研究室是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的办事机构,是党中央的工作部门。其主要任务是:编辑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著作,研究他们的思想和生平,编辑、研究党和国家及军队的当代文献和历史文献。据中央文献研究室官网介绍,在开展研究工作方面,《党的文献》杂志和送领导同志参阅的《文献与研究》,比较充分地反映了有关研究成果。  因此,历任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也被称为党中央的“核心智囊”之一。  逄先知为第三任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任期在1991年6月至2002年10月。而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长达二十多年、被誉为党内“一支笔”的胡乔木为第一任主任。  “政事儿”注意到,退休后,逄先知仍然很忙碌,目前还在担任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并经常撰写文章,其文章中经常会提到毛泽东。    作为长期从事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学者,逄先知多次撰文论述毛泽东的历史功绩。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时,他就在人民日报撰文提出:毛泽东同志所建立的历史功绩,改变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方向,实现了中国由弱到强、由衰而盛的伟大转折,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根本保障。同时,他也会谈到毛泽东晚年的失误。  “政事儿”发现,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说不尽的毛泽东》一书中有对逄先知的访谈,逄先知谈到了毛泽东晚年失误的原因。  逄先知提出,毛泽东的成功,归结起来主要有六方面原因:坚持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善于听取党内外各种意见,择善而从之;善于团结人,包括团结那些反对他而反对错了的人;具有科学远见;根据形势的发展,及时提出行动纲领和口号;刻苦勤奋精神。  可是,晚年的毛泽东,“违反了他过去一贯坚持的一些正确的东西”,逄先知说,“毛泽东晚年的失误的确是使人痛心的,但又不是偶然的。我认为最主要是三条”。  “第一,他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脱离了他创立和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逄先知说:“他自己讲过,进城后,官做大了,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作那样的调查没有了。1962年派我们到韶山调查,他是准备去的,但终究没有去。解放以后他就没有到农村中作过直接调查,更没有在农村住过。他每次下去,都是省委书记陪着,听汇报、调查的对象不是地委书记,就是县委书记,这怎么能了解到真实情况?”  “第二,是专断,听不得不同意见”,逄先知说,“1958年南宁会议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3月的成都会议还算开得生动活泼,但到1959年庐山会议又来了一个升级,以后专断就占了主导地位。因此,他脱离实际是一步一步发展的,听不得不同意见而导致专断也是一步一步发展的”。  对于第三条,逄先知说,“毛泽东在晚年不能很好地团结一切可能团结和应该团结的人,像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那样,相反,在几次政治运动中(最突出的是1957年的反右和1959年的反右倾,伤害和打击了许多人,或者是反右扩大化了,或者是根本不该反右而反右。在党内如此,对党外也是如此。以后搞\'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更发展到了极端。我认为,不能很好地团结越来越多的人,是毛泽东晚年的一个失误,又是失误的一个原因”。  逄先知强调:尽管如此,还要看到,毛泽东晚年的指导思想是在一定范围内偏离了毛泽东思想,并不是全部,如果是全部,没有一点正确的东西,那还不把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搞垮了。特别是在国际斗争中,他维护了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并利用国际形势变化的时机,打开了中美、中日关系,创造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这一点要充分估计到。    逄先知写道:海外出版的一本歪曲事实的图书说,周恩来患膀胱癌后,毛泽东阻止给周恩来治疗。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传》作了详细的记述:1972年5月3日,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这对于大量内政外交事务都需要依靠周恩来的毛泽东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打击。毛泽东的秘书观察到:当逐字逐句地看完医疗组关于周恩来病情的报告后,主席的心情很沉重。他叮嘱这件事对外要保密。对于怎样治疗,他说:“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是否可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药来控制病情。”并且这样解释:“你们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开刀,开一个死一个,陈老总不是开刀死了吗?谢富治不也是开刀死了吗?”毛泽东还要求“防止扩散,注意营养和休息”。在著名泌尿科专家吴阶平主持下,经过多次检查,决定采取“电烧”的办法,取得比较好的效果。手术后不到半小时,毛泽东就要身边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吴阶平等医务人员说:医生们做得好,感谢他们!  在这篇文章中,逄先知还谈到了一个问题:“林彪事件”是毛泽东逼出来的吗?  逄先知记录了“林彪事件”的经过:如果说“一号命令”是林彪为夺取更大权力而作出的带有某种试探性的行动,那么,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林彪则公然向毛泽东进行挑战,由此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1971年)9月5日、6日,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获悉毛泽东南巡谈话内容后,便决定将毛泽东杀害于巡视途中,发动武装政变。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指令。8日,林彪亲笔写下行动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的阴谋败露,便紧急策划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分裂国家。