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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六问小区拆围墙:谁有权做?安全吗?

  • 分类:爱情

原标题:六问小区拆围墙:谁有权力这么做?打开后安全吗…  2月21日,中央公布了一份重磅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意见》提出,要加强街区的规划和建设,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题,促进土地节约利用。  其中,“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这句话,引发热烈讨论。已建成小区谁有权决定开放?今后没有封闭式小 区,是否意味着小区不再有物业?小区开放后安全如何保证?小区打开之后,有没有什么配套措施来保障大家的权利?对于这一系列的问题,看看专家怎么说。而对于拆除围墙是否违反《物权法》,最高法相关人员今天上午也进行了回应。    对于中央的这份《意见》,有质疑者认为在执行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大阻力,这是不是拍脑袋之举?为什么现在这个时候提出要拆除小区的围墙?实际上,出台这一文件的背景是经过37年发展,中国城市日新月异,但问题也不少,尤其是各种“城市病”,必须得治,刻不容缓。  以北京为例,堵车已经成为十分严重的问题。城市规划专家说,其实北京的道路宽度并不比国际上其他大城市窄,甚至要更宽,但拥堵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城市支路等毛细血管不通畅,道路微循环不好。  此前在网络上流传的一张照片也显示,从距离地面5公里的高度俯瞰巴黎、华盛顿、东京,能看到蛛网一般密布的干路支路,而北京地区只看得到成片的大院、小区和稀疏的城市道路。  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宏观城市交通室主任程世东表示,西方国家城市发展一直是小街区,路网密,不会像我们一些城市经常出现交通毛细血管堵塞的情况,  而封闭式的大院或小区不仅割裂了路网交通,而且从多个方面影响了城市生活。专家说,大部分生活性的街道上,应该有更良好的关系。人走在街道上, 有一些小商店,有怡人的环境、步行空间、绿带、休憩场所等,会让人很舒服。而如果走在一条街上,旁边只是围墙,你就会觉得这条路很长。  从这个角度讲,打开小区的决定恰逢其时,并非拍脑袋之举,因为在中央看来,封闭小区是造成当前城市病的一大病因。    既然打开小区是为了解决城市病,让城市更加宜居,那么问题来了,谁有权打开小区?毕竟,小区是否打开涉及到业主的利益,在《物权法》已经出台的 背景下,业主的权益如何得到尊重?北京市房协秘书长陈志认为,对于已有小区是否开放,应该充分尊重小区土地的使用权人——业主的权利。  陈志说,一个小区使用的土地,无论是小区内建设道路、绿地,还是建设住宅楼的土地,都先是开发商从政府手中获得使用权,建设完成后出售给业主, 而小区使用的土地也被划分到每个购房的业主“头上”。同时,《物权法》中规定,小区道路如果没有明确规定属于市政道路的,产权属于全体业主。因此,对于已 有的小区来说,是否开放,应该由业主共同决定。  北京大学法学院房地产法研究中心主任楼建波说,意见中提到的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用了“逐步”一词。他认为可以选择住宅小区土地使用权70年到期时再变更,或小区住宅楼已经无法居住需重建时再变更。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卫国认为,政府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推行时应尊重大家意愿和需求。王卫国表示,小区道路如果没有明确规定属于市政道路的,从产 权来讲属于小区业主,按照物权法的规定,住宅小区的土地使用权是属于小区内部业主的共有,这些道路不只有通行功能,还有小区业主停车等其他很多功能。此 外,完全打开也涉及安全和民众观念等问题,政府不能强行推行,要尊重《物权法》。  从专家的观点来看,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要打开已建成小区需要充分尊重业主的权利,在充分协商的背景之下,才能逐步打开,这应该是大概率事件。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程新文23日上午在回答“拆小区围墙是否违背物权法”的提问时表示,目前,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这一《意见》属于党和国 家政策层面的问题,涉及包括业主在内有关主体的权益保障,还有一个通过立法实现法治化的过程。这也就是说,具体如何执行还需要通过立法来落实。    如果业主同意打开小区,将小区道路变为公共道路,会有补偿吗?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卫国认为,从法律上讲,政府要协商推进,比如与小区业主大会进行必要协商,还要进行补偿。  同时,要区别对待,不能一刀切,“在一些地方道路非常稀缺的情况下,要与小区业主等各方进行协调;对于有些小区根本不存在这方面的需求,围墙打开对于缓解交通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反而增加了安全隐患,就应保证小区内道路的生活功能,以及业主宁静和安全的需求”。  此外,对于单位大院,王卫国表示,比住宅小区的问题要简单一些,很多是国有单位,但也有一些企业单位,因此也不能一概而论。  这里面的关键问题是土地使用权,它包括两类,划拨土地使用权和出让土地使用权。国有企业通常属于划拨土地使用权,而企业单位还要看看是划拨土地使用权还是出让土地使用权。  王卫国表示,划拨土地使用权是无偿取得的,这个使用权政府可随时收回,只要适当补偿即可;对于出让土地使用权,政府强制收回时必须是出于公共利 益的需要,收回中还需要论证,并进行补偿。补偿包括退回土地使用权剩余年限的土地出让金、给小区居民带来不便的补偿、道路建设成本,以及由此给居民带来不 便进行的补救措施,包括如噪音、污染等一系列问题,都要统筹进行。    如果没有了小区,没有了小区内的道路和绿地,那是否还需要物业?是否还要交物业费?  对此,北京大学法学院房地产法研究中心主任楼建波说,所谓物业,是负责小区的公共设施和共有部位的维护。一栋楼内的楼道、电梯、二次供水等都是公共部位和共有设施,也是需要维护的。所以将来也会划定公共部位和共有设施,只是按照届时的规划来确定。  “物业的本质不会变,只是管理服务的方式会有所变化。”