此计不成,乘飞机北逃国外,所乘专机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坠毁,落得个\'折戟沉沙,丧命异国\'的下场。”    “政事儿”注意到,逄先知或撰文或在公开场合,谈过其他领导人。  2014年第15期《求是》,发表了逄先知的《邓小平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为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而作》一文。  逄先知写道:进行拨乱反正,否定“文化大革命”,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提出并亲自主持《历史决议》的起草,在纠正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同时,坚定不移地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同样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定力。这两件大事,都关系着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  在文章最后,他这样评价邓小平:每到一个历史节点和重要时刻,他总能抓住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破解历史难题,作出重大决策,打开新局面,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向前发展,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呈现出日新月异的面貌。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邓小平理论,这在我们党和国家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事。邓小平作为总设计师和核心领导人,为此做出了主要的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2013年8月《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出版发行时,逄先知来到了首发式。  “朱镕基同志是我非常尊敬和钦佩的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他说:“我听过他一些报告,读过《朱镕基讲话记录》,给我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这次又读了他的《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更增强了这种感觉。我和我的同事们,常常这样说,听朱镕基同志报告是一种享受,总是听不够。他对经济形势的深入了解,对复杂问题的精辟分析,对各种难题的巧妙解决,他用生动而有时又带有一些幽默的语言,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记得小平同志讲过,朱镕基同志讲经济危机我听得懂。朱镕基同志一讲,讲的很活,很生动,一听就明白。所以他的讲话总是让人听不够。他可以信手拈来,他不回避问题,不回避困难,敢于揭露问题,敢于碰硬。无论是亲自聆听他的报告,还是阅读他的两部讲话实录,都感到他是在向你交心,常常被他发自肺腑的语言打动,有时候读他的书可以流泪。发自内心的,很诚恳。”  来源:政事儿责任编辑:

原标题:中共问责条例通过 “七一”前再亮从严治党利器  中新网北京6月29日电(记者 阚枫)2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会议强调,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让失责必问成为常态。专家分析,在即将迎来建党95周年之际,中共再度释放出从严治党的强烈决心。    根据官方发布的新闻通稿,这次政治局会议指出,问责条例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利器。条例贯彻党章,坚持问题导向,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维护党的纪律、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开展问责。  此外,会议指出,对于失职失责造成严重后果、人民群众反映强烈、损害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的都要严肃追究责任,既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又追究领导责任。要把责任压给各级党组织,分解到组织、宣传、统战、政法等党的工作部门,释放有责必问、问责必严的强烈信号。  本月7日,官方曾发布消息称,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京主持召开部分中央部委负责同志座谈会,并到辽宁省召开座谈会,就制定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征求意见。  王岐山在讲话中指出,制定问责条例就是要把利剑高悬起来,告诫和警示全党,党中央对问责是动真格的,党的领导干部不担当、不负责就要被追责。  此外,王岐山还强调,制定问责条例要坚持问题导向,抓住主要矛盾,尊崇党章、聚焦政治责任,围绕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开展问责。要抓住“关键少数”,直指压力传导不下去这个突出问题,让从严治党严起来实起来。    目前,此次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具体内容尚未公布,但是通过政治局会议的相关表述,已经可以透视出中共这部党内问责条例的诸多侧重点。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对中新网记者分析,此次会议强调既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又追究领导责任,这就颇具针对性。  马怀德说,此前中共党内也有诸多问责制度,但是,就执行效果来看,问责存在不平衡、不主动的现象,影响问责的严肃性和有效性,一些领导干部不作为、乱作为、不担当的现象突出。  “比如,被动问责的多,主动问责的少。一个问题出现了,有领导批示、有上级督办这样的问题就问责的多、问责的快,其他问题就少问责、不问责。再比如,一些问题,直接责任追究的多,领导责任就追究的少,主体责任没有落实。问责不力,官员的责任意识就无法形成,从而出现了官员只想要权力,不想担责任的现象。”马怀德说。  此外,针对会议强调要把责任压给各级党组织,分解到组织、宣传、统战、政法等党的工作部门的相关表述,马怀德说,这个要求就是将党内问责更细化、更具体、更明确。  马怀德分析,全面从严治党的责任需要党的每个组织和每个党员干部共担,以前总在强调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但是对于党内的不同系统来说,落实从严治党和权力问责,责权需要分的更细致。  “既然是全党的问责条例,就要细致说明责任‘谁来问、问什么、怎么问’的问题,有必要明确到具体的系统和部门,组织系统的责任谁来问、问什么、怎么问,宣传系统、统战系统、政法系统等,这些都需要明确。”