楼建波说,因此物业公司不会消失,业主们仍然需要物业公司提供服务,只是服务形式的变化,如过去是一个小区封闭起来,门口有保安值守,将来物业的保安则可能是在楼门口来值守,而开放后的道路上则由警察来巡逻。    推行街区制后,很多人担心,以后小区的物业如何管理?小区的安全隐患是不是会增加?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院教授王太元认为,小区的治安并不仅 仅是靠封闭来解决,封闭也不能解决安全问题,要靠管理和防范等多个方面,如加强巡逻、守护等多种措施加强治安。实行街区制,也不意味着治安就会有问题。比 如南方一些城市的骑楼,就是典型的街区制,居民们往来密切,邻里关系融洽,并没有因此而出现治安恶化的问题。  小区打开后,通行车辆多了,噪音问题如何解决,是否会扰民?王太元认为,首先要看扰民到什么程度,通过调查研究,判断通行之后是否安装隔音墙,对于不同的问题。包括噪音,涉及的问题都要制定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措施进行解决,不能一刀切。    现在很多人买房,都会考虑所属小区的房子是否属于学区房,小区打开了,学区房还会存在吗?对此,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分析说:“街道 和小区,是过去学区如何划分主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未来小区打开后,如果不改变街道的管辖,应该不会有太大的直接影响,如果打开后改变街区的管辖,可能 会影响到学区房”。  储朝晖认为,对于学区房应总体考虑,一方面,一个好学校是长期积累起来的,周围居民也较为稳定,除了新建小区,要改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会出 现剧烈的变化;另一方面,学区房从推动教育均衡来说,属于浮在水面上的“浮标”,显示水位在哪里,但不要把目标盯着浮标,实际问题是教育均衡问题,这个问 题解决之后浮标自然会往下降,“学区房只是浮标,如果水位改变,浮标高低也会改变。水位就是指房子的价值” 。  储朝晖表示,作为城市社区管理,从长期发展来看,从公共资源提供上应该注重公平、均衡,公共服务职能应由政府整体考虑,而不是根据社区和周围单位部门过多挂钩。      打开小区有很多好处,对于治理城市病有帮助,但在打开的过程中,难免会带来新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对此,专家认为这需要出台一些配套措施。  首先,推行街区制要有“软件”支撑。这里说的“软件”主要是权益的划分,《物权法》规定,建筑区划内的道路、绿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等,都属 于业主共有。未来,街区的道路、绿地、停车位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如何分配,还需要在法律上有明确规定和细分,绝对不可以是一个糊涂账。  其次,推行街区制还得有“硬件”保障。解决好停车问题、物业管理问题、环境问题、住宅区内公共空间等问题,是实现住宅街区化的前提。  再次,既然打开小区涉及到业主的切身利益,在打开的过程中应该保障业主的参与权和话语权,要经过充分协商才能打开,不能仓促行事。对于新建的非封闭小区,相关权益如何划分要充分告知买房者。  最后,街区制的推行还需要一些单位做表率。当前,街区制的推行仍面临一些问题,尤其是人们的思想观念误区需进一步疏通,需要一些单位大院率先垂 范、引领,加快开放步伐。这一点,中央的《意见》已经明确,“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开放封闭小区从一些单位大院开始,才有利于未来街区制的顺利推行。(来源:)责任编辑:

[宏观·政策]专家:或因突出问题引起中央重视,或存在问题具有典型性   中央巡视“回马枪”为何杀向这四省?  会不会有更多老虎落马?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徐豪 | 北京报道  等了好久,中央巡视终于杀出了个“回马枪”。  2月23日,中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召开,部署2016年第一轮中央巡视工作。经中央批准,2016年中央第一轮巡视将对32家单位党组织开展专项巡视,同时对辽宁、安徽、山东、湖南等4个省进行“回头看”。  这是十八大之后,中央巡视首次出现“回马枪”。  但在此之前,“回马枪”早已被公众所熟知。  2014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关于2014年中央巡视组第二轮巡视情况汇报时指出:“要加强‘回头看’。巡视过的31个省区市,不是一巡视了就完事,要出其不意,杀个‘回马枪’,让心存侥幸的感到震慑常在。”  而在更早之前,2014年7月16日,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2014年中央第二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上强调:“哪里问题集中就巡视哪里,谁问题突出就巡视谁,巡视过后再杀个‘回马枪’,给党员干部以警示,发挥更大威慑力。”  在传统兵法战术中,“回马枪”玩的就是“出其不意”,要害是“致命一击”。  虽然中央早已给大家做了很长时间的心理铺垫,但辽宁、安徽、山东、湖南四省大概也想不到,首轮“回马枪”打的就是自己。  早在2013年的中央第二轮巡视中,中央巡视组便巡视了安徽和湖南。山东和辽宁,则是2014年中央首轮巡视的对象。  “从巡视监督的初衷和工作模式看,巡视组都是带着问题去明察暗访的,首次‘回头看’选择这4个省,说明这4个省份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的突出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具有典型性。”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如今,中央通过杀“回马枪”的方式,来看这些问题是否得到解决,或者根据问题线索来搜集新的信息。  自2014年中央第二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上提出“巡视过后再杀个‘回马枪’之后,王岐山在2014年中央第三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上再次提到”回马枪“问题。他指出,监督不是一阵子,要针对已巡视过的地方或部门杀个”回马枪“,强化震慑、不敢、知止的氛围。  而在2014年中央第三轮巡视即将开展之际,中央纪委副书记张军接受采访时,专门提到了专项巡视分三种形式:点穴式、巡查式和回访式。他表示,回访式专项巡视就是“对已巡视过的单位,事先不确定,杀个‘回马枪’,检查整改成效,发现新的问题”。  但在2014年、2015年的中央巡视中并未出现巡视“回头看”,而是把重点放在了加快“全覆盖”步伐上。在此前开展的8轮中央巡视中,中央巡视组已经巡视了149家单位党组织。实现了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中央金融单位的全覆盖。按照地方、部门、央企、金融、事业等5个板块类型,中央巡视已完成3个板块的巡视,下一步要完成对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巡视,实现中央部门巡视全覆盖。  今年1月12日至14日,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王岐山在报告中又一次提到:“深化专项巡视,紧盯重点人、重点事和重点问题,机动灵活,精准发现,定点突破,必要时杀个‘回马枪’,开展‘回头看’。要善于见微知著、由表及里,抓住个性、把握共性,把巡视监督和派驻监督结合起来,使巡视节奏更快、效率更高,让利剑高悬、震慑常在。”  “巡视监督最怕陷入‘一巡了之’的境地,十八大之前就有巡视制度,为什么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其关键原因在于没有对巡视的成果进行再检验,以至于让巡视制度没有发挥很好的威慑。”庄德水说。   “中央巡视覆盖已经过半了,这个时候杀个‘回马枪’,第一是条件已经成熟,经过常规巡视和专项巡视,积累了一些经验;第二是时机成熟,巡视中发现了一些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并且也发现了一些‘大老虎’的问题线索,通过问题线索把一些‘大老虎’绳之以法,社会公众对巡视比较关注,巡视成果也初步显现出来。”庄德水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  “现在杀一个‘回马枪’是必要的。”庄德水说,这是巡视工作的需求。一方面要实现巡视监督的全覆盖,检验以前的巡视是不是真有成果,是不是见效;另一方面杀一个“回马枪”,形成震慑,看以前的巡视问题有没有整改到位,以及看有没有新的问题线索。这也为下一阶段继续深化巡视体制改革提供参考。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中央巡视制度是一项规范性、常态性、长期性的制度,因此中央巡视工作并不是“一巡了之”,而是需要反复巡视。在2016年中央第一轮巡视对4个省杀“回马枪”之后,下一步也许还会对其他省份“回头看”,这样精准度更高,解决问题更有针对性,能有效发挥巡视工作的作用。  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刊文称:此次对4个省杀出“回马枪”,向全党全社会释放了一个强烈信号:巡视绝不是巡过了就完事,巡视监督永远在路上。这是中央巡视工作组织制度的重大创新。   被选中“回头看”的安徽、湖南、辽宁、山东,中央巡视组在巡视这4个省的过程中,均发现了其各自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本轮中央巡视开展“回头看”,既是对这几个地方落实整改责任情况的一次考核,同时也是对之前巡视该地区巡视组工作的一次检验。  在巡视组的反馈意见中,安徽被指以权谋私、腐败易发多发;湖南衡阳贿选被点名,有些领导干部搞权钱交易,插手工程项目建设和国有土地出让;辽宁则是组织工作纪律存在问题严重、滥用权力等,还提到了干部档案造假;而对山东的反馈意见,则是罕见地用了400多字的大篇幅,不仅提到了腐败频发、“窝案”高发、买官卖官等问题,还指出“一把手”违纪违法案件呈上升趋势。  在中央巡视组给予巡视反馈意见后,安徽、湖南、辽宁、山东均按要求将巡视整改情况予以公布。《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发现,辽宁、山东发布的大篇幅整改情况通报长达1.4万余字,安徽整改情况通报9700余字,湖南的整改情况通报则较为简单,只有7200余字。  辽宁省将中央巡视组反馈意见细化为21个方面的具体问题和事项,山东细化为20个,均较为详细地对存在问题的单位和个人“指名道姓”。安徽和湖南则分别细化为13和18个方面的问题,从公布的整改情况看,原则性的整改内容较多,个案的追究和查处较少。  但仅从目前已公布的整改意见,无法考证各省的整改是否完全落实到位。是否存在避重就轻或“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情况也不得而知。   此前的八轮中央巡视,让31省份“打虎”全覆盖。在2015年2月27日的《新闻联播》中,中央第八巡视组组长宁延令表示,中央纪委对巡视发现的苏荣、申维辰、朱明国、万庆良、杜善学、谭力、武长顺、韩学键、秦玉海、梁滨、杨卫泽、陆武成等40多人的问题线索进行了立案审查。  《中国经济周刊》去年曾对全国各省份高官的落马情况做过相关统计(详见本刊2015年第44期 《中央纪委“打虎”大数据:31 省份全分布》),其中,山东、安徽、湖南三省落马的副省级高官人数为2人,辽宁省只有1人。对比其他省份,该四省的落马高官人数相对较少。  从该四省份的7位落马高官被查处前的最后任职岗位看,有4位时任省政协副主席,2位时任省委常委,1位时任副省长。其中,被查处的时任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王敏可谓是“一把手”违纪违法案件的典型。  有网友问,选择这四省杀“回马枪”,是否意味着这四省还有“大老虎”?庄德水认为,中央选择这四省“回头看”,并不能说明这四省就有一定“大老虎”,之所以会选择它们,主要还是因为其存在的问题具有典型性。  中央纪委监察部特邀监察员、北京航空大学教授任建明也表示,这4个省都至少在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成为负面典型,因此受到中央的更多关注。“从现在的实际情况看,在已经巡视过的对象中,负面典型还比较多,可能占大头”。责任编辑:

中国经济网昆明1月20日综合报道(尹彦宏)据云南网报道显示,刘维佳不再担任云南省委常委,调中组部工作。  2016年1月19日,云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同意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报告,确认杨光跃、董华、李宁、李小三、李邑飞、程连元、侯新华、姚国华、孙青友、张绍雄、郭大进、杨照辉、杨宁、杨浩东、郭海华、王长勇、苗逢源、李光林的代表资格有效。  昆明市选出的省第十二届人大代表蒋德宏调武警贵州省总队工作。大理州选出的省第十二届人大代表尹建业调江西省工作。保山市选出的省第十二届人大代表刘维佳调中组部工作。解放军代表团选出的省第十二届人大代表邓志平调成都军区工作,钟海潮调广州市工作,斯嘎让转业至四川省阿坝州黑水县。依照代表法的规定,刘维佳、尹建业、蒋德宏、邓志平、钟海潮、斯嘎让的代表资格自行终止。  据中国经济网地方党政领导人物库资料显示,刘维佳,1955年10月生,2011年8月起任云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日前,中组部干部教育局局长李小三已调任云南省委组织部部长。    刘维佳,男,1955年10月生,汉族,山东龙口人。1981年5月入党,1970年12月参加工作,硕士研究生学历。   1970.12-1975.09  吉林省辉南县下乡知青、省杉松岗煤矿工人   1975.09-1979.02  吉林省煤田机械厂工人、团总支副书记   1979.02-1984.09  吉林省煤田地质公司团委干事、副书记,煤田地质局驻长春办事处团委书记(其间:1981.08-1984.07在东北师范大学政治教育函授专修科学习)   1984.09-1986.12  吉林省委办公厅机关团委副书记、书记   1986.12-1988.10  吉林省委办公厅副处级巡视员、机关党委副书记   (1984.07-1987.07在东北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函授本科学习)   1988.10-1990.10  吉林省永吉县副县长   1990.10-1992.06  吉林省委办公厅综合处副处长   (1989.08-1992.06在中央党校函授学院本科班经济管理专业学习)   1992.06-1993.05  海南省委办公厅副处级秘书   1993.05-1994.04  海南省委办公厅正处级秘书、秘书处处长   1994.04-1995.03  海南省富南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   1995.03-1995.12  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主任   1995.12-1998.05  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1993.05-1996.04在吉林大学国际经济系世界经济专业学习,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1998.05-1998.08  海南省人大常委会法规室主任(正司局级)   1998.08-2002.05  海南省委副秘书长   2002.05-2003.11  农业部办公厅副主任(正司局级)   2003.11-2006.04  农业部办公厅主任(其间:2005.03-2006.01在中央党校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2006.04-2008.01  山西省政府省长助理、党组成员   2008.01-2009.01  山西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2009.01-2011.08  山西省副省长   2011.08-2015.12  云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2015.12 调中组部工作。责任编辑:

原标题:陕西一医院发生血透感染事件 致多人感染丙肝炎  今天(2月24日)下午,陕西商洛市镇安县医院血液透析室发生血透感染事件,导致多人因血透感染丙肝炎。目前,感染病例己抽血送检。陕西省已派出调查组和专家组赴镇安对此事进行调查。(央视记者 陈武)责任编辑:

原标题:四川凉山向逾2000个贫困村选派第一书记精准扶贫  中新网成都1月28日电 (高寒)28日,记者从四川凉山州委组织部获悉,凉山州向全州2072个贫困村选派第一书记驻村精准扶贫两年。  “大凉山地区,因自然条件及历史原因,社会发展相对滞后,这就决定了我们的工作必须把扶贫攻坚牢牢抓在手上。”在四川省“两会”期间,省人大代表、凉山州委书记林书成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说,“凉山是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如果凉山的贫困问题不能解决,就会影响全省全国的大局,这既是一个短板又是一个着力点,所以我们必须高度重视。”  针对凉山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的实际,该州向全州3747个村中的2072个建档立卡贫困村派遣优秀干部作为第一书记驻村扶贫,州委11名常委牵头联系11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省人大代表、凉山州委组织部部长冯斌告诉中新网记者,凉山州县级部门派“第一书记”压力大的主要集中在大凉山彝区和木里藏区,如大凉山彝区的美姑、甘洛和昭觉,其贫困村绝对数量在200个左右,而凉山唯一一个藏族自治县木里县共113个村就有贫困村97个。  为解决干部选派难题,该州从较为富裕的安宁河流域6县市选派122名优秀年轻干部,州级机关50人以上单位在已选派的基础上再增派1名优秀年轻干部,到11个国定贫困县担任第一书记,助力脱贫攻坚。  冯斌说:“州委出台这一政策有三个层面的考虑:其一,安宁河流域县市自身贫困村少;其二,安宁河流域县市优秀人才相对富余;其三,安宁河流域县市干部素质比较高,可以起到好的引领示范作用。”  来自州委组织部的80后干部刘铁,2015年10月赴任木里县李子坪白草坪村第一书记。“地域风貌、风俗习惯完全不同,全村居住着5个不同民族,对如何下手开展工作,能不能开展扶贫工作心里真的没底。”他说,“用3个月时间走遍了白草坪的每个角落,这才完全进入状态。”  据了解,他从组织部带来的10万元工作经费和同事们捐献的7300元,以及从县上各部门协调争取的32万元经费,主要用于禁毒防艾宣传、民族团结教育、改扩建村活动室等,目前这些工作正有条不紊推进。  “接下来主要干两件事,一是修路,争取在任内把通组路修好;二是找路,通过外出考察结合村情大家一致同意发展黑木耳种植。”刘铁说。  据了解,四川省目前有400多万贫困人口,11501个贫困村和88个贫困县。其中,凉山州有贫困户15万余户50万贫困人口,2072个贫困村及美姑、金阳、昭觉、布拖、雷波、越西、木里等11个国定贫困县。凉山的脱贫成为四川省精准扶贫攻坚主战场。(完)责任编辑:

媒体六问小区拆围墙:谁有权做?安全吗?