马怀德说。    关于中共的党内问责制度,此前比较为人熟知的是中办、国办在2009年颁布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这个暂行规定至今已有7年。但是,中共关于问责的相关制度规定并不仅限于这一个。  马怀德介绍,此前,中共党内问责制度较为分散和零碎,现行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与问责相关的多达119部,其中专门规定问责的就有12部,这其中就包括上述《暂行规定》。在此次全党的问责条例出台之前,涉及党内问责的制度不仅较为分散,且存在表述不一、概念不清、内容不聚焦、可操作性不强等诸多问题。  记者注意到,2013年11月,《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明确提出,适时修订《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进一步明确问责情形、规范问责方式。抓紧制定严格做好被问责干部工作安排的有关规定,严格被问责干部复出条件、程序和职务安排等,保证问责制度与党纪政纪处分、法律责任追究制度有效衔接。”  马怀德表示,中办、国办此前印发的上述《暂行规定》是在十八大前,并且由中办、国办联合下发,体现出内容还是在行政问责的层次。如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是一部党内法规,它的权威性、系统性,以及对十八大之后新情况、新问题的针对性都更强了。  十八大以来,包括《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等,中共从严治党的制度“笼子”一再扎紧。  马怀德说,从《暂行规定》升到《问责条例》,意味着中共将问责制度通过党内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支撑又有了重要一环,在“七一”前夕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这部问责条例,再度释放出中共从严治党的强烈决心。(完)责任编辑:

从沿海到内地,凡是推行公务员聘任制改革的地区,高薪已经成了公务员聘任制的标配。高薪聘用公务员,关键在于“值回本”。  5月24日,一条来自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公务员招聘消息引发热议,焦点在于开出的高额薪酬。据云南省公务员局官网显示,今年德宏州向社会公开招聘的11名聘任制公务员采用年薪制,年薪30万至42万元不等。除高薪外,还有各种让人眼红的福利。  人们在艳羡高薪高福利之余,更应该关注此条消息的两个重点——“聘任制”和“高层次专业人才”。德宏州是云南省三个聘任制公务员试点地区之一,此次招聘大部分是金融专业人才,对专业能力要求较高。所以“能揽这瓷器活儿的,必定都有金刚钻”。   有专家说,“聘任制公务员,就是政府的‘合同工’”。不过,这份“合同”是受法律保护的。  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公务员法》第95条规定:“机关根据工作需要,经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和辅助性职位实行聘任制。”由此可见,专业性强和辅助性职位是聘用公务员的两个标准,尤以前者为重。  第二年,改革前沿阵地深圳,就在全国最早试点公务员聘任制。2010年后,深圳市行政机关新进的公务员已全部实行聘任。  首先,聘任制公务员不同于委任制公务员,是“合同工”,不是“铁饭碗”。市场化的绩效制考核更为严苛,干不好就有被辞退之虞。  根据一些地方的规定,聘任制公务员聘期内的考核至少有四种。试用期考核、季度、半年度、年终考核……高频率的考核令人时刻不敢懈怠。尤其年度目标评价更为关键,如果年度考核不称职,或连续2年为基本称职,就要被辞退。类似情形很少出现在一般公务员身上。因为高风险,所以高收益。  其次,聘用公务员的要求高。以此次云南省德宏州为例,所招聘的11名聘任制公务员中,8个都是主管级别,涉及金融、外事、城市规划等岗位。不仅对学历和工作经历有要求,对拟聘岗位的任务也做了详细规定。比如瑞丽市金融办项目主管一职,任期内完成落户瑞丽市的投融资项目5个,投资总额3亿元人民币;完成瑞丽市1个企业上市等。  此外,在地方政府看来,高薪聘用公务员也是吸引人才的重要手段。  一名地方领导曾直言,几十万的年薪对符合条件的应聘者来讲并不算高。比如有四五年工作经历的金融人才在大城市也差不多是这个水平。如果不开出较好的福利待遇,恐怕职位也就无人问津了。当然,高薪、高福利也都是有章可循的。  按照国家规定,聘任制公务员实行协议工资制,机关应当根据聘任职位,综合考虑市场同类人员工资水平、保险待遇和本单位其他公务员的工资水平等因素,合理确定并相应调整所聘公务员的工资待遇等。  近十年来,从沿海到内地,凡是推行公务员聘任制改革的地区,高薪已经成了公务员聘任制的标配。所聘用人员的薪酬,一年“少则十几万,多则几十万”。   “财政都是纳税人的钱,必须对得起花销。”3年前,深圳一名领导干部曾表达过,高薪聘用公务员,关键在于“值回本”。  浙江义乌在2003年聘任了5名公务员,开出的年薪是30万到60万。这5名公务员入职后,很快做出成绩。被聘任为义乌市公安局“智能交通调度高级主管”的项勤毅,到岗后成了多个项目的带头人。因为他本身具有项目审核资质,单位就不必再找其他中介机构审核,单这一项,就为单位省下了几十万元的中介费。  与地处长三角地带的义乌市相比,云南德宏州的区位几无优势可言,其政府部门对高端专业人才的渴望更为迫切,招聘也更难。  对此,德宏州深有“切肤之痛”。该地官员曾在多种场合讲到,随着中缅两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不断加深,德宏州亟需拓宽选人用人渠道。于是,才有了开出高薪招聘公务员之举。  诚如瑞丽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工管委综合办公室负责人所言:“德宏州地处边疆地区,相对缺乏金融人才。国家给了我们很好的政策,但如果没有专业人才,就无法更好地研究、贯彻国家的政策、从而带动经济发展。”责任编辑:

原标题:郑州地铁一卡通30元押金“未批先收”两年半  实习生 姚晓岚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卢义杰来源:中国青年报(2016年07月04日04版)  因被指“未批先收”“押金过高”,持续两年半的河南郑州“绿城通”30元押金争议又起。今年6月29日,郑州市物价局受理了河南国基律师事务所律师张伟的价格举报,该局将根据《价格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的要求对郑州城市一卡通有限公司进行检查。  张伟于2月16日起诉了郑州城市一卡通有限责任公司、郑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要求判决一卡通公司向他收取30元“绿城通”押金的行为违法,并退还其中25元押金、公开赔礼道歉,郑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被要求承担连带责任。  张伟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今年1月,他在郑州乘坐地铁时办理了一张“绿城通”卡,交纳了30元押金。此后,这名认为30元押金过高的律师查阅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河南省财政厅有关规定发现,30元数额既远超制卡成本,也未经过郑州市物价局的核定,“不合理,也不合法”。  其实,这是一个老问题。“绿城通”卡首发于2013年年底。当时,《中国青年报》报道该卡收取30元押金被指“未批先收”“金额过高”,一卡通公司新闻发言人刘广乐当时回应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称,押金问题已报省级相关部门,正在审批,最终以省政府的批复为准;之所以“未批先收”,是因为地铁1号线要开通,为了保证市民有卡可用,所以暂时参照办理公交卡收取30元押金的标准执行。(详见本报2014年1月24日报道《郑州“绿城通”卡30元押金引质疑》)  2014年2月,河南省发改委、省财政厅下发《关于我省公用性服务行业或具有行业垄断性质企业收取集成电路卡押金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对于非在全省统一使用的IC卡,其押金和补卡工本费及资金使用管理,由省辖市及省直管县(市)价格、财政主管部门核定报当地政府批准后执行,并报省发改委、省财政厅备案。  然而,两年半过去了,郑州“绿城通”30元押金依然没有完成审批。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6月8日裁定,目前,“绿城通”卡押金及工本费数额标准“仍处于郑州市物价局的核定程序之中,最终的核定文件尚未作出”。  由于认为“一卡通公司是否应该收取押金”“押金价格标准是多少”应该依据这份核定文件,法院裁定中止张伟与一卡通公司的诉讼,等待文件出台。  “离上次争议两年半了,如果郑州市物价局一直不核定,一卡通公司就可以这样一直收下去吗?法院就可以一直‘无法审理’吗?”张伟说。于是,6月26日,他转而向郑州市物价局举报“绿城通”收取30元押金涉嫌价格违法。  张伟在举报信中称,一卡通公司作为从事公共交通服务的公司,应当依照公平合理、等价有偿的原则从事经营活动,依法经批准后方可向举报人收取押金。而该公司在未得到郑州市物价局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向张伟及广大市民收取30元押金,“该行为是乱收费行为,也是价格违法行为”。  郑州市公交公司今年4月曾对媒体披露,2013年年底至今年4月,“绿城通”已发行340多万张,其中含收取押金的成人绿城通100多万张,押金每张30元,押金总额超3000万元。  30元的押金数额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呢?对此,刘广乐曾回应称,“绿城通”裸卡的单张成本在7元左右,但具体操作过程中还涉及特殊版本如老年卡、学生卡的印制,以及初始化费用。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掌握的一卡通公司向郑州市物价局提交的《关于绿城通卡押金及工本费核定的请示》(以下简称“《请示》”)显示,该卡“列入押金核算的成本”,包括单张绿城通卡材料成本、绿城通系统软硬件成本、系统建设成本、网络建设成本、人工成本、制造费用、运营成本和退卡成本等。  这份落款为2015年7月6日的《请示》载明,“列入押金核算的成本”合计20.49元,该公司建议押金核定为20元。不过目前,一卡通官网显示,各类“绿城通”的押金仍为30元。  记者注意到,《请示》所称的20.49元成本,最贵的部分为“卡片成本”,占15.14元。其中,通过招标形式采购的卡片平均成本7.07元,个性化印刷成本每张8.01元,密钥灌装(制卡)成本每张0.01元,材料损失成本每张0.05元。  “除了制作成本,一卡通公司还把运营成本算进押金里了,这是违背发改委规定的。”张伟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河南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的前述《通知》要求,为提高管理效率、方便服务对象而推广使用IC卡的,IC卡不单独收费,可按制作成本向用户收取押金。也就是说,《通知》并未授权IC卡收取制作成本之外的押金。  此前,刘广乐回应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称,若批复押金标准的低于30元,对于前期交过30元押金办卡的市民将予以退还。截至二七区人民法院裁定时,这份《请示》未获核准。  刘广乐接受媒体采访时还称,一卡通公司在银行专门开有账户来存放这笔押金,这笔钱只适用于退卡的时候归还给市民,不能挪作他用,押金产生的利息用来弥补运营的亏损。  河南省发改委、省财政厅前述《通知》还规定,因丢失、损坏等原因要求补发的,可按照工本费向用户收取补卡费用。对此,一卡通公司在请示中载明“列入工本费核算的内容只是绿城通卡卡片的制作成本(即15.14元——记者注)”,并称“建议工本费核定为10元”。  不过,据媒体今年4月探访郑州多个网点发现,原卡丢失后,所交纳的30元押金无法退还,若要补新卡,仍要再交纳30元钱押金,老卡内的余额才能转到新卡中。  记者注意到,国家工商总局今年4月曾发出公告,强调目前供水、供电、供气、公共交通、殡葬等行业的强制交易、滥收费用、搭售商品、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等限制竞争和垄断行为十分突出,并自4月至10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集中整治公用企业限制竞争和垄断行为专项执法行动。  国家工商总局的公告列举了当前公用企业经营中突出问题的主要表现形式,并明确公共交通企业存在三大问题,其中包括:“用户初次申领公交IC卡时,公交公司收取或变相收取明显高于成本价的工本费或押金。”  刘广乐告诉记者,全国部分其他城市在刚刚发行一卡通时,基本上也是按30元的标准来收取押金的;随着平台的稳定,发行成本、运营成本会逐步降低,收取押金的标准会逐步下调,“有些地方是从30元调到20元,再调到18元,这是一个逐步降低的过程”。  张伟表示,按照《价格举报受理告知书》,郑州市物价局将在举报办结后的15个工作日内向他反馈处理结果,“如果物价局不作为,我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本报北京7月3日电责任编辑:

重庆江津运沙船翻沉4人失踪

4日上午,重庆晨报记者从警方获悉,今天凌晨5点35分左右,一艘运沙船在江津石梁湾长江水域翻沉。事故发生后,有3人获救,但仍有4人失踪下落不明。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翻沉的“航宇95”是一艘运沙船,在凌晨5点35分,该船经过江津石梁湾长江水域时,发生了翻沉。经过营救,落水的人员中,有3人已经获救,但仍有4人失踪。  目前,江津区政府、长航公安等部门正在现场组织施救,而他们也向下游的渔船等船只发出了通告,协助营救落水失踪的人员。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谭遥 编辑 王婷婷)责任编辑:

原标题:成为中央“核心智囊”前,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16年    逄先知为第三任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任期在1991年6月至2002年10月。  中国共产党95岁生日即将来临。  近日,生于1929年、现年已86岁高龄的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接连发表了两篇文章:《中国共产党是有独特优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  “政事儿”注意到,上述两篇文章中,逄先知都提到:毛泽东同志1945年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曾提出:“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70年后,习近平同志又提出向中央看齐的问题。他说:“经常、主动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相隔70年两次提出这个问题,都是在重要的历史节点,意义重大。  逄先知1950年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毕业后,来到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工作,负责管理毛泽东的图书、报纸杂志等,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的助手,在毛泽东身边工作16年。文革期间受到迫害。文革后,他调入中央文献研究室,历任毛泽东研究组副组长、室委会委员、副主任、主任,长期从事毛泽东生平、思想的研究和编辑工作,主编或参与主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毛泽东选集》(第二版)、《毛泽东年谱》、《邓小平文选》等,出版过《毛泽东的读书生活》、《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等著作。  中央文献研究室是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的办事机构,是党中央的工作部门。其主要任务是:编辑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著作,研究他们的思想和生平,编辑、研究党和国家及军队的当代文献和历史文献。据中央文献研究室官网介绍,在开展研究工作方面,《党的文献》杂志和送领导同志参阅的《文献与研究》,比较充分地反映了有关研究成果。  因此,历任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也被称为党中央的“核心智囊”之一。  逄先知为第三任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任期在1991年6月至2002年10月。而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长达二十多年、被誉为党内“一支笔”的胡乔木为第一任主任。  “政事儿”注意到,退休后,逄先知仍然很忙碌,目前还在担任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并经常撰写文章,其文章中经常会提到毛泽东。    作为长期从事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学者,逄先知多次撰文论述毛泽东的历史功绩。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时,他就在人民日报撰文提出:毛泽东同志所建立的历史功绩,改变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方向,实现了中国由弱到强、由衰而盛的伟大转折,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根本保障。同时,他也会谈到毛泽东晚年的失误。  “政事儿”发现,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说不尽的毛泽东》一书中有对逄先知的访谈,逄先知谈到了毛泽东晚年失误的原因。  逄先知提出,毛泽东的成功,归结起来主要有六方面原因:坚持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善于听取党内外各种意见,择善而从之;善于团结人,包括团结那些反对他而反对错了的人;具有科学远见;根据形势的发展,及时提出行动纲领和口号;刻苦勤奋精神。  可是,晚年的毛泽东,“违反了他过去一贯坚持的一些正确的东西”,逄先知说,“毛泽东晚年的失误的确是使人痛心的,但又不是偶然的。我认为最主要是三条”。  “第一,他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脱离了他创立和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逄先知说:“他自己讲过,进城后,官做大了,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作那样的调查没有了。1962年派我们到韶山调查,他是准备去的,但终究没有去。解放以后他就没有到农村中作过直接调查,更没有在农村住过。他每次下去,都是省委书记陪着,听汇报、调查的对象不是地委书记,就是县委书记,这怎么能了解到真实情况?”  “第二,是专断,听不得不同意见”,逄先知说,“1958年南宁会议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3月的成都会议还算开得生动活泼,但到1959年庐山会议又来了一个升级,以后专断就占了主导地位。因此,他脱离实际是一步一步发展的,听不得不同意见而导致专断也是一步一步发展的”。  对于第三条,逄先知说,“毛泽东在晚年不能很好地团结一切可能团结和应该团结的人,像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那样,相反,在几次政治运动中(最突出的是1957年的反右和1959年的反右倾,伤害和打击了许多人,或者是反右扩大化了,或者是根本不该反右而反右。在党内如此,对党外也是如此。以后搞\'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更发展到了极端。我认为,不能很好地团结越来越多的人,是毛泽东晚年的一个失误,又是失误的一个原因”。  逄先知强调:尽管如此,还要看到,毛泽东晚年的指导思想是在一定范围内偏离了毛泽东思想,并不是全部,如果是全部,没有一点正确的东西,那还不把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搞垮了。特别是在国际斗争中,他维护了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并利用国际形势变化的时机,打开了中美、中日关系,创造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这一点要充分估计到。    逄先知写道:海外出版的一本歪曲事实的图书说,周恩来患膀胱癌后,毛泽东阻止给周恩来治疗。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传》作了详细的记述:1972年5月3日,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这对于大量内政外交事务都需要依靠周恩来的毛泽东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打击。毛泽东的秘书观察到:当逐字逐句地看完医疗组关于周恩来病情的报告后,主席的心情很沉重。他叮嘱这件事对外要保密。对于怎样治疗,他说:“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是否可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药来控制病情。”并且这样解释:“你们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开刀,开一个死一个,陈老总不是开刀死了吗?谢富治不也是开刀死了吗?”