原标题:六问小区拆围墙:谁有权力这么做?打开后安全吗…  2月21日,中央公布了一份重磅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意见》提出,要加强街区的规划和建设,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题,促进土地节约利用。  其中,“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这句话,引发热烈讨论。已建成小区谁有权决定开放?今后没有封闭式小 区,是否意味着小区不再有物业?小区开放后安全如何保证?小区打开之后,有没有什么配套措施来保障大家的权利?对于这一系列的问题,看看专家怎么说。而对于拆除围墙是否违反《物权法》,最高法相关人员今天上午也进行了回应。    对于中央的这份《意见》,有质疑者认为在执行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大阻力,这是不是拍脑袋之举?为什么现在这个时候提出要拆除小区的围墙?实际上,出台这一文件的背景是经过37年发展,中国城市日新月异,但问题也不少,尤其是各种“城市病”,必须得治,刻不容缓。  以北京为例,堵车已经成为十分严重的问题。城市规划专家说,其实北京的道路宽度并不比国际上其他大城市窄,甚至要更宽,但拥堵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城市支路等毛细血管不通畅,道路微循环不好。  此前在网络上流传的一张照片也显示,从距离地面5公里的高度俯瞰巴黎、华盛顿、东京,能看到蛛网一般密布的干路支路,而北京地区只看得到成片的大院、小区和稀疏的城市道路。  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宏观城市交通室主任程世东表示,西方国家城市发展一直是小街区,路网密,不会像我们一些城市经常出现交通毛细血管堵塞的情况,  而封闭式的大院或小区不仅割裂了路网交通,而且从多个方面影响了城市生活。专家说,大部分生活性的街道上,应该有更良好的关系。人走在街道上, 有一些小商店,有怡人的环境、步行空间、绿带、休憩场所等,会让人很舒服。而如果走在一条街上,旁边只是围墙,你就会觉得这条路很长。  从这个角度讲,打开小区的决定恰逢其时,并非拍脑袋之举,因为在中央看来,封闭小区是造成当前城市病的一大病因。    既然打开小区是为了解决城市病,让城市更加宜居,那么问题来了,谁有权打开小区?毕竟,小区是否打开涉及到业主的利益,在《物权法》已经出台的 背景下,业主的权益如何得到尊重?北京市房协秘书长陈志认为,对于已有小区是否开放,应该充分尊重小区土地的使用权人——业主的权利。  陈志说,一个小区使用的土地,无论是小区内建设道路、绿地,还是建设住宅楼的土地,都先是开发商从政府手中获得使用权,建设完成后出售给业主, 而小区使用的土地也被划分到每个购房的业主“头上”。同时,《物权法》中规定,小区道路如果没有明确规定属于市政道路的,产权属于全体业主。因此,对于已 有的小区来说,是否开放,应该由业主共同决定。  北京大学法学院房地产法研究中心主任楼建波说,意见中提到的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用了“逐步”一词。他认为可以选择住宅小区土地使用权70年到期时再变更,或小区住宅楼已经无法居住需重建时再变更。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卫国认为,政府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推行时应尊重大家意愿和需求。王卫国表示,小区道路如果没有明确规定属于市政道路的,从产 权来讲属于小区业主,按照物权法的规定,住宅小区的土地使用权是属于小区内部业主的共有,这些道路不只有通行功能,还有小区业主停车等其他很多功能。此 外,完全打开也涉及安全和民众观念等问题,政府不能强行推行,要尊重《物权法》。  从专家的观点来看,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要打开已建成小区需要充分尊重业主的权利,在充分协商的背景之下,才能逐步打开,这应该是大概率事件。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程新文23日上午在回答“拆小区围墙是否违背物权法”的提问时表示,目前,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这一《意见》属于党和国 家政策层面的问题,涉及包括业主在内有关主体的权益保障,还有一个通过立法实现法治化的过程。这也就是说,具体如何执行还需要通过立法来落实。    如果业主同意打开小区,将小区道路变为公共道路,会有补偿吗?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卫国认为,从法律上讲,政府要协商推进,比如与小区业主大会进行必要协商,还要进行补偿。  同时,要区别对待,不能一刀切,“在一些地方道路非常稀缺的情况下,要与小区业主等各方进行协调;对于有些小区根本不存在这方面的需求,围墙打开对于缓解交通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反而增加了安全隐患,就应保证小区内道路的生活功能,以及业主宁静和安全的需求”。  此外,对于单位大院,王卫国表示,比住宅小区的问题要简单一些,很多是国有单位,但也有一些企业单位,因此也不能一概而论。  这里面的关键问题是土地使用权,它包括两类,划拨土地使用权和出让土地使用权。国有企业通常属于划拨土地使用权,而企业单位还要看看是划拨土地使用权还是出让土地使用权。  王卫国表示,划拨土地使用权是无偿取得的,这个使用权政府可随时收回,只要适当补偿即可;对于出让土地使用权,政府强制收回时必须是出于公共利 益的需要,收回中还需要论证,并进行补偿。补偿包括退回土地使用权剩余年限的土地出让金、给小区居民带来不便的补偿、道路建设成本,以及由此给居民带来不 便进行的补救措施,包括如噪音、污染等一系列问题,都要统筹进行。    如果没有了小区,没有了小区内的道路和绿地,那是否还需要物业?是否还要交物业费?  对此,北京大学法学院房地产法研究中心主任楼建波说,所谓物业,是负责小区的公共设施和共有部位的维护。一栋楼内的楼道、电梯、二次供水等都是公共部位和共有设施,也是需要维护的。所以将来也会划定公共部位和共有设施,只是按照届时的规划来确定。  “物业的本质不会变,只是管理服务的方式会有所变化。”楼建波说,因此物业公司不会消失,业主们仍然需要物业公司提供服务,只是服务形式的变化,如过去是一个小区封闭起来,门口有保安值守,将来物业的保安则可能是在楼门口来值守,而开放后的道路上则由警察来巡逻。    推行街区制后,很多人担心,以后小区的物业如何管理?小区的安全隐患是不是会增加?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院教授王太元认为,小区的治安并不仅 仅是靠封闭来解决,封闭也不能解决安全问题,要靠管理和防范等多个方面,如加强巡逻、守护等多种措施加强治安。实行街区制,也不意味着治安就会有问题。比 如南方一些城市的骑楼,就是典型的街区制,居民们往来密切,邻里关系融洽,并没有因此而出现治安恶化的问题。  小区打开后,通行车辆多了,噪音问题如何解决,是否会扰民?王太元认为,首先要看扰民到什么程度,通过调查研究,判断通行之后是否安装隔音墙,对于不同的问题。包括噪音,涉及的问题都要制定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措施进行解决,不能一刀切。    现在很多人买房,都会考虑所属小区的房子是否属于学区房,小区打开了,学区房还会存在吗?对此,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分析说:“街道 和小区,是过去学区如何划分主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未来小区打开后,如果不改变街道的管辖,应该不会有太大的直接影响,如果打开后改变街区的管辖,可能 会影响到学区房”。  储朝晖认为,对于学区房应总体考虑,一方面,一个好学校是长期积累起来的,周围居民也较为稳定,除了新建小区,要改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会出 现剧烈的变化;另一方面,学区房从推动教育均衡来说,属于浮在水面上的“浮标”,显示水位在哪里,但不要把目标盯着浮标,实际问题是教育均衡问题,这个问 题解决之后浮标自然会往下降,“学区房只是浮标,如果水位改变,浮标高低也会改变。水位就是指房子的价值” 。  储朝晖表示,作为城市社区管理,从长期发展来看,从公共资源提供上应该注重公平、均衡,公共服务职能应由政府整体考虑,而不是根据社区和周围单位部门过多挂钩。      打开小区有很多好处,对于治理城市病有帮助,但在打开的过程中,难免会带来新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对此,专家认为这需要出台一些配套措施。  首先,推行街区制要有“软件”支撑。这里说的“软件”主要是权益的划分,《物权法》规定,建筑区划内的道路、绿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等,都属 于业主共有。未来,街区的道路、绿地、停车位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如何分配,还需要在法律上有明确规定和细分,绝对不可以是一个糊涂账。  其次,推行街区制还得有“硬件”保障。解决好停车问题、物业管理问题、环境问题、住宅区内公共空间等问题,是实现住宅街区化的前提。  再次,既然打开小区涉及到业主的切身利益,在打开的过程中应该保障业主的参与权和话语权,要经过充分协商才能打开,不能仓促行事。对于新建的非封闭小区,相关权益如何划分要充分告知买房者。  最后,街区制的推行还需要一些单位做表率。当前,街区制的推行仍面临一些问题,尤其是人们的思想观念误区需进一步疏通,需要一些单位大院率先垂 范、引领,加快开放步伐。这一点,中央的《意见》已经明确,“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开放封闭小区从一些单位大院开始,才有利于未来街区制的顺利推行。(来源:)责任编辑:

[宏观·政策]专家:或因突出问题引起中央重视,或存在问题具有典型性   中央巡视“回马枪”为何杀向这四省?  会不会有更多老虎落马?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徐豪 | 北京报道  等了好久,中央巡视终于杀出了个“回马枪”。  2月23日,中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召开,部署2016年第一轮中央巡视工作。经中央批准,2016年中央第一轮巡视将对32家单位党组织开展专项巡视,同时对辽宁、安徽、山东、湖南等4个省进行“回头看”。  这是十八大之后,中央巡视首次出现“回马枪”。  但在此之前,“回马枪”早已被公众所熟知。  2014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关于2014年中央巡视组第二轮巡视情况汇报时指出:“要加强‘回头看’。巡视过的31个省区市,不是一巡视了就完事,要出其不意,杀个‘回马枪’,让心存侥幸的感到震慑常在。”  而在更早之前,2014年7月16日,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2014年中央第二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上强调:“哪里问题集中就巡视哪里,谁问题突出就巡视谁,巡视过后再杀个‘回马枪’,给党员干部以警示,发挥更大威慑力。”  在传统兵法战术中,“回马枪”玩的就是“出其不意”,要害是“致命一击”。  虽然中央早已给大家做了很长时间的心理铺垫,但辽宁、安徽、山东、湖南四省大概也想不到,首轮“回马枪”打的就是自己。  早在2013年的中央第二轮巡视中,中央巡视组便巡视了安徽和湖南。山东和辽宁,则是2014年中央首轮巡视的对象。  “从巡视监督的初衷和工作模式看,巡视组都是带着问题去明察暗访的,首次‘回头看’选择这4个省,说明这4个省份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的突出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具有典型性。”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如今,中央通过杀“回马枪”的方式,来看这些问题是否得到解决,或者根据问题线索来搜集新的信息。  自2014年中央第二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上提出“巡视过后再杀个‘回马枪’之后,王岐山在2014年中央第三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上再次提到”回马枪“问题。他指出,监督不是一阵子,要针对已巡视过的地方或部门杀个”回马枪“,强化震慑、不敢、知止的氛围。  而在2014年中央第三轮巡视即将开展之际,中央纪委副书记张军接受采访时,专门提到了专项巡视分三种形式:点穴式、巡查式和回访式。