毛泽东还要求“防止扩散,注意营养和休息”。在著名泌尿科专家吴阶平主持下,经过多次检查,决定采取“电烧”的办法,取得比较好的效果。手术后不到半小时,毛泽东就要身边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吴阶平等医务人员说:医生们做得好,感谢他们!  在这篇文章中,逄先知还谈到了一个问题:“林彪事件”是毛泽东逼出来的吗?  逄先知记录了“林彪事件”的经过:如果说“一号命令”是林彪为夺取更大权力而作出的带有某种试探性的行动,那么,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林彪则公然向毛泽东进行挑战,由此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1971年)9月5日、6日,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获悉毛泽东南巡谈话内容后,便决定将毛泽东杀害于巡视途中,发动武装政变。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指令。8日,林彪亲笔写下行动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的阴谋败露,便紧急策划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分裂国家。此计不成,乘飞机北逃国外,所乘专机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坠毁,落得个\'折戟沉沙,丧命异国\'的下场。”    “政事儿”注意到,逄先知或撰文或在公开场合,谈过其他领导人。  2014年第15期《求是》,发表了逄先知的《邓小平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为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而作》一文。  逄先知写道:进行拨乱反正,否定“文化大革命”,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提出并亲自主持《历史决议》的起草,在纠正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同时,坚定不移地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同样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定力。这两件大事,都关系着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  在文章最后,他这样评价邓小平:每到一个历史节点和重要时刻,他总能抓住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破解历史难题,作出重大决策,打开新局面,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向前发展,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呈现出日新月异的面貌。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邓小平理论,这在我们党和国家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事。邓小平作为总设计师和核心领导人,为此做出了主要的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2013年8月《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出版发行时,逄先知来到了首发式。  “朱镕基同志是我非常尊敬和钦佩的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他说:“我听过他一些报告,读过《朱镕基讲话记录》,给我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这次又读了他的《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更增强了这种感觉。我和我的同事们,常常这样说,听朱镕基同志报告是一种享受,总是听不够。他对经济形势的深入了解,对复杂问题的精辟分析,对各种难题的巧妙解决,他用生动而有时又带有一些幽默的语言,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记得小平同志讲过,朱镕基同志讲经济危机我听得懂。朱镕基同志一讲,讲的很活,很生动,一听就明白。所以他的讲话总是让人听不够。他可以信手拈来,他不回避问题,不回避困难,敢于揭露问题,敢于碰硬。无论是亲自聆听他的报告,还是阅读他的两部讲话实录,都感到他是在向你交心,常常被他发自肺腑的语言打动,有时候读他的书可以流泪。发自内心的,很诚恳。”  来源:政事儿责任编辑:

原标题:中共问责条例通过 “七一”前再亮从严治党利器  中新网北京6月29日电(记者 阚枫)2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会议强调,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让失责必问成为常态。专家分析,在即将迎来建党95周年之际,中共再度释放出从严治党的强烈决心。    根据官方发布的新闻通稿,这次政治局会议指出,问责条例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利器。条例贯彻党章,坚持问题导向,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维护党的纪律、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开展问责。  此外,会议指出,对于失职失责造成严重后果、人民群众反映强烈、损害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的都要严肃追究责任,既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又追究领导责任。要把责任压给各级党组织,分解到组织、宣传、统战、政法等党的工作部门,释放有责必问、问责必严的强烈信号。  本月7日,官方曾发布消息称,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京主持召开部分中央部委负责同志座谈会,并到辽宁省召开座谈会,就制定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征求意见。  王岐山在讲话中指出,制定问责条例就是要把利剑高悬起来,告诫和警示全党,党中央对问责是动真格的,党的领导干部不担当、不负责就要被追责。  此外,王岐山还强调,制定问责条例要坚持问题导向,抓住主要矛盾,尊崇党章、聚焦政治责任,围绕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开展问责。要抓住“关键少数”,直指压力传导不下去这个突出问题,让从严治党严起来实起来。    目前,此次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具体内容尚未公布,但是通过政治局会议的相关表述,已经可以透视出中共这部党内问责条例的诸多侧重点。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对中新网记者分析,此次会议强调既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又追究领导责任,这就颇具针对性。  马怀德说,此前中共党内也有诸多问责制度,但是,就执行效果来看,问责存在不平衡、不主动的现象,影响问责的严肃性和有效性,一些领导干部不作为、乱作为、不担当的现象突出。  “比如,被动问责的多,主动问责的少。一个问题出现了,有领导批示、有上级督办这样的问题就问责的多、问责的快,其他问题就少问责、不问责。再比如,一些问题,直接责任追究的多,领导责任就追究的少,主体责任没有落实。问责不力,官员的责任意识就无法形成,从而出现了官员只想要权力,不想担责任的现象。”马怀德说。  此外,针对会议强调要把责任压给各级党组织,分解到组织、宣传、统战、政法等党的工作部门的相关表述,马怀德说,这个要求就是将党内问责更细化、更具体、更明确。  马怀德分析,全面从严治党的责任需要党的每个组织和每个党员干部共担,以前总在强调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但是对于党内的不同系统来说,落实从严治党和权力问责,责权需要分的更细致。  “既然是全党的问责条例,就要细致说明责任‘谁来问、问什么、怎么问’的问题,有必要明确到具体的系统和部门,组织系统的责任谁来问、问什么、怎么问,宣传系统、统战系统、政法系统等,这些都需要明确。”马怀德说。    关于中共的党内问责制度,此前比较为人熟知的是中办、国办在2009年颁布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这个暂行规定至今已有7年。但是,中共关于问责的相关制度规定并不仅限于这一个。  马怀德介绍,此前,中共党内问责制度较为分散和零碎,现行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与问责相关的多达119部,其中专门规定问责的就有12部,这其中就包括上述《暂行规定》。在此次全党的问责条例出台之前,涉及党内问责的制度不仅较为分散,且存在表述不一、概念不清、内容不聚焦、可操作性不强等诸多问题。  记者注意到,2013年11月,《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明确提出,适时修订《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进一步明确问责情形、规范问责方式。抓紧制定严格做好被问责干部工作安排的有关规定,严格被问责干部复出条件、程序和职务安排等,保证问责制度与党纪政纪处分、法律责任追究制度有效衔接。”  马怀德表示,中办、国办此前印发的上述《暂行规定》是在十八大前,并且由中办、国办联合下发,体现出内容还是在行政问责的层次。如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是一部党内法规,它的权威性、系统性,以及对十八大之后新情况、新问题的针对性都更强了。  十八大以来,包括《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等,中共从严治党的制度“笼子”一再扎紧。  马怀德说,从《暂行规定》升到《问责条例》,意味着中共将问责制度通过党内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支撑又有了重要一环,在“七一”前夕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这部问责条例,再度释放出中共从严治党的强烈决心。(完)责任编辑:

从沿海到内地,凡是推行公务员聘任制改革的地区,高薪已经成了公务员聘任制的标配。高薪聘用公务员,关键在于“值回本”。  5月24日,一条来自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公务员招聘消息引发热议,焦点在于开出的高额薪酬。据云南省公务员局官网显示,今年德宏州向社会公开招聘的11名聘任制公务员采用年薪制,年薪30万至42万元不等。除高薪外,还有各种让人眼红的福利。  人们在艳羡高薪高福利之余,更应该关注此条消息的两个重点——“聘任制”和“高层次专业人才”。德宏州是云南省三个聘任制公务员试点地区之一,此次招聘大部分是金融专业人才,对专业能力要求较高。所以“能揽这瓷器活儿的,必定都有金刚钻”。   有专家说,“聘任制公务员,就是政府的‘合同工’”。不过,这份“合同”是受法律保护的。  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公务员法》第95条规定:“机关根据工作需要,经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和辅助性职位实行聘任制。”由此可见,专业性强和辅助性职位是聘用公务员的两个标准,尤以前者为重。  第二年,改革前沿阵地深圳,就在全国最早试点公务员聘任制。2010年后,深圳市行政机关新进的公务员已全部实行聘任。  首先,聘任制公务员不同于委任制公务员,是“合同工”,不是“铁饭碗”。市场化的绩效制考核更为严苛,干不好就有被辞退之虞。  根据一些地方的规定,聘任制公务员聘期内的考核至少有四种。试用期考核、季度、半年度、年终考核……高频率的考核令人时刻不敢懈怠。尤其年度目标评价更为关键,如果年度考核不称职,或连续2年为基本称职,就要被辞退。类似情形很少出现在一般公务员身上。因为高风险,所以高收益。  其次,聘用公务员的要求高。以此次云南省德宏州为例,所招聘的11名聘任制公务员中,8个都是主管级别,涉及金融、外事、城市规划等岗位。不仅对学历和工作经历有要求,对拟聘岗位的任务也做了详细规定。比如瑞丽市金融办项目主管一职,任期内完成落户瑞丽市的投融资项目5个,投资总额3亿元人民币;完成瑞丽市1个企业上市等。  此外,在地方政府看来,高薪聘用公务员也是吸引人才的重要手段。  一名地方领导曾直言,几十万的年薪对符合条件的应聘者来讲并不算高。比如有四五年工作经历的金融人才在大城市也差不多是这个水平。如果不开出较好的福利待遇,恐怕职位也就无人问津了。当然,高薪、高福利也都是有章可循的。  按照国家规定,聘任制公务员实行协议工资制,机关应当根据聘任职位,综合考虑市场同类人员工资水平、保险待遇和本单位其他公务员的工资水平等因素,合理确定并相应调整所聘公务员的工资待遇等。  近十年来,从沿海到内地,凡是推行公务员聘任制改革的地区,高薪已经成了公务员聘任制的标配。所聘用人员的薪酬,一年“少则十几万,多则几十万”。   “财政都是纳税人的钱,必须对得起花销。”3年前,深圳一名领导干部曾表达过,高薪聘用公务员,关键在于“值回本”。  浙江义乌在2003年聘任了5名公务员,开出的年薪是30万到60万。这5名公务员入职后,很快做出成绩。被聘任为义乌市公安局“智能交通调度高级主管”的项勤毅,到岗后成了多个项目的带头人。因为他本身具有项目审核资质,单位就不必再找其他中介机构审核,单这一项,就为单位省下了几十万元的中介费。  与地处长三角地带的义乌市相比,云南德宏州的区位几无优势可言,其政府部门对高端专业人才的渴望更为迫切,招聘也更难。  对此,德宏州深有“切肤之痛”。该地官员曾在多种场合讲到,随着中缅两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不断加深,德宏州亟需拓宽选人用人渠道。于是,才有了开出高薪招聘公务员之举。  诚如瑞丽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工管委综合办公室负责人所言:“德宏州地处边疆地区,相对缺乏金融人才。国家给了我们很好的政策,但如果没有专业人才,就无法更好地研究、贯彻国家的政策、从而带动经济发展。”责任编辑:

原标题:郑州地铁一卡通30元押金“未批先收”两年半  实习生 姚晓岚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卢义杰来源:中国青年报(2016年07月04日04版)  因被指“未批先收”“押金过高”,持续两年半的河南郑州“绿城通”30元押金争议又起。今年6月29日,郑州市物价局受理了河南国基律师事务所律师张伟的价格举报,该局将根据《价格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的要求对郑州城市一卡通有限公司进行检查。  张伟于2月16日起诉了郑州城市一卡通有限责任公司、郑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要求判决一卡通公司向他收取30元“绿城通”押金的行为违法,并退还其中25元押金、公开赔礼道歉,郑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被要求承担连带责任。  张伟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今年1月,他在郑州乘坐地铁时办理了一张“绿城通”卡,交纳了30元押金。此后,这名认为30元押金过高的律师查阅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河南省财政厅有关规定发现,30元数额既远超制卡成本,也未经过郑州市物价局的核定,“不合理,也不合法”。  其实,这是一个老问题。“绿城通”卡首发于2013年年底。当时,《中国青年报》报道该卡收取30元押金被指“未批先收”“金额过高”,一卡通公司新闻发言人刘广乐当时回应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称,押金问题已报省级相关部门,正在审批,最终以省政府的批复为准;之所以“未批先收”,是因为地铁1号线要开通,为了保证市民有卡可用,所以暂时参照办理公交卡收取30元押金的标准执行。(详见本报2014年1月24日报道《郑州“绿城通”卡30元押金引质疑》)  2014年2月,河南省发改委、省财政厅下发《关于我省公用性服务行业或具有行业垄断性质企业收取集成电路卡押金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对于非在全省统一使用的IC卡,其押金和补卡工本费及资金使用管理,由省辖市及省直管县(市)价格、财政主管部门核定报当地政府批准后执行,并报省发改委、省财政厅备案。  然而,两年半过去了,郑州“绿城通”30元押金依然没有完成审批。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6月8日裁定,目前,“绿城通”卡押金及工本费数额标准“仍处于郑州市物价局的核定程序之中,最终的核定文件尚未作出”。  由于认为“一卡通公司是否应该收取押金”“押金价格标准是多少”应该依据这份核定文件,法院裁定中止张伟与一卡通公司的诉讼,等待文件出台。  “离上次争议两年半了,如果郑州市物价局一直不核定,一卡通公司就可以这样一直收下去吗?法院就可以一直‘无法审理’吗?”张伟说。于是,6月26日,他转而向郑州市物价局举报“绿城通”收取30元押金涉嫌价格违法。  张伟在举报信中称,一卡通公司作为从事公共交通服务的公司,应当依照公平合理、等价有偿的原则从事经营活动,依法经批准后方可向举报人收取押金。而该公司在未得到郑州市物价局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向张伟及广大市民收取30元押金,“该行为是乱收费行为,也是价格违法行为”。  郑州市公交公司今年4月曾对媒体披露,2013年年底至今年4月,“绿城通”已发行340多万张,其中含收取押金的成人绿城通100多万张,押金每张30元,押金总额超3000万元。  30元的押金数额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呢?对此,刘广乐曾回应称,“绿城通”裸卡的单张成本在7元左右,但具体操作过程中还涉及特殊版本如老年卡、学生卡的印制,以及初始化费用。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掌握的一卡通公司向郑州市物价局提交的《关于绿城通卡押金及工本费核定的请示》(以下简称“《请示》”)显示,该卡“列入押金核算的成本”,包括单张绿城通卡材料成本、绿城通系统软硬件成本、系统建设成本、网络建设成本、人工成本、制造费用、运营成本和退卡成本等。  这份落款为2015年7月6日的《请示》载明,“列入押金核算的成本”合计20.49元,该公司建议押金核定为20元。不过目前,一卡通官网显示,各类“绿城通”的押金仍为30元。  记者注意到,《请示》所称的20.49元成本,最贵的部分为“卡片成本”,占15.14元。其中,通过招标形式采购的卡片平均成本7.07元,个性化印刷成本每张8.01元,密钥灌装(制卡)成本每张0.01元,材料损失成本每张0.05元。  “除了制作成本,一卡通公司还把运营成本算进押金里了,这是违背发改委规定的。”张伟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河南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的前述《通知》要求,为提高管理效率、方便服务对象而推广使用IC卡的,IC卡不单独收费,可按制作成本向用户收取押金。也就是说,《通知》并未授权IC卡收取制作成本之外的押金。  此前,刘广乐回应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称,若批复押金标准的低于30元,对于前期交过30元押金办卡的市民将予以退还。截至二七区人民法院裁定时,这份《请示》未获核准。  刘广乐接受媒体采访时还称,一卡通公司在银行专门开有账户来存放这笔押金,这笔钱只适用于退卡的时候归还给市民,不能挪作他用,押金产生的利息用来弥补运营的亏损。  河南省发改委、省财政厅前述《通知》还规定,因丢失、损坏等原因要求补发的,可按照工本费向用户收取补卡费用。对此,一卡通公司在请示中载明“列入工本费核算的内容只是绿城通卡卡片的制作成本(即15.14元——记者注)”,并称“建议工本费核定为10元”。  不过,据媒体今年4月探访郑州多个网点发现,原卡丢失后,所交纳的30元押金无法退还,若要补新卡,仍要再交纳30元钱押金,老卡内的余额才能转到新卡中。  记者注意到,国家工商总局今年4月曾发出公告,强调目前供水、供电、供气、公共交通、殡葬等行业的强制交易、滥收费用、搭售商品、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等限制竞争和垄断行为十分突出,并自4月至10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集中整治公用企业限制竞争和垄断行为专项执法行动。  国家工商总局的公告列举了当前公用企业经营中突出问题的主要表现形式,并明确公共交通企业存在三大问题,其中包括:“用户初次申领公交IC卡时,公交公司收取或变相收取明显高于成本价的工本费或押金。”  刘广乐告诉记者,全国部分其他城市在刚刚发行一卡通时,基本上也是按30元的标准来收取押金的;随着平台的稳定,发行成本、运营成本会逐步降低,收取押金的标准会逐步下调,“有些地方是从30元调到20元,再调到18元,这是一个逐步降低的过程”。  张伟表示,按照《价格举报受理告知书》,郑州市物价局将在举报办结后的15个工作日内向他反馈处理结果,“如果物价局不作为,我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本报北京7月3日电责任编辑:

分类:科技

时间:2016-07-08 13:2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