他表示,回访式专项巡视就是“对已巡视过的单位,事先不确定,杀个‘回马枪’,检查整改成效,发现新的问题”。  但在2014年、2015年的中央巡视中并未出现巡视“回头看”,而是把重点放在了加快“全覆盖”步伐上。在此前开展的8轮中央巡视中,中央巡视组已经巡视了149家单位党组织。实现了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中央金融单位的全覆盖。按照地方、部门、央企、金融、事业等5个板块类型,中央巡视已完成3个板块的巡视,下一步要完成对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巡视,实现中央部门巡视全覆盖。  今年1月12日至14日,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王岐山在报告中又一次提到:“深化专项巡视,紧盯重点人、重点事和重点问题,机动灵活,精准发现,定点突破,必要时杀个‘回马枪’,开展‘回头看’。要善于见微知著、由表及里,抓住个性、把握共性,把巡视监督和派驻监督结合起来,使巡视节奏更快、效率更高,让利剑高悬、震慑常在。”  “巡视监督最怕陷入‘一巡了之’的境地,十八大之前就有巡视制度,为什么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其关键原因在于没有对巡视的成果进行再检验,以至于让巡视制度没有发挥很好的威慑。”庄德水说。   “中央巡视覆盖已经过半了,这个时候杀个‘回马枪’,第一是条件已经成熟,经过常规巡视和专项巡视,积累了一些经验;第二是时机成熟,巡视中发现了一些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并且也发现了一些‘大老虎’的问题线索,通过问题线索把一些‘大老虎’绳之以法,社会公众对巡视比较关注,巡视成果也初步显现出来。”庄德水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  “现在杀一个‘回马枪’是必要的。”庄德水说,这是巡视工作的需求。一方面要实现巡视监督的全覆盖,检验以前的巡视是不是真有成果,是不是见效;另一方面杀一个“回马枪”,形成震慑,看以前的巡视问题有没有整改到位,以及看有没有新的问题线索。这也为下一阶段继续深化巡视体制改革提供参考。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中央巡视制度是一项规范性、常态性、长期性的制度,因此中央巡视工作并不是“一巡了之”,而是需要反复巡视。在2016年中央第一轮巡视对4个省杀“回马枪”之后,下一步也许还会对其他省份“回头看”,这样精准度更高,解决问题更有针对性,能有效发挥巡视工作的作用。  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刊文称:此次对4个省杀出“回马枪”,向全党全社会释放了一个强烈信号:巡视绝不是巡过了就完事,巡视监督永远在路上。这是中央巡视工作组织制度的重大创新。   被选中“回头看”的安徽、湖南、辽宁、山东,中央巡视组在巡视这4个省的过程中,均发现了其各自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本轮中央巡视开展“回头看”,既是对这几个地方落实整改责任情况的一次考核,同时也是对之前巡视该地区巡视组工作的一次检验。  在巡视组的反馈意见中,安徽被指以权谋私、腐败易发多发;湖南衡阳贿选被点名,有些领导干部搞权钱交易,插手工程项目建设和国有土地出让;辽宁则是组织工作纪律存在问题严重、滥用权力等,还提到了干部档案造假;而对山东的反馈意见,则是罕见地用了400多字的大篇幅,不仅提到了腐败频发、“窝案”高发、买官卖官等问题,还指出“一把手”违纪违法案件呈上升趋势。  在中央巡视组给予巡视反馈意见后,安徽、湖南、辽宁、山东均按要求将巡视整改情况予以公布。《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发现,辽宁、山东发布的大篇幅整改情况通报长达1.4万余字,安徽整改情况通报9700余字,湖南的整改情况通报则较为简单,只有7200余字。  辽宁省将中央巡视组反馈意见细化为21个方面的具体问题和事项,山东细化为20个,均较为详细地对存在问题的单位和个人“指名道姓”。安徽和湖南则分别细化为13和18个方面的问题,从公布的整改情况看,原则性的整改内容较多,个案的追究和查处较少。  但仅从目前已公布的整改意见,无法考证各省的整改是否完全落实到位。是否存在避重就轻或“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情况也不得而知。   此前的八轮中央巡视,让31省份“打虎”全覆盖。在2015年2月27日的《新闻联播》中,中央第八巡视组组长宁延令表示,中央纪委对巡视发现的苏荣、申维辰、朱明国、万庆良、杜善学、谭力、武长顺、韩学键、秦玉海、梁滨、杨卫泽、陆武成等40多人的问题线索进行了立案审查。  《中国经济周刊》去年曾对全国各省份高官的落马情况做过相关统计(详见本刊2015年第44期 《中央纪委“打虎”大数据:31 省份全分布》),其中,山东、安徽、湖南三省落马的副省级高官人数为2人,辽宁省只有1人。对比其他省份,该四省的落马高官人数相对较少。  从该四省份的7位落马高官被查处前的最后任职岗位看,有4位时任省政协副主席,2位时任省委常委,1位时任副省长。其中,被查处的时任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王敏可谓是“一把手”违纪违法案件的典型。  有网友问,选择这四省杀“回马枪”,是否意味着这四省还有“大老虎”?庄德水认为,中央选择这四省“回头看”,并不能说明这四省就有一定“大老虎”,之所以会选择它们,主要还是因为其存在的问题具有典型性。  中央纪委监察部特邀监察员、北京航空大学教授任建明也表示,这4个省都至少在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成为负面典型,因此受到中央的更多关注。“从现在的实际情况看,在已经巡视过的对象中,负面典型还比较多,可能占大头”。责任编辑:

中国经济网昆明1月20日综合报道(尹彦宏)据云南网报道显示,刘维佳不再担任云南省委常委,调中组部工作。  2016年1月19日,云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同意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报告,确认杨光跃、董华、李宁、李小三、李邑飞、程连元、侯新华、姚国华、孙青友、张绍雄、郭大进、杨照辉、杨宁、杨浩东、郭海华、王长勇、苗逢源、李光林的代表资格有效。  昆明市选出的省第十二届人大代表蒋德宏调武警贵州省总队工作。大理州选出的省第十二届人大代表尹建业调江西省工作。保山市选出的省第十二届人大代表刘维佳调中组部工作。解放军代表团选出的省第十二届人大代表邓志平调成都军区工作,钟海潮调广州市工作,斯嘎让转业至四川省阿坝州黑水县。依照代表法的规定,刘维佳、尹建业、蒋德宏、邓志平、钟海潮、斯嘎让的代表资格自行终止。  据中国经济网地方党政领导人物库资料显示,刘维佳,1955年10月生,2011年8月起任云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日前,中组部干部教育局局长李小三已调任云南省委组织部部长。    刘维佳,男,1955年10月生,汉族,山东龙口人。1981年5月入党,1970年12月参加工作,硕士研究生学历。   1970.12-1975.09  吉林省辉南县下乡知青、省杉松岗煤矿工人   1975.09-1979.02  吉林省煤田机械厂工人、团总支副书记   1979.02-1984.09  吉林省煤田地质公司团委干事、副书记,煤田地质局驻长春办事处团委书记(其间:1981.08-1984.07在东北师范大学政治教育函授专修科学习)   1984.09-1986.12  吉林省委办公厅机关团委副书记、书记   1986.12-1988.10  吉林省委办公厅副处级巡视员、机关党委副书记   (1984.07-1987.07在东北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函授本科学习)   1988.10-1990.10  吉林省永吉县副县长   1990.10-1992.06  吉林省委办公厅综合处副处长   (1989.08-1992.06在中央党校函授学院本科班经济管理专业学习)   1992.06-1993.05  海南省委办公厅副处级秘书   1993.05-1994.04  海南省委办公厅正处级秘书、秘书处处长   1994.04-1995.03  海南省富南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   1995.03-1995.12  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主任   1995.12-1998.05  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1993.05-1996.04在吉林大学国际经济系世界经济专业学习,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1998.05-1998.08  海南省人大常委会法规室主任(正司局级)   1998.08-2002.05  海南省委副秘书长   2002.05-2003.11  农业部办公厅副主任(正司局级)   2003.11-2006.04  农业部办公厅主任(其间:2005.03-2006.01在中央党校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2006.04-2008.01  山西省政府省长助理、党组成员   2008.01-2009.01  山西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2009.01-2011.08  山西省副省长   2011.08-2015.12  云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2015.12 调中组部工作。责任编辑:

原标题:陕西一医院发生血透感染事件 致多人感染丙肝炎  今天(2月24日)下午,陕西商洛市镇安县医院血液透析室发生血透感染事件,导致多人因血透感染丙肝炎。目前,感染病例己抽血送检。陕西省已派出调查组和专家组赴镇安对此事进行调查。(央视记者 陈武)责任编辑:

原标题:四川凉山向逾2000个贫困村选派第一书记精准扶贫  中新网成都1月28日电 (高寒)28日,记者从四川凉山州委组织部获悉,凉山州向全州2072个贫困村选派第一书记驻村精准扶贫两年。  “大凉山地区,因自然条件及历史原因,社会发展相对滞后,这就决定了我们的工作必须把扶贫攻坚牢牢抓在手上。”在四川省“两会”期间,省人大代表、凉山州委书记林书成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说,“凉山是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如果凉山的贫困问题不能解决,就会影响全省全国的大局,这既是一个短板又是一个着力点,所以我们必须高度重视。”  针对凉山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的实际,该州向全州3747个村中的2072个建档立卡贫困村派遣优秀干部作为第一书记驻村扶贫,州委11名常委牵头联系11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省人大代表、凉山州委组织部部长冯斌告诉中新网记者,凉山州县级部门派“第一书记”压力大的主要集中在大凉山彝区和木里藏区,如大凉山彝区的美姑、甘洛和昭觉,其贫困村绝对数量在200个左右,而凉山唯一一个藏族自治县木里县共113个村就有贫困村97个。  为解决干部选派难题,该州从较为富裕的安宁河流域6县市选派122名优秀年轻干部,州级机关50人以上单位在已选派的基础上再增派1名优秀年轻干部,到11个国定贫困县担任第一书记,助力脱贫攻坚。  冯斌说:“州委出台这一政策有三个层面的考虑:其一,安宁河流域县市自身贫困村少;其二,安宁河流域县市优秀人才相对富余;其三,安宁河流域县市干部素质比较高,可以起到好的引领示范作用。”  来自州委组织部的80后干部刘铁,2015年10月赴任木里县李子坪白草坪村第一书记。“地域风貌、风俗习惯完全不同,全村居住着5个不同民族,对如何下手开展工作,能不能开展扶贫工作心里真的没底。”他说,“用3个月时间走遍了白草坪的每个角落,这才完全进入状态。”  据了解,他从组织部带来的10万元工作经费和同事们捐献的7300元,以及从县上各部门协调争取的32万元经费,主要用于禁毒防艾宣传、民族团结教育、改扩建村活动室等,目前这些工作正有条不紊推进。  “接下来主要干两件事,一是修路,争取在任内把通组路修好;二是找路,通过外出考察结合村情大家一致同意发展黑木耳种植。”刘铁说。  据了解,四川省目前有400多万贫困人口,11501个贫困村和88个贫困县。其中,凉山州有贫困户15万余户50万贫困人口,2072个贫困村及美姑、金阳、昭觉、布拖、雷波、越西、木里等11个国定贫困县。凉山的脱贫成为四川省精准扶贫攻坚主战场。(完)责任编辑:

分类:爱情

时间:2016-05-13 02:31:03